日本法制史学者服藤弘司对此有较全面的总结：

    战后的法制史学，由于历史学整体上从国家权力的管制中得到解放，自由研究活动得以保障，因而以此为契机，对方法论、作为研究对象的法的范围、与历史学的关联以及在法学中的作用等法制史学的现状，法制史学内部自无须赘言，与此同时也受到了来自外部的严厉质疑。首先是对方法论的批评，这当然是对中田、三浦以来的法科派与文科派双方，尤其是对在战前掌握主导权的法科派方法论的批评，是对将独自发展的我国社会的法生硬地套入潘德克顿法学理论体系，将法学理论教条性地适用于法制史学的反省。……其次是基于与历史学的关联而对法制史学的批评，主要是对法科派学者。将历史的社会现象抽象化，以现行法的概念将过去法的理论体系化……与历史学的要求相差甚远，对历史学几乎无所贡献。最后是法制史学在法学中的意义，这主要是对文科派的批评。动辄固守传统的法实证主义，坚持怀古兴趣倾向的法制史学，既恰当地把握了旧法的足迹，又从外部批评今法，然而终究不能期待法制史学所承载的现代任务。对于针对战前法制史学的严厉批评，也不是没有反驳。如从昭和前半期法制史学只有十人左右专业学者的实际情况出发，不免望蜀之感过强。而且也不是完全没有持论未必确切，甚至有中伤之嫌的感觉。但是庆幸的是，战后的法制史学充分意识到了过去的弱点，极力改善其本质，由此得到了顺利发展。

    （《国史大辞典》编集委员会编：《国史大辞典》第12卷，吉川弘文馆1991年，第621-6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