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迪
11月3日，“2017联合调查数据交付仪式暨高校数据调查共享平台”在成都启动 。在这个收获的季节，我们不妨寻一寻那群参与调查的年轻人一路走过的足印。
对于经济学研究而言，数据如为炊之米。客观、准确的经济数据，无疑是经济学理论研究与发展的基础与前提。
两年前，我采访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周林，听他聊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那些事。周老师说：“经济学家缺少‘靠谱’的客观经济数据。”话虽如此，言辞间却不见许多黯淡与沮丧，至少“甘犁那里做得就很不错”。
去年年底，我采访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邹至庄先生，听他谈经济学发展的过往。邹先生坦言，数据永远也不可能是完美的。“半个世纪以来，我用中国官方数据做了很多研究，结果也是很好的。这些数据很好地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数据并没有那么糟糕。”
数月前，采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谈及对于年青一代经济学人的瞩望，林老师表示“应收集尽量多的数据，以支持实证检验”，一个理论模型应该有很多可检验的推论，即使没有数学模型，也可以根据因果逻辑推出许多可检验的假说。“有了数据，就可以做实证检验。”
一年前，采访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听他讲中国经济数据的点滴。在甘老师言说的世界里，数据褪去了抽象的外在，还原成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故事——数据在浓缩了受访户家庭成员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与家庭生活的同时，也记录了每一个调查人员“守候”、“挖掘”、“审核”、“分析”信息背后的酸、甜、苦、辣，还有咸。他说：“我们的数据都是靠学生的汗水换来的。”
知道了数据从何而来，才会对它心怀敬意。数据的“生产者”如此，数据的“消费者”亦然：“生产者”心中有了敬畏，才能够提供客观、准确的数据；“消费者”心里装着感恩，才不会忽视数据背后的真实，才不会让数据的效用打折扣。
名字解释——“家金”调查
从三江源的玉树，到长江口的上海；从中原文化深厚的古都西安，到日新月异的创新之城深圳；从白山黑水的黑龙江绥滨，到阳光沙滩的海南岛三亚；从“草原钢城”内蒙古包头，到“乌江要津”贵州沿河……炎炎烈日下，几千名20岁出头的年轻人用他们的双脚丈量伟大祖国的每一寸山河。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家金”人。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以下简称“家金”调查）是由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实施的大型抽样调查，旨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居民家庭的资产与负债、收入与支出、保险与保障、人口与就业等方面信息，全面追踪家庭动态金融行为。
“家金”调查始于2011年，目前已成功实施了四次。2011年，调查收集有效家庭样本8438户，样本具有全国代表性。这一年，调查员的脚步走过了25个省，80个区、县，320个村与社区；2013年，调查收集样本28141户，在全国代表性的基础上增加了省级代表性；2015年，“家金”调查样本扩充至40000户，体现了全国、省级和副省级城市代表性。那一年，年轻学人们的步伐覆盖了除新疆、西藏、港澳台以外的29个省，363个区、县，1439个村与社区；2017年，年轻的调查员脚下的步幅与步数有增无减……
2017年，中心联合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南京审计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经贸大学、内蒙古大学、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等多所高校与机构，本着“共同调查”、“共享数据”、“共创研究”的原则开展合作调查，旨在建立一个大型的、综合的公共数据平台，进一步填补相关领域的空白，完善中国微观数据库建设。自此，在“收入分配”、“家庭金融”、“家庭就业”、“家庭教育”、“城乡综合治理”、“农村金融”等专有名词以外，“时间管理”、“真实进步调查”等关键词以更加强势的姿态走进了学人的视线。
经济学是门经世济民的学问。让年轻人的脚步化作丈量神州大地的尺子，并运用收集来的一手数据反思昨天、读懂今天、展望明天，打造“让中国了解自己，让世界认识中国”的理性空间，是每一个“家金”人的光荣使命。一路上，他们且笑、且叹、且泪、且歌。
11月3日，由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办的“2017联合调查数据交付仪式暨高校数据调查共享平台”在成都启动 。在这个收获的季节，我们不妨寻一寻那群年轻人留下的暖心足印。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第67组——“大学生来了”
盛夏季节，或许是因为安静的缘故，乡村的早晨似乎比市区来得清凉。只有村委会门口的皂角树上，知了一刻不停歇。“家金”67组一天的访问就从村委会门口的那棵“很老”的皂角树下开始。这棵皂角树到底有多老？只知道 “庞老伯读学堂的时候，这棵树就在这里了”。
王奶奶今年70岁，家就住在村口。看到一群和自家外孙女很像的孩子们，顶着大太阳从东家窜到西家，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奶奶就把他们喊进门，还特意打开了电风扇。趁着奶奶转身忙去了，王梁丞赶忙关掉了风扇。“奶奶，我们不热，屋里不比外面，阴凉着呢。”
何玉竹是贵州大山里走出来的快乐姑娘，跟着调查的队伍开进了嘉陵江中游的乡村，所见、所闻都透着一股子亲切的味道。玉竹是个风风火火的急性子，说话快、走路快，访问任务完成了，她索性搬来小板凳，帮王奶奶剥玉米、剥辣椒，和奶奶聊得不亦乐乎。“奶奶我们那边的山比你们这里的高，你们这里的山好小哦。”奶奶说：“你们这样一个暑假不回家，爹妈要想的。”玉竹点点头：“我最想的是我弟弟。”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道出了绝大多数调查员决定成为调查员时的那份初心。培训第三天，访员分组完成，同时揭晓了各组“目的地”的谜底。对于来自西南财经大学的同学们而言，“出川”或许成了很多人心中的第一份憧憬。“其实当时就想能够出省就好了，去看看不同的建筑、不同的服饰，尝尝不同的美食。”得知自己的“战场”就在距离成都200多公里之外的南充时，张馨月坦言“当时心里只剩小小的失望，甚至连听课的心思也没了”。
花样的年华容不下真正扎心的忧伤，20岁的年纪善于生产、更善于消费快乐。“地方近就近一点吧，快乐就交给督导去创造了。”姑娘们彼此宽慰，这份坦荡与豪迈却给了小哥哥王梁丞不小的压力。
7月22日，为期一个星期的培训结束了。第二天早上7点半，“家金”67组便从西南财经大学柳林校区出发了。接下来的大半天里，成都东站、南充站、南充市城北客运站依次成了小伙伴们的定位地点；校车、高铁、大客车、出租车顺次成了调查员们的交通工具。
经过了一天的调整与准备，7月24日一大早，初来乍到的调查员们便“摸”进了村子。村委会“出人意料”的给力支持让这群年轻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访问样本中的15户受访者被请到了村委会。虽然此时访员的提问还远不够娴熟，采访也缺乏技巧，但是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的耐心与宽容，让“手忙脚乱”的访问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哪里还顾得上午饭，饿了就啃两口干粮”。还好王梁丞准备充足。
身为督导，很多时候王梁丞都是往返于各受访户、村委会之间。午后的村里不大见得到人在室外活动，田里的黄瓜叶也有气没力地耷拉着，王梁丞没戴遮阳帽，只好顶着大太阳向坡上的村委会走去。说是“走”，那速度不过是“挪”。挪着挪着，整个人突然被一股透心的清凉包裹了起来。于是，本能地停下了脚步。王梁丞儿时在乡下奶奶家长大的，“这就是垄间的凉风”。这股清凉来得干净、透彻、自然，绝对是任何空调都无法企及的，如同冰镇矿泉水永远无法与山间清泉的纯澈相提并论。
既然“顺利”可以来得出人意料，“困难”自然也难免不期而至。访问的第二天，王梁丞和他的队员们终于回到了7月该有的焦灼之中。拒访、空户接踵而至。
门敲不开，张馨月只好电话联系受访者，电话那一边的回答简单、明了：“我在忙，不做。”旋即挂断了电话。“有困难，找书记”绝对是一条行走于乡间的不二法则。村支书一通电话之后，一位热心的大叔就带着馨月和她的拍档再次上门了。大叔叩门，台词更是精妙——“大学生来了”。这一次，一位年轻女子轻轻推开门，露出半个身子来：“爸爸身体不舒服，昨天阴阳师来看过了，这两天不好出门，家里也不方便来人。”聊了两句才知道这位小姐姐便是户主的儿媳妇，对于家里的情况一清二楚，只是怀有身孕，身子不大方便。见馨月一脸的为难又不知该从何说起，小姐姐主动提出愿意在家门口的核桃树下接受访问。馨月和她的小伙伴，外加王梁丞，三颗心终于落了地。
人在征途、孑然一身时，心中常常不由得敲起退堂鼓。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手挽手走在一起，前行的意志才会坚定。
何玉竹的一个访户外出探亲了，电话联系后对方表示愿意接受电话访问。何玉竹在系统中登记，不想却跳出“根据过滤问卷该样本已满足换样，是否换样”的提示。姑娘急了，赶快抱着平板电脑去找督导。领队自然不是白给的，王梁丞三下五除二就纠正了玉竹先前的不当操作，提交了电访申请。谁知后台质控人员在和受访者进行电话核实时，却得到了“不愿意接受电话采访”的答案。于是，这个样就不得不换了。十分钟后，新的样本来了。王梁丞急忙拿着新样本去找村支书，村支书一听名字，眉头就簇了起来：“他们全家都在外面打工啊。”于是玉竹只得再次以“全家在外”为由再次申请换样。很快，新的样本又来了，可是受访户同样不住在村里，一家人在县城打工。这一次，王梁丞决定追到县城去。
事实上，这一天67组的队员们正是兵分两路行动的，此刻王攀和符亚均正在县城采访。这样说似乎并不是特别客观，准确地说，此时亚均正在替接受王攀访问的阿姨卖菜。两个小时过去了，亚均只卖掉了几个番茄和一斤刀豆，总营收8块5毛钱。阿姨并不恼，反而宽慰亚均：“我们这里只买熟人的菜，他们不认识你，当然不会有生意。”
说起王攀，作为67组除督导外的唯一男生，也是有故事的人。王攀来自内蒙古，标准的北方“汉子”，乡间的四川话完全听不出道道来。于是，在最开始的那两天，他受尽了拍档姑娘的各种嫌弃。大学生投身“大调查”，中心是有补助给大家的，虽然数额已经并没有多么重要了，姑娘们却偏要拿这个说事儿，说王攀就是“躺着赚钱”，毕竟那些天活儿都是人家代劳的。可王攀并非等闲之辈，没出三天就可以独挡一面了。于是，姑娘们赶紧又颁了个“最佳进步奖”给他。
坐在王奶奶家的小板凳上，王梁丞托着腮，盘算着若干让他更为头痛的事情。67组共有7个社区、 5个村的280户样本要访，路线设计、经费管理都是督导的职责所在。下一站该去哪里？王梁丞在手机地图上找不到答案，决定还是晚上收工时请教下包车的司机师傅。这两天，县城与村之间每日包车往返，王梁丞与师傅谈定的价格是80块。不知去到下一个远一点的村时，师傅是不是还会答应这个价格。这个研一在读的大男孩，第一次找到了当家的感觉，也第一回感受了柴米之贵。
7月的川渝地区，晚上8点钟太阳还不紧不慢地走在落山的路上。迎着晚霞，吹着晚风，67组的第一天调查工作终于收工了。王梁丞带领着调查员们步出村委会，大家沿着缓缓的坡路向下走向公路边。生命中，晚霞从未如此绚烂。这群年轻人毫不怀疑，此刻的清凉与静好是独属于他们的。一切都是对自己一日努力与辛劳的嘉奖。“那一刻的感觉实在太棒了！”回想起那晚的美，王梁丞的脸上依旧写满了自豪与沉醉。回到县城后，王梁丞带着队员们狠狠地吃了一顿。据说那一晚，平均每人吃了两碗米饭。
8月6日，在王梁丞的朋友圈里，终于又见67组众姑娘甜甜的笑。分别十几天，一张张小脸蛋分明个个小了一圈，黑了不少。“在连续3天每天25户的高强度工作量下，约下个村的书记，他说今天村里‘赶场’，所以我们决定休整一天，酷热的天气也挡不住我们要拜访朱德故里的红色的心。”这一天，姑娘们终于“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换去了天蓝色“戎装”，穿上了最美的裙装。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第61组——“我会来接你们的”
唐玲是个白白、瘦瘦，一身文气的姑娘。平日里娇羞柔弱的妹子被扔在了田野间，偏偏又成了督导，竟也生出了十二分的沉稳与果敢：早上，她顶着太阳把调查员送去受访户家里，晚上她常常披星戴月去受访户家里接调查员收工，其间就是折返于各受访户宅院之间。可惜这世上的女子多半是路痴，很多时候一个人走着走着就没了方向。每每这个时候，唐玲就只好来来回回地走，然后见人就问。“反正我记得每个访户的名字！”
到了目的地，常常脚也乏了，她就静静地坐在一旁，听调查员的采访提问。“这样才可以知道每个人的采访存在哪些问题，晚会时就可以总结了。” 旁听了一段王靖淞的访问之后，唐玲起身赶去下一户看看情况。出了门，“靖淞的提问有点急了”，督导小姐姐自言自语。
这一次61组进驻的这个村分布得比较分散，一条公路把整个村子一分为二，邻里之间常常彼此相望而不得见。“大部队”7点进村，时钟过了10点，游璐嘉和陈崎澐才出现在了受访户的家门口。一路上，两个姑娘不知翻过了多少田埂，穿过了多少玉米地，不知踩出了多少属于自己的路：“常常走着走着就没有路了，然后只好折返回去，换一条路试试。”
“苦尽甘来”的“苦”是“辛苦”。看到两个姑娘满头大汗，阿姨抱出了自家种的梨子：“这个我们是不卖的，只留着自家吃。”一边说，阿姨一边不急不忙地削起了梨皮，一个接着一个，不一会儿每个人手中便都抓着一个去了皮的梨子。咬上一口，甜甜的汁水入喉，这大概便是“苦尽甘来”的“甘甜”。
梨也吃了，访问就该开始
了。阿姨打开电风扇，想给姑娘们吹吹风，不想按键压下去，风却没出来。阿姨有些摸不着头脑，一旁她四岁的小孙女却开心地叫了起来：“没电了。”提问、回答，访问顺利地进行着，不知何时起清风拂面而过——电来了。
下午璐嘉和崎澐要上门的那户人家住在山顶。于是，分手前唐玲特意多留了些干粮给她们，毕竟不知要搞到几点才可以收工下山。临出门，玲玲又丢下了那句暖心的“我会来接你们的”。
“既然当了督导，很多时候就得硬着头皮往上上。”这话从一个20岁的女学生口中讲出来，眼前的温婉中瞬间写满了“95后”的倔强。
刘梦雅是个爱笑的姑娘，第一次遭遇拒访，她的笑还挂在嘴角；第二次被拒之门外，她笑靥不改；第三次叩响门环，受访者看到的依旧是梦雅笑眯眯的眼，于是，这一次终于把梦雅和她的拍档迎进了门。访问从晚上六点半开始，聊着聊着天就黑了，继续聊啊聊啊，雷声就响起来了。眼看就要十点了，访问终于结束了。见督导玲玲姐正站在受访户家门口，来接自己回“家”了，梦雅笑得更甜了。
午后的太阳并不怜惜那些脸早已通红的姑娘。迂迂回回、曲曲折折，一路上唐玲紧盯着微信共享位置的变化，终于在公路边的一户人家大门口找到赵启南和刘梦雅。两个丫头索性席地而坐，手机壳就扔在地上，“手机滚烫，好吓人啊，我们这是帮它散热呢！”原来，她们身后的这户人家就是下午的访问对象。只是大中午的，见人家门窗紧闭，两个姑娘也不敢上前敲门，担心扰了人家午睡。2点钟，唐玲敲门，却无人应。几通电话打出去，又是一个拒访的故事。不过回味起中午在前一个受访姐姐家里吃的拌凉粉，梦雅又呵呵地笑了起来：“好吃！”
讲起这一天的遭遇，启南和梦雅脸上写满了传奇。原来她俩早上入户的路上，邂逅了两只拦路狗。双方对峙许久，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于是，只好老办法——电话玲玲姐。玲玲姐哪里敢怠慢，赶紧求助村主任。很快，一位叔叔就赶来了，帮两个姑娘解了围。
白清源是个高高壮壮的东北小伙，他的拍档税玉玲就是个传说中小辣椒般的川妹子。主访清源负责采访户主吴爷爷，陪访玉玲则有些问题要问吴奶奶。可是奶奶一早出门去赶场，然后就没了音讯，爷爷偏偏记不得老伴的手机号码。于是，唐玲又适时出场了。她问村主任要来大队长的电话，再问大队长要来其爱人的电话。兜兜转转，电话那边终于传来了正在逛庙会的吴奶奶的声音。
分组前，重庆姑娘唐玲一直在关注昆明的气温：“能去云南就好了，那里很舒服的。”不想，她却被安排在了川内，“开始有点不甘心，不过仔细一想也能接受，毕竟有语言上的优势，访问要方便很多”。然而，事实却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前些日子，崎澐采访了一个80多岁的老奶奶。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川妹子，崎澐想不到自己竟然吃不准奶奶的四川话，奶奶也听不懂崎澐的四川话。于是，只好请来住在奶奶隔壁的阿姨做翻译。如此一来二去，一聊就是5个钟头。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第78组——“你们把钱留着，给我打打电话。”
成都的暑热就像口中的辣子，够劲，也够爽！相比之下，上海的夏天就显得闷了许多。公布分组前，马双双的小心脏一个劲儿地噗噗乱跳，前面的两组都被派去了甘肃，“78组上海”的讯息传来，双双心中竟生出了小小的窃喜。马姑娘喜从何处来？答案就在于夏日里长三角地区空气中浸漫的水气，“对皮肤好”！
这个夏天在上海，马玥说她人生第一次找到了扎心的感觉。为了挽回拒访的哥哥，倔强的姑娘竟然洋洋洒洒，编辑了一条800字的短信，把心里的话都写了出来。没想到哥哥的回复简单、更冰冷，真真给了一路走来顺风顺水的大学生当头一棒。
短信不管用，留言条也并非总是有效的。黄兴霖的一张留言条就曾被受访者交给了楼下保安大叔，并请大叔转达“这样的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了”。说起这事，福建小伙子摇摇头，依旧是一脸的无奈。
大调查的第十天，黄兴霖早已掌握了如何判断一个拒访户有没有争取希望的技巧——蹲守过程中，如果发现一户人家的猫眼原本是暗的，后来亮了，上前敲门，如果猫眼忽地又暗了，就说明“没戏”。
外面的人看上海，看到的常常是浦江两岸林立的高楼大厦、入夜后街头不息的人流与车流，却感受不到淹没于其中的每一个生命的呼吸与脉动。调查员有机会仔细端详这座城市的一颦一笑，走近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柴米油盐。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从此，“股市”、“股票”、“炒股”便在这座摩登都市悄然兴起，走进了寻常百姓的生活。对于今天的年轻人而言，关于那段日子的记忆大概只有在影视作品当中才能寻到。谁能想到，就在这个夏天，上海的弄堂里，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竟给几个来自四川的大学生讲起了当年弄潮股市的风光。不是吹牛，他们地地道道是建国后的第一批股民。
访问中，赵倩问阿姨股市里有资金多少，因为家里还有其他客人，阿姨不方便露出“家底”，就在调查员的平板电脑上敲出了数字。阿姨对于数字特别敏感，至今依旧准确地记得当年购入的第一支股票的价格“18.12元”。说起来，赵倩对于阿姨的精明能干心服口
服，“当年，阿姨还会买非公开市场股票哦”。
一次，梁硕敲开了一个奶奶家的门，两个大学生被迎了进去。爷爷身体不大好，不方便被打扰，采访就在储物间里进行。访谈从下午三点开始，聊了一个半小时，却还没有进入正题，奶奶一直在给两个孩子讲解放前家族兴衰的故事。陪访姑娘听得入了神，偶尔还要插上两句，梁硕却一直盯着墙上的挂钟，估摸着奶奶的晚饭时间将近了，他心里那个急啊。“小伙子，你不要急哦。”奶奶原来是有节奏的。四点半一到，“提问与回答”环节正式开始。聊着聊着，门缝塞进来一张纸条，上面用蓝色马克笔醒目地写了一行字。梁硕把字条递给奶奶，又怕奶奶看不清，“奶奶你看得到吗？”于是便读出了声，“你是一只掉入陷阱的绵羊，正在遭受社会骗局。”读完最后一个字，小梁怔住了，原来这行字是在说自己，和陪访四目相对，却又无话可说。奶奶读出了两个孩子脸上的不安与尴尬，急忙宽慰道：“我们不理他。”访谈结束了，奶奶又谈到了爷爷的病，泪就流了下来。临行前，按规定调查员要交给奶奶50块钱的误工费，可奶奶却说什么也不肯收：“要不你们把钱留着，以后给我打打电话。今天你们听我唠叨，我已经很开心了。”出了门，小梁把钱塞在奶奶家门口才转身离开。
从奶奶家出来，那一晚两个人都没怎么讲话。因为，有些心疼奶奶。
第二天，小梁接到了奶奶的电话，她说她会把这张钞票珍藏起来。
苏州姑娘盛紫懿是整个78组唯一一个擅长吴侬软语的调查员。有的爷爷不会讲普通话，有的奶奶的普通话口音很重，于是很多时候紫懿就扮演了队里翻译的角色。不过她一点都不觉得自己吃了亏，毕竟队友们都在抱怨弄堂口那家汤包好甜的时候，只有她吃得最开心了。“其实我们苏州人吃得还要更甜一点哦。”
年轻人最容易记住最好玩的事情。一次，调查员问一位阿姨：“共享单车究竟是哪里吸引了您？是价格、便捷度，还是其他的什么？阿姨回答：“颜色。”说起共享单车，也确实帮了78组的大忙，一早、一晚全靠单车通勤。自打马双双小时候学会了骑车，就没有真正操练过——“初中、高中全都是住校的，没机会骑啊”。于是，双双的单车路上习练就在上海完成了。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第8组——6天没能敲开一户门的“空户大哥”
第8组的开局特别戳心——40个样本活生生地磨去了孩子们两个星期的光阴（第8组后期平均效率为15个样本/天）。
这个样本区位于城乡接合地带，动拆迁工作方兴未艾，人口流动性非常大，绝大多数房屋空置。尹文阳人称“空户大哥”，他的纪录是连续6天没能敲开一户门。第七天终于喜迎久旱之后的甘霖，却从此留下了不大不小的心理阴影。此后凡是叩门的活儿，文阳都尽可能“让”给同行的姑娘。
大调查过程中的“敲门”和我们回家时那句“妈，我回来了”前的“咚、咚”两声可是完全不同的。让人家的宅门为陌生人敞开，靠得不只是运气，更多是勇气、真诚、礼貌和能够化解一切猜疑的微笑。戴思涵——一个让大多数人都难以对她说“不”的邻家妹子，连敲了四五户后，终于丢下一句“我不敲了”的狠话。“你不敲我敲”，但凡听到人家应门，文阳就赶快把思涵推到“猫眼”前面摆好，自己的身子隐在一侧。
敲门工作需要技巧，更需要群众基础。在孩子们的眼里，查水表的阿姨就是神一样的存在。阿姨力气大、中气足，进了楼道就高喊“查水表咧”。很多时候，甚至连敲门都省了，人家就把房门敞开了。思涵就曾跟在阿姨身后，人家查表走人，思涵留下来开始访问。
天生我才必有用，敲门固然非我强项，却不妨碍文阳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电访小能手。电话访问受形式制约，访问时间过长很可能遭遇电话被中途挂断的尴尬。平均时长20分钟的访问，电话里硬是被小伙子压缩到了9分钟。诀窍绝不在于语速，而是真正让问题烂熟于心。他常常把几个逻辑关系紧密的问题揉在一个问句里，串在一起提问。比如询问受访者的家庭资产类型，文阳并不是各资产类别逐一提问，而是先问：“您家里都有哪些类型的资产？”在对方思考的间隙，再一一细问。“我觉得浪费人家时间已经很不好意思了，能快就快一点吧。”谁说“95后”的世界里只装着自己，小伙子的一句轻描淡写大声地回击了这样那样的误解。
电访担当尹文阳更是组里唯一的壮丁。第8组哪个姑娘的箱子最大、最重？大男孩心里门儿清。山东小伙远去川中求学，好不容易回到北方，却要陪着众姑娘继续吃辣。这也就罢了，可怜还要被她们数落，“空户大哥不吃辣，一吃辣的就打嗝”。奈何“她”众我寡，文阳只好摇摇头，继续心甘情愿地干着那些肩挑背扛的活儿。唯一的男丁也不总是吃苦受累的，在前一个受访点，姑娘们三四个人挤一间房的时候，文阳可是爽爽地住着单间。
斯郎卓玛是个娇小的藏族姑娘，她个子不大，声音嗲嗲，一双小腿上满是蚊子叮咬留下的痕迹。“那些颜色较深的是去年的，不过绝大多数都是这个夏天北京蚊子为我留下的纪念。”
说起卓玛，调查员都会夸耀一下自家“战友”的语言天赋，然后得意地排出五个手指：“藏语、四川话、普通话、英文、韩语，我们卓玛都在行。”
不管卓玛的语言功底如何了得，当她遇到了听力不佳的老爷爷时，办法也只有一个——喊。一次，卓玛和思涵结伴去访问一个年近九旬的老爷爷。采访持续了两个小时，两个小姑娘就吼了两个钟头。“爷爷，您家里有多少存款？”好在住在隔壁的叔叔是爷爷的儿子，否则真的要担心爷爷家的隐私安全了。“那个爷爷可是当年随毛主席从西柏坡来的！”说到这里，两个姑娘一脸的敬仰和崇拜。
第8组是个快乐的小组，第8组是个多民族的小家庭。小组一共8个成员，有一半是少数民族。来自四川甘孜的卓玛是藏族、来自河南的王梦冉是蒙古族，东北姑娘思涵是满族、大理姑娘李一群是白族。朝夕相处一个月，彼此间竟结出了生命中从未经历过的依赖与友谊。
见到王梦冉之前，笔者耳朵里早已塞满了姑娘们关于她的七嘴八舌。“梦冉好文艺啊”、“梦冉的声音好甜哦”、“梦冉的文笔好棒哦”，“梦冉拍照也好好看啊”，“但是我上次听梦冉跟她爸妈讲电话，却好武林外传啊”…… 文阳坐在一旁笑而不语，估计他也是插不上话的。后来见了梦冉其人，倒也不得不佩服众姑娘的语言白描功力，一个字“像”！
8月8日，是第8组进京的第29天。在北京城晃了一个月，同学们连天安门都没去过。3天后，他们就要班师回川了。算算未完待续的工作量，“恐怕这一次是没有机会去看升国旗了”，年轻人脸上全不见惋惜与沮丧，“那就下次再来呗”。这话不假，年轻的生命有的就大把大把的机会。
（受调查样本保密协议限制，文中受访者姓名、具体样本点名称均不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