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译之
在西方家喻户晓的荷马和他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直到鸦片战争前夕，才经由传教士介绍到中国。在他和他的作品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他的名字先后被翻译成和马、马和、侯美尔、贺梅尔、和美耳、河满、何满德、诃美洛思、何美洛思、鄂谟尔、鄂谟、和马洛斯、荷马种种。这些不同的中文名字究竟从何而来？不同汉字的选取，究竟是音译、字义的差别，抑或别有原因？中国人对荷马的认知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在古希腊语中，荷马的名字有两种不同的写法：¨Ομηροζ和¨Ομαροζ。它们分别来自两种古希腊的方言，以前者更为流行。盖因文献不足征，后人对于荷马的生平和历史上的具体活动不乏揣想，这也体现在对他名字含义的多重解读上。¨Ομηροζ一词在希腊语中，可以解释为“跟随”、“人质”和“盲人”三个含义，人们便根据这三个含义分别把荷马解释成了“追随领袖的人”、“作人质的贵族”和“盲诗人”。但他到底是不是贵族，眼睛盲不盲，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荷马的名字版本，比他的生平版本更多。Ομηροζ在拉丁语中作Homèrus。在属于拉丁语族的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中，它被拼作Homère、Homero和Omero，在发音时省去了开头的“h”和结尾的“s”；在同属日耳曼语族的英语和德语里，它则被拼成了Homer，省去了后两个音节。荷兰语中的这个词，发音最接近希腊语，拼作Homerus。虽然上述诸种形近而音异，但总体来说尚属正常现象。泰西语言种类繁多，发音规则各异，古老的词汇一旦开始流传，便会因着不同的传播次序、文化差异和语言变化，衍生出不同的形式。因此，当这位诗人最初被译介到中国时，他的中文名字也是五花八门，译者之间少有共识。
荷马的名字在中文出版物中，首见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下简称《东西洋考》）。该刊在道光丁酉（1837）正月的一篇名为《诗》的文章中，称荷马是“欧罗巴”“诸诗之魁”，译名选用了“和马”二字。《东西洋考》初刊于1833年8月，是来华西人在中国境内主办的第一本中文期刊。刊上文章皆不署名，参与编纂者主要有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等人，他们大多是以英语为母语的新教传教士。其中，郭实猎来自普鲁士，但他常年用英文写作；且郭氏虽是《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创办者，却不是1836年以后的主要作者，该文恐非郭氏手笔。鸦片战争以前，来华西人多在广州附近活动，所习汉语方言大多为粤语，裨治文和麦都思便皆长于粤方言。在粤语中，“和”字发“ho”音，与英文的发音基本一致，“和马”二字正是来自于英文的Homer。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几位编者，在新教传教士中的地位极高，其翻译的影响力自然不可小觑。鸦片战争以后，梁廷枏编纂《海国四说》，称“希腊人马和”，译名来源正是前述的“和马”，只是不知何故将两字位置调换。1857年，《六合丛谈》在麦都思创办的墨海书馆刊印。艾约瑟（Joseph Edkins）在上面发表《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和马传》等文，用的也是“和马”。艾氏称，“和马者，不知何许人也”。又称其“所作二诗，一名《以利亚诗》，赋希腊诸国攻特罗呀十年破其城事。一名《阿陀塞亚诗》，赋阿陀苏游行海中，历久归国事，诗各二十四卷，非一人手笔”。向中国读者大致介绍了《荷马史诗》的相关知识。自1837年初见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和马”这个译名至少被人们使用了20年。
不过，艾约瑟对于“和马”这一音译似乎不甚满意。1885年，艾氏在编译《西学略述》一书时，便将荷马的译名改成了“和美耳”。大约到中法战争前后，西学不再是一种禁忌，传播西方知识的著作逐年增多。除了艾约瑟的《西学略述》之外，诸如谢卫楼的《万国通鉴》（1882）、丁韪良的《西学考略》（1883）都是这个时期的重要代表。在《万国通鉴》中，荷马被译作“侯美尔”；《西学考略》中，则译称“贺梅尔”，用的都是与“和美耳”相近的译名。在这一时期，学用官话的传教士渐多，他们在音译时，也大多会对照官话的发音来选字。“和美耳”、“侯美尔”和“贺梅尔”，不但在官话中的发音非常接近，而且这也正是Homer在英语和德语中的另一种读法——[h？m？:？]的音译。它听起来很像希腊语的发音，只是缺少最后的尾音“s”。从偏好上看，以艾约瑟为代表的一大批传教士，对于希腊的原典似乎有特殊的执念。
早在1870年代，一些身处欧洲的中国人注意到了这个身世成谜的诗人。彼时郭嵩焘正奉命出使英国，他在日记里，曾两次提到荷马。第一次是光绪三年（1877）七月初三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何满得所著诗二种，一曰谛雅得，一曰阿锡得。”即《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之谓也。第二次是十月二十一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希腊文学盛于西土，如诗人河满及谛窝奢尔斯，皆有高世之行，而安贫乐道，遗弃一世，有类古高士之所为”。和晚清不少士大夫一样，郭嵩焘在记录译名时也相对随意，在他的日记中，一个西名有时能找到多个不同的译名。虽然后人点校郭嵩焘日记时，将“何满得”、“河满”二名皆注为“荷马”，但事实上，这两个词的音节长度不同，西文的来源也不同。“河满”无疑来自Homer，“何满得”则来自Homerids，后者一般翻译为“荷马氏族”、“荷马门徒”或“荷马的子孙”。在西方，《荷马史诗》的成书过程存在较大的争议，郭嵩焘称Homerids乃史诗作者，亦不排除他关注过荷马身份的争议，知道《荷马史诗》“非一人手笔”的可能。
19世纪初，荷马的译名又发生了变化。1904年，王国维在《教育世界》上发表《教育偶感》一文，感叹“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因“古今之大著述，苟其著述一日存，则其遗泽且及于前百世而未沫”，如“希腊之有鄂谟尔也，意大利之有唐旦也，英吉利之有狭斯丕尔也，德意志之有格代也”。王国维是浙江海宁人，鄂谟尔、唐旦、狭斯丕尔、格代这些略显古怪的名字，很可能是他在音译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时，受到海宁方言的影响。在海宁方言中，“鄂”字的发音类似普通话的“我”。在法语中Homère的发音，就几乎与海宁方言的“鄂谟尔”一模一样；而在日语中，尽管“ホ”发“ho”音，但ホーマー带有长音，读起来与“鄂谟尔”亦有些相近。因此，王国维的“荷马”译名，有可能来自罗曼语族的Homère、Omero，但亦不排除来自他所熟悉的日语的可能。
或许是因为王国维的光环，或是因为同样生于浙江且留学日本，鲁迅对王国维的翻译颇为认可。他曾撰文《不懂的翻译》，专门引述过王国维翻译的译名。在译指荷马的场合，鲁迅也采用了“鄂谟”的译名。这一译名甚至影响到了曾经留学英国的福建人严复。在严复的文章中，同样也用“鄂谟”或“鄂谟尔”来指代荷马，尽管这个发音与他所熟悉的闽方言、英文或官话都相去甚远。
不过，大概因为王国维的音译仍有些生僻，一般读者还是更青睐那些简易直白的译名。所以，同时期的作品中，由和马“改良”而来的“荷马”便成为主流，其使用频率比“鄂谟”要高得多。1902年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就发出过“希腊诗人荷马，旧译作和美耳，古代第一文豪也”的感叹。尽管在1916年的《叒社丛刊》上，周作人仍然固守着希腊语的发音，坚称“希腊诃美洛思，旧译荷马”（亦有人引作何美洛思），等到1936年，钱天起在编《学生国文学类书》时，就只说“荷马或称荷马洛斯”了。待到抗战结束，“荷马”这一译名遂成共识。
从“和马”到“荷马”的13个不同的译名，尽管源自于荷马一词在西语中各式各样的发音，其背后暗含的，却是西方学界对这位诗人身份的困惑和争议。这些译名的变迁，构成了这一西来文化符号从出现到混淆、经过反复竞争并最终定型的过程，几乎就是一部缩微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只可惜，“史书”出则“史料”亡，那些被淘汰的译名，以及它们所蕴含的信息也随之湮没了。我们很难从仅剩的“荷马”二字，去寻觅西学东渐中的嬗变和美感。现在人们仍然记得的，可能只剩下他奇伟隽永的作品和迷离的身世了。（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