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华孔子学会儒商会会长黎红雷做客第113－3期文汇讲堂暨“优秀传统文化接着讲”第三讲 《传统文化与经济效率》。方太集团董事长、总裁茅忠群及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史学系主任程霖分别担任对话及点评嘉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传承系列五讲 (简称“接着讲”五讲) 由文汇报社和复旦大学联合主办，文汇讲堂和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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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摄影 傅国林 金梦参与本版整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否促进经济效率？ 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企业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精神财富，为国家振兴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国力上升、文化自信之时，我们就可以心平气和地回答这一问题了。
嘉宾主讲
传统文化如何看待效率？
“效率”是现代的概念，是指单位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从管理学的角度看，效率是指特定时间内组织的各种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率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并未使用此概念，但却讨论过与之相关的问题。
法家依据“自利论”见效快，儒家依据“向善论”更稳健
《韩非子·难一》 篇中讲述：舜在历山、黄河边、东夷分别种田、打鱼和制陶一年，纠正了败坏的风气。孔子赞誉，圣人的道德能感化人啊! 对此，韩非子反驳道：舜一年纠正一个过错，三年纠三错。但若下令“符合条令的赏，不符合条令的罚”，晨传暮达，过错傍晚就纠正了，十天之后，全国都可以纠正完毕，何苦要等上一年？ 显然，在韩非子看来，儒家的道德教化比不上法家的法令赏罚更有“效率”、效果更明显。
但在儒家看来，道德教化不仅容易获得民心，也能取得迅速的治理效果。《孟子·公孙丑上》 引孔子的话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法令之快，只是一种“欲速则不达”的“快”。与之相反，儒家所追求的治理效果，是积极稳妥的快，这就只能依靠“德治”。
儒家“德治”的人性论基础是“人性向善论”。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但其共同点都是主张通过道德教化扬善去恶。以往认为法家主张“性恶论”，其实是错误的。韩非子的理论从未谈及于此。法家“法治”的人性论基础是“人性自利说”，是一个事实判断；而善与恶是一种价值判断，这其实是儒家的专利。韩非子认为人生来就是自私自利、趋利避害的，只有“利”才是人们行为的唯一动力，并以此作为实行赏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理论依据。
德治与法治并举，王道与霸道杂之
依照法家的治国之道，战国时期地处西部边陲的秦国实行奖励耕战的政策，平时生产更多的粮食，战时砍下更多敌人的头颅，都可以获得奖励、升官进爵。由此，秦国造就了被称为“虎狼之师”的强大军队，迅速扫平六国，统一天下。从这个角度看，法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讲“效率”也最有“效率”的学说。但是，迅速崛起的秦皇朝又迅速走向灭亡，使得后来的治国者对这套“效率”理论不得不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实施了一段黄老之道后，人们的目光转向追求积极稳妥效果的儒家治道。自汉代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的治国之道基本上都是儒家与法家融合，德治与法治并举，王道与霸道杂之。
在今天的企业治理中，比如华为，一方面提倡团体精神的“狼性”，效率为先；另一方面又在分配上兼顾公平，实行员工持股。华为总部刻碑树立的公司信条是“小胜靠智，大胜在德”，依然把“德”作为企业的最高追求。
市场经济如何以利他为动力？
西方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利己主义”的基础上的。按照亚当·斯密的设想，每一个理性经济人从“利己”的动机出发，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就必须考虑他人的利益，从而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最终达到“利他”的结果。但是，两百多年来的西方市场经济实践证明，斯密的设想过于乐观了，“利己之心”并未得到必要的限制，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巨大财富将人引入歧途的典型例子。
塞勒“人是一个非完全理性的个体”挑战斯密假设
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是美国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他将心理上的现实假设纳入到经济决策分析之中，通过探索有限理性、社会偏好和缺乏自我控制之后的后果，展示了这些人格特质为何系统地影响各个决策以及市场的成果。
塞勒也曾研究“利他”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在他看来，市场经济中的“利己主义”并非完全有效，人们会通过合作产生共赢，获取更大的效率，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无私地牺牲自己的利益，比如慈善捐助等。因此，塞勒的结论是，人既不完全自利，也不完全自私，只是一个非完全理性的个体。这一结论是对亚当·斯密“利己主义是理性行为”理论的直接挑战。
稻盛和夫“利他之心”经营哲学挽救破产日航
关于“利他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其实东方企业家早已在实践中解决了。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提出“利他之心”的经营哲学，主张“在追求全体员工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幸福的同时，为人类和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2010年，将近80岁的稻盛和夫出任破产重建的日航董事长，仅用一年时间，就使日航做到了三个世界第一，利润第一，准点率第一，以及服务水平第一。其奥秘就是“以利他之心为本的经营”。稻盛和夫指出：“也许大家会认为，‘利他之心’是伦理道德范畴内的语言，与企业经营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认为，经营者具备‘利他之心’，与提升企业效益这两者之间绝不矛盾。”他分析，“利他之心”能够唤来超越自力的所谓“他力之风”来帮助自己。稻盛和夫“利他之心”经营哲学的理论和实践，是对以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拨乱反正，对当代世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典范作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时，马云前往日本拜访稻盛和夫。他对稻盛和夫说：“我觉得我们可能看懂了人性。人都有善良和邪恶的一面，希望灵魂不断追求好的一面，但如果不能把自己不好的一面控制住，把美好的一面放大，那是不会成功的。”
2014年阿里巴巴在纽约证交所挂牌上市前夕，马云给投资者发出了公开信，详细解释了他的“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的内在逻辑：“在新经济时代，没有勤奋、快乐、激情敬业和富有才华能力的员工，给客户创造价值就是一句空话。没有满意的员工队伍就不可能有满意的客户，没有满意的客户绝对不可能有满意的股东。”
信息时代向数据时代转型，“利他思想”引导“共享经济”
全面地看，“利己”与“利他”都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早期的市场经济理论以“利己”为动机，鼓动人们从自己的利益与需求出发，努力工作，持续改进，确实推动了经济效率的不断提升。但是，如果过分强调“利己”，必然给社会治理和企业经营带来越来越大的额外成本，最终拖垮社会与企业，他们的成功绝不可能长期持续，经济效率也就无从谈起。
当前，世界正处于信息技术时代向数据处理技术时代的转型。表面看是技术上的不同，实际上则是思想观念层面的差异。其中最重要的是成功者必须有利他思想，只有让你的员工、客户、合作伙伴、竞争对手比你更强大，社会才会进步，你才有持续的成功。就此而言，“利他主义”有助于纠正“利己主义”的弊端，促进当代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进而从根本上提升经济效率。目前，概念源于西方但正大量在东方尤其中国实践的“共享经济”的兴起，就是“利他主义”的体现。
当代儒家商道如何促进企业经济效率？
说到儒家商道，就不能不提起被誉为“儒商鼻祖”的子贡。孔子与子贡之间就有过关于“利己”与“利他”的讨论。
人己互利的仁爱思想，构成了传统儒家商道的底色
据 《论语·雍也》 篇记载，孔子不是片面地强调“利己”或者“利他”，而是将两者进行结合，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种人己互利的仁爱思想，构成了传统儒家商道的底色。司马迁的 《史记·货值列传》，记载了包括端木赐子贡和陶朱公范蠡在内的几十位商人的事迹，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核心精神便是“生财有道，富而好德。”在中国古代，商人们津津乐道的是：“陶朱事业，端木生涯”、“经商不损陶朱义，货值何妨子贡贤”……
当代中国企业家形成了“儒家商道”的集体智慧
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当代中国企业家，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包括“老人言”即家风家教，“圣人言”即国学经典，“前人言”即传统商道等。他们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管理科学技术相结合，形成了我称之为“儒家商道”的集体智慧，包括拟家庭化的企业组织形态、教以人伦的企业教化哲学、道之以德的企业管理文化、义以生利的企业经营理念、诚信为本的企业品牌观念、正己正人的企业领导方式、与时变化的企业战略智慧、善行天下的企业责任意识等。那么，儒家商道如何促进企业的经济效率呢？
第一，关爱经济效率的创造主体。员工是企业经济效率的创造主体。苏州固锝提出“建设幸福企业”的概念，即要把企业当作“家”来爱护和经营，把所有的员工当作“家人”。具体做法有：满足员工的归属感、尊重员工的人格尊严、提升员工的福利待遇、展现领导的亲和力、营造企业的人情味等，总体上就是“仁者爱人”。据公司报表显示，推行“幸福企业”五年来，苏州固锝的市值增加了115.57%，利润增长了458.81%。
第二，厚植经济效率的思想根基。效率是由人创造的，而人是需要教育的，只有通过教育，让员工学会做人做事，才有可能奠定企业经济效率的思想根基。在欧美社会，做人的教育责任基本上由教会承担，企业对员工的“教育”，仅限于专业技能的培训。但在中国，这种“教以人伦”的责任就需要由社会和企业来承担。东莞泰威电子有限公司，2002年管理层开始学习《论语》 《孙子兵法》 《了凡四训》 等古代经典；2005年，组织员工学习《弟子规》；2012年内部成立泰威学院，提出“深信因果，践行弟子规”的核心价值观。公司不仅要求员工行孝践德，也组织全体员工参加国家高等自学考试，目的是为企业和社会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
第三，建立经济效率的保障机制。企业提升经济效率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必须有从思想到制度的全方位保障。现代企业制度来自西方，当代中国企业推行儒家商道，必然面临如何将二者结合的问题。方太集团提出的“中学明道，西学优术，中西合璧，以道御术”十六字方针，就是很好的思路。他们将“仁义礼智信”五常阐述为员工的行为规范，还借鉴传统晋商做法，推行按人头分配企业利润的“身股制”。近五年来，方太的年均销售增长率为28.8%，利润率增长14.33%。
总的来说，第一，中国传统文化是重视效率的，其中法家注重短期效率，儒家注重长期效率。第二，古典市场经济理论只将利己作为经济效率的推动力，而当代企业家的实践表明，利他同样是经济效率的推动力。第三，综合前面两点，儒家商道智慧，把人的利己与利他，企业的短期效率和长期效率相互结合起来，为保证企业经济效率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路径。
嘉宾点评
中国式管理模式：传统文化中涵化出企业效率
程霖
中国经济发展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转型中，除靠制度转型、技术变革外，还靠什么？ 靠文化传承创新。因此，今天的论题既有时代意义，也非常具有理论价值。
国际学界的文化经济学主要从两个维度考量文化作用：宏观经济绩效和微观个体行为。未来学家赫尔曼·卡恩在 《1979年及未来的世界经济发展》中，将东亚经济高速发展的地区称为“亚洲伦理工业区”，并指出其成功主要取决于当地系列文化价值观。卡恩挑战了马克斯·韦伯认为的“儒教不利于产生资本主义精神动力”的观点。
黎教授论述了利己和利他都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已开始将利他行为纳入研究范畴，心理学、生物学中的“亲缘选择理论”和“互惠利他理论”等被用来分析经济问题。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由于利他主义者会使得外部性内在化，增加团体互动的利益，这样内部有利他主义成员的家庭就会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这或许是亚洲许多家族企业长盛不衰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涌现的优秀企业家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企业管理实践，其中蕴藏着构建中国式管理模式的丰富土壤。对这个命题，黎教授从理论层面，茅总从实践层面给出的答案是坚持义利合一、义以生利的儒家理念，以儒学之道驾驭现代管理科学之术，形成中外融通的中国式管理模式。我认为是一种文化自信。过去二千年中，中国传统经济管理思想曾对现代经济学形成影响，如日本式管理模式、美国罗斯福新政、里根主义经济思想，随着新时代的来临，中国人应该且有能力再度为世界提供新的具有中国智慧的方案!
嘉宾对话
如何做到“义以生利”?
儒家治理包含德治和法治，教化为先能减少小错误
茅忠群：对于企业经营者来说，既需要长期效率，也需要短期效率。从您30多年的研究来看，这两者是否矛盾？ 如何结合？
黎红雷：这两种效率是客观存在的。短期效率是长期效率的基础，长期效率是由N个短期效率组成的。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企业家关注的重点不一样。据我观察，中国民营企业家创业史基本上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个体工商户，在创业阶段，为了个人生存、家庭温饱，不少企业家无法不考虑短期效率；第二阶段是私营企业主，拥有了几百或上千雇员，就要考虑短、中、长期效率了；第三阶段，像你们方太有一万多员工时，就要考虑做“伟大的企业”了。而长期效率也要通过若干个中期、短期来分解和逐步完成，是吧？
茅忠群：是的。后人在总结古代国家管理经验时有“阳儒阴法”之说，我认为这可能是不太成功乃至失败的经验。微至企业的治理，巨及国家的治理，核心思想应该一以贯之，反之，在企业里会形成两张皮，难见长久效果。所以我的以儒御法其实就是儒家思想，完整的儒家管理包含了“德、礼、政、刑”，不仅有德治，还含有法治。
黎红雷：确实，孟子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一个管理者只靠善心不能治理政治，尽管孟子很强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法律是拿来管人的，如果人的良心坏了，什么法都没用。所以儒家看透了这点。那你是怎么德法结合的呢？
茅忠群：方太把员工的错误行为分成了 ABC三类。学习儒家文化在公司推广开后，我首先取消了C类错误比如迟到等的罚款，改为主管与其谈话。四年监测数据上看，C类错误违反者每年下降一半，体现儒家的长期效率。但犯了最严重的A类错误，还是立即开除。既通过教育让员工不想犯错误，又通过严厉的处罚让员工不敢犯错误，把短期效率和长期效率有效结合了。
斯密过高看好经济人的理性，“利己必利他”假设有漏洞
茅忠群：稻盛和夫在“利他之心”指导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利他之心是否是解决市场经济问题的良药？ 斯密哲学中也有利他思想，但为何出现了危机？
黎红雷：斯密把人看成一个完全的理性人，这是理论的缺陷，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塞勒已经指出：“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是不可能存在的”，塞勒试图堵上亚当·斯密的漏洞。
茅忠群：所以，不能仅靠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必须要加上严格的法律去限制损人的行为，同时加强道德教化，再有政府的宏观调控加以合理的干预、调节，因此需要“四只手”协同发挥作用。
黎红雷：法律法规是政府调控的工具。对宏观的市场经济来说，第一是市场调节，第二是政府调控，第三是社会文化的调整。社会文化包括道德信仰，在西方由教会完成，我们引进市场经济，却无法引进其整体的文化，这方面在中国要由我们的社会和企业来承担。从微观来看，企业有三个发展驱动力———利益驱动、机制驱动、心性驱动，企业心性的体现就是愿景、使命、价值观，你怎么看？
社会文化调整中的企业教化能使“义以生利”成为现实
茅忠群：企业的教化作用很重要，这也是我不遗余力连续近十年推动儒学熏化全覆盖的动力。如何用儒家商道促进经济效率？ 其实就是“义利合一”。义，对应传统文化，利，就是经济效率，内涵也非常丰富。一种是君子爱才取之有道，另一种“义以生利”更高一层，你尽管去做合乎道义之事，利就在其中。《大学》 结尾云：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方太之前的管理是非常西化的，在2008年开始导入传统文化，如何两者结合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管理？ 我摸索出五个总纲，第一中西合璧，不能两张皮。第二是仁义经营，就是对顾客、员工要仁至义尽，假如产品和服务能够让顾客12分地安心，还用每天去计算利润吗？ 第三是品德领导，“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还有“其身正不令而行”不就含有效率吗？ 第四个是德法管理，教化不太可能对100%的人有效，对10%的无效就用后面的政和刑。第五个是领导修炼，对中国文化土壤上从事管理活动的领导人要求必然比西方要高，就一定要修炼。
伟大的企业：作为社会组织，如何在经济安人同时导人向善
刚才黎教授肯定我要做“伟大的企业”，2014年，我就开始思考。西方认为企业只是一个经济组织，东方文化认为企业还是一个社会组织，作为前者当然要满足并创造顾客的需要，但作为后者就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并且导人向善。
所以，我得出伟大企业的四个特征叫“顾客得安心，员工得幸福，社会得正气，经营可持续”，这是公司未来十年的新愿景。
我将2007-2016年销售和利润的数据分成导入传统文化前后的两个五年，前五年年均销售增长率是20.3%，后五年是28.8%，增长了8.5个点；前五年的利润率是8.44%，后五年是14.33%，增加了将近6个点。所以，我深深地感受到古圣先贤说的“义利合一、义以生利”并没有骗我们，完全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