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宪光
人们所熟知的张岱，大抵是 《西湖七月半》 《湖心亭看雪》 里的那个张岱，即便不能说达到了晚明精致生活的最高境界，恐亦相去不远。那个张岱，是五十岁之前的张岱，极爱繁华，任性好奇，参契幽微，妙趣横生，作文仰慕徐文长，著史思继太史公。这么一位纨绔子弟，是真名士，亦是大玩主，玩什么东西，都几乎玩到了极致的地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无一不精。好弹琴，一不留神便成了绍兴琴派的代表人物；好梨园，则家养戏班享誉一时；好美食，则“食鸡而知其栖恒半露，啖肉而识其炊有劳薪”，著有 《老饕集》。他的五花八门的爱好，所擅长的各种巧艺，当然不止于此，而明末的大动乱则把一切都打碎了。张岱曾说，这个大动乱是块试金石，可见出世人的心术与真面。据新发现的沈复粲抄本 《琅嬛文集》 (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我们才知道张岱曾毁家纾难，亲身参与了迎奉鲁王监国的隐秘历史。其时大厦已倾，奸佞当道，他屡次受到诋毁，只好避其锋芒，深山著史。沈氏抄本中有一些新材料，有助于我们了解他的日常生活。
陶庵是茶道高手，少年时即“死心究茶理”，“辨析入精微”，还革新了日铸茶的制作技艺，将之命名为兰雪茶，对茶史也进行过细致的研究。庚寅(1650) 三月，看到有人在卖日铸茶，他“辗转更踌躇，攘臂走阶址”，无钱购买，只能“嗅之而已矣”，———此时他“断饮已四祀”。对于这样一个讲究精致生活的人来说，心里该有多么难受。沈抄本还有一首诗写他往日铸山做茶，不像以前请了徽州的茶工，用炒青新法做茶，这回陶庵只能自己动手了。倘若他能用自己制茶、烹茶的手艺谋生，就像明遗民徐汸卖画谋生一样，大概也可以小有贴补。可是他宁肯躬亲稼穑，也不肯放下自己的架子，养蚕舂米都是常干的事。《看蚕》 一诗，写家中仅有八九棵桑树，不能为新蚕提供桑叶，而一家老小早晚断炊，“人饥蚕又饿”，老人却只能在院子里转圈子，真是让人叹息不已。为了谋生，陶庵买了上千尾鱼苗，希望通过养鱼致富，还雇了个老头看鱼塘。结果却是“未曾见寸息，一罄我所储”，夏粮不继，又复断炊。思前想后，最后名士派头发作，竟然把围口打开，把鱼儿都放跑了。陶庵仰慕渊明，修修史、写写诗、种种菊花还成，养鱼则全然是外行。他与渊明最相似的是贫困，不过一个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一个是陵谷沧桑所致，而赤手支贫、躬亲稼穑则一也。集中有 《舂米》《担粪》 二诗，写陶庵“身任杵臼劳，百杵两歇息”，“婢仆无一人，担粪固其分”。想想当初“婢仆数十人，殷勤伺我侧”的生活，再想想而今“连下数十舂，气喘不能吸”的窘迫，陶庵老人只能以“日久粪自香，为圃亦何恨”解嘲。“处贫”不是单单摆在张岱面前的一个难题，也是摆在所有遗民面前的难题，对张岱则尤为严峻。因为他生长膏粱之中，缺少谋生的技能，不能力耕，不肯坐馆，不愿入幕，亦不屑于巫医卜筮，所以就只剩下受穷忍饥了。这对于他精致的味觉、嗅觉以及消化能力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但他似乎一直在尝试调整自己。
大概是因为要忙于填饱肚子，陶庵晚年诗作不富，唯于生辰以及岁除之际偶有所作，内容不外乎叹老嗟贫，而穷困的状况则一篇有一篇之不同。五十八岁生日这一天作 《甲午初度是日饿》，感叹“饿亦寻常事，尤于是日奇”，不过他天性豪爽，也被自己的贫困逗乐了，一边自嘲地说“一贫真至此，回想反开颐”，一边问家人谁把他的酒藏起来了。其家累之重，见于 《甲午儿辈赴省试不归走笔招之》，一大家子十八九口人，“日食米一斗”，贫困至此，他也不肯出去交际，还嚷嚷着“宁使断其炊，取予不敢苟”。诗中对六个儿子的描写也很有趣：大儿子奔走四方，仅能糊口而已，二儿子打着读书的名义，贪恋的是酒杯，三儿子只喜欢嬉游四方，把性命交给朋友，四儿子则好为大言，还有“二稚更善啼，牵衣索菱藕”。真是够揪心的。他对儿辈“慕功名”、喜交游并不反对，可是为了求功名“撇我如敝帚”，老人则是有些不满的，于是呼吁他们“不如且归来，父子得聚首”，过一种恬淡的生活。这一年次子参加科举考试，试图再现祖上考中进士的辉煌，却灰溜溜地归来。儿子没有考上，说不准陶庵还心中窃喜呢。要想摆脱贫困，对年青一代的读书人来说，科举应试仍是谋取俸禄、重整家风的便捷之道，陶庵对此虽没有明确反对，心底里大概未必以为然。
读张岱的诗文，让人感到亲切的是他不回避家庭的矛盾，把那种一地鸡毛的窘况写出来了。《仲儿分爨》 写老人对儿辈的不满：“正告吾儿曹，年有近三十。娶妇而儒冠，毛羽不复湿。老父当此时，望尔供晨夕。奈何五六口，犹望我之粒。柴米稍不周，诟谇到我侧。”于是陶庵提出让二儿子分家单过，甚至说出了“喂儿不得饱，杀之亦何益”的狠话来。这跟现代家庭闹分家，搞得鸡飞狗跳的情景并无二致。张岱还写过一篇 《儿盟》 (仅见于沈复粲抄本)，作于明亡后十九年，是与儿女们订立的赡养协议。以陶庵的风雅，倘不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大抵不会干这种有伤风度的事。他开头先表扬了自己忍饥守节的立场，接着说了自己的无奈，本着忠孝的家风，要求儿女们“日致米半斗，老子则自备水薪；月分任一儿，先生则思馔酒食”。老陶庵念念不忘的是“花开结子，生育只为今朝”的古训，且要立字据为证。有趣的是结尾二句：“倘不以吾语为然，但只问女安而已。”这篇文字用了骈文的形式，又夹杂着“留得青山在，依旧好砍柴烧”之类的大俗话，戏谑亦复心酸。戏谑，正是陶庵的一贯风格；辛酸，在在折射出其晚境之艰难。
陶庵晚年隐居著述，甚少外出游览，明亡后仅两至西湖。1654年，他重返柳洲亭，看到西湖名园“半椽不剩，瓦砾齐肩，蓬蒿满目”，或许也刺激了他对往事的回忆。也是在这一年前后，大儿子答应给他造一艘小划船，可以徜徉于千岩万壑间。这又勾起了老人的诗性，美滋滋地想着“静载琴书去，幽深是六陵”，触目皆是“白莲砦下藕，红水独山菱”，日落归来就可以“薄言供晚酌，船尾挂鱼罾”了。从骨子里来说，陶庵是个浪漫的人，常常生活在回忆里，才会写出 《陶庵梦忆》 《西湖梦寻》 那样极美妙又极悲伤的文字来。随着故友凋零，认识他的人越来越少了，只要遇见亲友故旧，重话故园沧桑，便忍不住有一番伤悼怀旧之感。陶庵为人，将烈士与名士、激烈与深情、慷慨与妩媚兼于一身，其诗初学徐渭，继学竟陵，晚年描写日常生活的诗作，却与他们全不相似，洗落繁华，宛如家常，而胸臆自出。
无论在哪个年代，恪守节操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孤独、寂寞不说，贫困就是最直接的敌人。一个人熬得了三年五年的贫困，像陶庵老人那样一熬三十多年，委实不易。可贵的是，他固然是个激烈的人，却没有因境遇的改变而牢骚满腹，或流入苛酷的仄路上去。日常生活中的他，依然喜欢戏谑，依然保持着那种浪漫与妩媚，不过更笃实平易，更接地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