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菲

    近年来，“赛博空间”“赛博格”“义体”“人机端口”，这些通常经由文化产业渠道进入我们思维和话语的概念已然脱离了科幻范畴，在科学和民用领域各自兑现了应用价值，高调声张自身的此刻性。然而，在它们诞生的原生场景里，应用价值从来不是重点，其视野从来越过此刻，甚至脱落于载体，向未来反复趋近与逃逸。这些科幻文学影视中的源叙事往往具有深刻的人文关怀，或许更有可能透过纷繁的世相洞悉本质；也因为如此，尽管它们往往依托特定叙事类型或反类型而抹消了真实的不和谐音（例如“攻壳机动队”系列中仿生人被用作复仇与赎罪的符号），却依然稳踞不同代际的次文化经典之位。德勒兹认为一本哲学的书应该是科幻小说和侦探小说的合体。哲学必然是另类书写的未知，反之亦然。

    赛博空间（Cyberspace）一词是控制论（cybernetics）和空间（space）的组合。根据控制论之父诺伯特·维纳的定义，所谓“cybernetics”就是研究机器中通信控制机能与人类神经感觉机能间的同构性。1948年，威廉·吉布森出生。1982年，他在一篇名为《融化的铬合金》的短篇小说里发明了“cyberspace”——人机交互的空间。这次命名叩开了未来之门。彼时我们所知的信息时代刚刚拉开帷幕，联机还是令人振奋的朦胧前景，而敏锐的科幻小说家已经抓住社会破绽的线头。2年后，次文化圈的不朽之作《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问世，威廉·吉布森进一步将人机接口定义为肾上腺素和电阻晶体的完美衔接。赛博空间中法制系统崩溃，黑暗的力量把持秩序，而市场资本主义的消费盛宴变成非法商品流通的猖狂。

    从此末世反乌托邦谱系中的拜我教成员又多了一个：赛博朋克（cyberpunk）。主人公是一名“垮掉的”黑客牛仔（反英雄），在现实世界和数据网络，“肉体的囚笼”和“如蓝莹莹的高潮”一般的接入体验之间来回穿梭。故事从他背叛某大佬跨国公司，被其注入神经毒素后失去了基本的谋生手段开始。被奉为致幻剂反文化主义灵魂教父的威廉·吉布森，晚年居住在温哥华郊区仿都铎式双层楼房里，凭借“赛博空间”概念的传布——从黄页到《牛津英语辞典》——成功上位，安稳地过着中等收入群体的审慎生活。那么问题来了，威廉·吉布森在这个虚拟世界里究竟看到了人类社会的未来，还是代入了自己底层小人物笔耕揾食的心酸现实？无论是哪一种，都丝毫无损于它作为“未来预言”的本质。这位科幻小说家比任何研究社会经济的专家更深刻地洞察到，人类文明经过千年积累被后现代主义无限解构，而他笔下的蔓生都会（Sprawl）宛如文明烟花燃尽后的沉沉黑夜。

    赛博格（Cyborg），又译生化人、改造人，通常指全身经过“义体”强化的人类。从本体论层面上看，赛博空间是一种“集体共享的幻觉”，它的住民是一种去身体的精神存在。比起《神经漫游者》里抹消肉体感觉的虚拟地沟世界，“攻壳机动队”系列（本文主要基于神山健治导演的Stand Alone Complex(S.A.C)01）依然具有实在的物质沉重。国安九课是一个秘密政府武装组织，它的工作主要针对高科技犯罪和威胁国家安全的活动。这支由队长草薙素子带领的黑客部队除了配置了高级AI的机动装甲战车（塔奇克马）之外，其人类成员几乎都是“赛博格”，义体强化的程度以及对此的态度各不相同。在物质世界的未来中，法律、民族国家、军队等暂时运作良好。所谓“攻壳”，攻为破，壳即肉体，一旦打破肉体的屏障，精神数据的交换必然是完整无损的。这里可能潜伏着一种错觉，即强调精神与肉体的对立必然会唤起笛卡尔的幽灵。然而赛博格无疑更多吸收了现象学意义上的身心观，外部世界是身体的延伸，或者说不存在精神之“外”的世界——当眼睛（作为视觉信号接受装置）被“夺走”时，“我”所面对的“真实”不再真实。这样一种去中心的身心观同样反映在一种去中心的社会观上。在奠定该系列哲学基调的“笑面人”剧集里，一桩天才的网络黑客犯罪被无数“模仿者”复制。在网络中，“中心”不再是个体（光电子信号），而是多个高能光点构成的集群，吸引着分布在广大空间中的离散分子向其趋近。在这样的世界里，拥有雄厚资源（包括用来接入网络处理信息的手和脑）的政府和生产纳米身体零件的财团是一种强力，但不绝对，因为金字塔型的等级社会结构由于突破一切藩篱的人机融合已然瓦解。

    “攻壳机动队”系列所描绘的人与科技的未来源于进步主义的科学进化论。与此相对的是一种同样古老并且深入人心的悲剧意识，即人类社会的等级并不会因为科技进步而根除。1983年，一部改写科幻影史的电影诞生了。它的影响很快溢出科幻类型和各种亚文化的圈子，无数评论毫不吝惜地喷洒其上，纪念放映、学术研讨会规格不断升级，然而资深科幻迷往往感觉复杂。无论如何，其浓重的哥特式影像风格，使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会深深记住这座雨雾愁锁、霓虹凄凄的城市。以笔者之见，雷德利·斯科特根据菲利普·迪克《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改编的《银翼杀手》（Blade Runner）之所以引发争议，是因为它在犬儒祛魅、消费至上的后现代氛围里，用严肃到令人尴尬的淳朴感伤思考何为人性以及何处寻回：通过爱与救赎（在仿生人罗伊身上充斥着程式化的基督教意象）。同时，悲观和恐惧无可消除，却可以通过感伤柔化。在《银翼杀手》中，仿生人（replicants）的命运就像他/她的记忆一样，被公司预先编写，这种设定的伦理基础涉及一种激进危险、非理性的信念，它们都在自然的生物性差异基础上谱写世界的蓝图，其正当性和合理性渐次稀薄。仿生人是人性阴影的化身，也是人性的试金石。

    星际殖民、器官移植、绝症治疗，科技和科幻想象力在这些领域的挤头突破，是不是寻找“人类”的代用品就像我们寻找能源代用品那样？或许我们深深期盼并恐惧着边沁式最大合理化社会的到来。“当可供选择的可能的生活方式从内部浮现出它的卑微性……我们不由感到身为人类的耻辱”，而在德勒兹看来，这也正是哲学的最大动力（《什么是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