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博

    古典文献的辑佚考证，是一个艰巨浩大的文化工程，常要经过众人努力才能取得一定的成绩。相应地，凡扎实去做文献功夫的学者往往是要认真恳切地对待已有考证结果，查缺补漏，辑考献疑，使古典文献的辑考工作不断臻于完善。最近见到秦蓁先生所撰《释守仁不是王守仁：阳明佚文辨析》（《文汇学人》2017年9月22日）一文，辨析阳明佚文，举证十余例，目为失误。读罢秦先生文，令人生疑。本人在此仅就秦先生《释守仁不是王守仁：阳明佚文辨析》一文中提出的十余篇辑考质疑，与秦先生商榷。

    《游海诗》与《告终辞》

    秦先生认为：“《游海诗》及《告终辞》录自《烟霞小说》本《高坡异纂》。《四库提要》评该书云‘小说之诞妄，未有如斯之甚者也’，观此诗、辞，乃言阳明南谪道出钱塘时，有二人执之欲沉江中，阳明作诗三首并遗言以寄家人。小说家言，荒诞不经，本不足怪，而《佚文》竟以入录，骇人耳目，莫此之甚。”本人以为，笔记小说作为文献考证的重要参考材料，恐不可全然否定。刘瑾遣二校追杀阳明、阳明游海遁入武夷山的事本载在阳明《游海诗》、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邹守益《王阳明先生图谱》及陆相《阳明山人浮海传》中，并不是小说家言。束景南先生早在2012年就写过一篇《正德二年阳明“游海”之谜的破译》，考明阳明遁入武夷山的全过程及阳明作《游海诗》的真相，指明《游海诗》实际上是王阳明作的一部诗集，而刘瑾遣二校追杀、阳明游海遇仙的故事本是王阳明自造，就载在他的《游海诗》中。陆相的《阳明山人浮海传》就是根据阳明的《游海诗》（还有口授）写的。《高坡异纂》中引的《游海诗》与《告终辞》就出自王阳明的《游海诗》与陆相的《阳明山人浮海传》，不是小说家言。

    《哭孙燧许逵二公诗》等

    这二首诗是束先生辑自墨憨斋主人编的《皇明大儒王阳明出身靖乱录》，并作了相关考证。而秦先生不作考证，断定《靖乱录》是小说家言，这二首诗“文辞鄙俚，岂阳明手笔哉，当是小说家之拟作而已”。按墨憨斋主人（一般认为是冯梦龙，有说为是冯梦龙之孙）编的《靖乱录》虽是一部演义传录，但史实多是据有关可信的资料编成，如写王阳明在江西平乱，就是据王天与的《平寇录》（实录）编成。写王阳明平宸濠乱，就是据《王阳明全集》中的相关资料编成。写阳明游海遁入武夷山，就是据阳明的《游海诗》、钱德洪的《阳明先生年谱》、陆相的《阳明山人浮海传》编成等。里面都有真实的资料来源，该书的历史价值早已引起学者的重视。如王阳明与钱德洪都提到阳明为平浰头发布过一篇谕文，但在今《王阳明全集》中并没有这篇谕文。束景南先生就在《靖乱录》中发现了这篇《示谕城中文》，与王阳明、钱德洪所述全合，推断这篇《示谕城中文》应原载王天与《平寇录》中，被墨憨斋主人取用入《靖乱录》中。因此《靖乱录》中所叙有演义成分，也有史实成分，所引资料多有可信，未可皆目为小说妄言。至于用“文辞鄙俚”作为辨伪的标准也是行不通的，王阳明自身就是写俗诗俗文的高手，《王阳明全集》里有很多俗文俗诗，就连《传习录》也多是口语俗语的记录。

    《与王侍御书》

    秦先生认为此篇“所据为何福安《宝晋斋碑帖集释》，其下哓哓数百言”，“《佚文》既抄录何福安书，竟不知此石刻所从何来”等，这不实事求是。按阳明《与王侍御书》的手迹早在网上流传，尽人皆知。该篇佚文首先是计文渊先生发现的（1996年），因为同安徽无为县米公祠有关，所以束先生在考中已经说明“书有阳明手迹刻石藏安徽无为县米公祠，见何福安《宝晋斋碑帖集释》，计文渊《王阳明法书集》著录”。秦先生指责束先生“抄录何福安书”，也是错误的。何福安《宝晋斋碑帖集释》中并没有著录阳明的《与王侍御书》。细读《王阳明佚文辑考编年》相关文段，束先生只是要人从何书中了解米公祠中的碑刻手迹的收藏情况。根据书中说“昨承颁胙，兼锡多仪”，束景南先生考定这是讲米公祠致祭事，“王侍御”是指王璟。秦先生对此不作考证，认定“王侍御”是贵州巡按御史王济，此书作于正德二年阳明在贵州时。实际按束先生考，阳明在贵州时，贵州有多个姓王的御史，如王质、王济（见《王阳明年谱长编》；按：付梓未出），秦先生凭什么判定这个“王侍御”一定是王济而不是王质？据《与贵阳书院诸生书》书一，越榛（越文实）、邹木（邹近仁）均是贵阳文明书院中的阳明弟子（同上）。那么秦先生凭什么判定这里说的越榛、邹木一定是在正德二年（三年？）来见阳明，而不可能是在此前或此后？这也需提供材料考证。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书中云“昨承颁胙，兼锡多仪”是指什么事？这样一件大事不经细考，就断定“王侍御”是贵州的王济，这不能令人信服。又按秦先生的说法，越榛、邹木是贵阳文明书院的阳明弟子，那么王阳明在正德四年九月才来贵阳文明书院任教，认识了越榛、邹木，但王济在五月十六日就已经及代归朝，早不在贵阳，他如何可能在九、十月还在贵阳“昨承颁胙，兼锡多仪”？王阳明又如何可能在这时还派越榛、邹木去“请罪”？秦先生的说法不能成立。

    《何陋轩记》

    这篇《何陋轩记》，原是束景南先生发现于《书迹名品丛刊》中，因篇后有跋说此记是“聊寄此以慰舜功年丈远怀”，所以束先生顺便对“舜功年丈”作了一些考证，这本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并不影响对这篇记文写作年代与真伪的考定。秦先生找到一个字“舜功”的王盖，就一口咬定“舜功年丈”就是王盖。事实上，明代字“舜功”的人很多，秦先生凭什么断定这里的“舜功年丈”一定就是王盖？又凭什么断定王盖是比阳明大一辈的“年丈”？这都需提供充分的文献史料，考证说明。束景南先生从阳明说的“寄此以慰舜功年丈远怀”，推断这个年丈应为牧相，因为牧相也因奏论刘瑾被罢逐，阳明也因援救牧相被贬龙场驿，所以同病相怜，阳明寄此文以慰牧相之怀。牧相与阳明为同年，阳明在少年时曾与牧相同受学于王华，故从阳明是牧相的学弟来说，阳明称“弟守仁”；又从牧相是比阳明大一辈的同年来说，阳明称牧相为“年丈”。至于说牧相是阳明的“姑父”，按王华并无亲妹，牧相是娶王氏同族王臣（王昌之子）的女儿为妻，同王华、阳明关系已很远，王臣之女只能勉强说得上是王华的远房“堂妹”，钱德洪称牧相是王华“妹婿”并不确切，阳明从来也不称牧相为姑父，而尊他为“年丈”。按明人多有一名二字，从阳明文集中可以看到阳明称人常好称其人另一字，以示亲切熟知。牧相字时庸，一字舜功，“舜功”与“相”名相应，也与“时庸”字相应，这是明人取一名二字的原则。这是束先生考证的一家之说，秦先生不同意也可以，但应作出自己的考证，不能简单指责了事。

    《口诀》

    此诗是束先生取自《性命圭旨》，秦先生认为是误收，指责是“随意比附而定”，且认为“此四句即《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睡起写怀》七律颔颈二联”。按束先生早在2011年就写了一篇《〈性命圭旨〉作者“尹真人”考》（发表于《文史》2011年第一辑），考定阳明在弘治九年拜尹真人学“真空炼形法”的修炼，《性命圭旨》中这首《口诀》就是他在阳明洞中修炼“真空炼形法”的体验记录。后来大概想要掩饰自己早年的学道修炼，他在正德五年把这首《口诀》七绝改写成了一首《睡起写怀》的七律。所以束先生在《王阳明全集补编》这首诗下特加注说：“按：《王阳明全集》卷十九有《睡起写怀》，中四句与此《口诀》同，可见乃是阳明自将早年作《口诀》七绝改为《睡起写怀》七律。”王阳明有好修改变化自己诗文的习惯，试举几例：如阳明弘治十四年写有一首《化城寺》（之五），是游九华山的诗，但在弘治十五年游茅山时，他把这首诗稍变几个字，题作《蓬莱方丈偶书》，变成了游茅山的诗。所以束先生在《王阳明全集补编》这首诗下特注说：“按：《蓬莱方丈偶书》之二乃从《王阳明全集》卷十九《化城寺六首》之五变化而来。”又如著名的《矫亭说》，本是王华所作，阳明后来稍改几字，变成了己作，收入《王阳明全集》中。又如阳明著名的《堕马行》，本是邵珪所作，即《邵半江诗》卷五的《堕马歌》，阳明稍变几句，变成了己作。又如阳明弘治十四年作《和九柏老仙诗》，是游九华山的诗，但在正德六年他把这首诗改题为《梅涧》，变成了游嘉兴梅涧的诗，让于凤喈收入了《正德嘉兴志补》，所以束先生又在《王阳明全集补编》此诗下特注说：“按：《正德嘉兴志补》卷九录有此诗，题作《梅涧》。”又如阳明起先提出“王门四句教”，但后来他又增改变化其中句子，提出了“王门八句教”等。这些束景南先生都作了详细考辨，不足为怪。

    《游子怀乡》

    此篇原为《王阳明谪黔遗迹》一书误辑，束先生初据此书作为佚诗辑入。但后来发现有问题，在《王阳明全集补编》中已删去。秦先生自是看到的，如何说成了是自己的“发现”？《王阳明全集补编》确系《王阳明佚文辑考编年》（增订版））“删除书中考证文字”而来，但不仅“篇目稍有增加”，而且篇目有所删除。此篇即是其一。

    《无题道诗》

    束景南先生在《辑考编

    年》中辑入了这首《无题道诗》，并作了考证。但因感觉仍有有疑点，并没有确定为真篇，所以他作了谨慎的保留，说：“惟诗后提‘临书’，古人云临、临文、临书，有自作文之意，亦有书录、临摹他人文之意，此诗或是阳明临书他人之道诗耶？姑记疑于此以俟考。”王阳明一生好佛道，束先生曾考定阳明向尹真人学“真空炼形法”的修炼，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说他“筑室阳明洞中，行导引术。久之，遂先知”。邹守益《王阳明先生图谱》说他“辟阳明洞旧基为书屋，究仙经秘旨。久之，忽能预知”。王畿更对阳明在阳明洞中进行“真空炼形法”修炼有具体的描述。这都是人们熟知的常识。其实，马星翼《东泉诗话》所载 “李太白乩仙七绝诗九首”断然不是李太白所作，显然是藤县吕仙阁内一班乩仙道士的拼凑伪造，秦先生竟拿它们来作为证伪的证据并无意义。本人以为，最大的可能还是这首《无题道诗》是王阳明所作，后来到清代道光年间吕仙阁的乩仙道士剽窃了这首佚诗，拼凑成所谓李太白乩仙七绝诗九首。综合以上情况，目前最正确的处理方法还应是像束先生一样将这首诗存疑待考，不必遽定为伪篇。

    《泗城土府世系考》

    该文束先生辑自《古今图书集成》，他根据《王阳明全集》中阳明自述的资料作了自己的考证。秦先生对束先生的考证不置一词，只引白耀天的考证来证明《泗城土府世系考》是伪文，指责束先生大错，这在文献学考证研究方法上有失严谨。白耀天先生的考证（2005年）可成一家之说，但并未千古定案，所以束先生又作了新考。王阳明在《泗城土府世系考》中主要考定土州之岑氏是源出绍兴余姚岑氏，而非地方土州傜人土民，这是王阳明的独特看法，后人可以说他对，也可以说他错（有如阳明自认为其先祖是王羲之一系，而实际是王导一系），但不可以为他说错了，就推定《泗城土府世系考》为伪文，何况王阳明是不是说错也很难说。迄今为止，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定死该篇为伪文，因此后人仍有继续考证的必要。

    《送日东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

    这篇序，束景南先生辑自《邻交征书》，秦先生指责束先生不知该序的原始出处，说“原件今在五岛美术馆大东急纪念文库”。按该序最早乃《王阳明全集》编者所辑，但因有错字漏字，且未作考证，不知了庵和尚其人及其来明进贡的事情原委，所以束先生转而从伊藤松的《邻交征书》中辑得了此篇，并根据《邻交征书》中的资料记载，全面考清了日本东正使了庵和尚其人及其出使来明的整个经过。束先生在考证中也明已说明了此序的原始出处：“按此序真迹又为日本九鬼隆辉所藏，斋藤拙堂《拙堂文话》著录此序。”实际《邻交征书》于此序下也明注云：“真书，伊势正住氏藏。”秦先生的指责很不实事求是。秦先生又指责束先生辑的此序有错误，说“有”应作“所”，“朱”应作“采”等。按《邻交征书》中这篇序是伊藤松据伊势正住氏所藏的原件著录，并作了校对，“所”是“有”的形误，“采”是“朱”的形误。如作“所”、“采”，则大不通，这是一般校勘者都会看出的问题，秦先生完全说颠倒了。

    《夜归》

    这篇诗，束景南先生辑自阮元所书阳明诗手迹。阮元称这首诗是王阳明所作，他看到过阳明这首诗的真迹。秦先生指出这首诗《柳亭诗话》卷六作戴颙作，可算“歧出”，但还无法肯定这首诗是戴颙作而不是王阳明作，存疑待考可也。类似的还有，秦先生指出《地藏塔》《满江红》《题倪云林春江烟雾图》也为另人作，这也可以视为“歧出”，存疑待考。又，秦先生提出《西湖》《题温日观葡萄次韵》《望江南》分别是贺甫、释守仁、瞿佑所作，这还可再作进一步考定。

    以上商榷意见，也仅是本人的若干思考。

    文献的辑考研究本是一个逐渐深入、不断完善的过程。如对王阳明佚诗、佚文的辑佚考证，可以说是经过了两个世纪、几代人的努力，不断开拓，才取得了现在这样的成绩。以束景南先生二十余年来对王阳明佚诗、佚文的辑佚考证来说，就是一个不断辑考、不断完善的过程。束先生在2012年写出了《阳明佚文辑考编年》， 2015年出了增订本的《王阳明佚文辑考编年》，又在2016年写出了《王阳明全集补编》与《阳明年谱长编》，并从去年又开始写一部增订本的《王阳明全集补编》与修订本的《王阳明佚文辑考编年》，这正是一个学术上精益求精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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