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少伟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有一个丰富的文学场域，即左翼文学思潮及实践。它有两个显著特征：斗争性和强烈的现实批判，人们对此思潮的看法见仁见智。但我们仅从国内的视角来看待一种文学思潮，眼光是否太过狭隘？于是，我想考察一下华裔美国文学对左翼文学资源的借鉴，从较广的视野来看待左翼文学。不少华裔作家正是在左翼文学精神的旗帜下，创作了迄今仍有影响力的作品。
要说左翼文学对华裔作家的影响，就不能不提到赵健秀（Frank Chin）。熟悉华裔美国文学史的人都知道，他的地位不下于汤亭亭、谭恩美等人。从一定程度上说，正是由于他的开创性拓展，华美文学才有了更宽广的格局。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赵健秀受过左翼文学精神的影响，但他的战斗精神至今让人感怀。
赵健秀的文学观点很特殊，在华裔美国文学的发展史中独树一帜。他认为文学是斗争场域，文学家需要争夺话语权。他旗帜鲜明地表示：战斗，一切皆需战斗！他的小说正是这种文学观念的产物。《甘加丁之路》要与陈查理（白人想象出来的）的虚伪形象斗争，《唐老亚》要与华人男子“女性化”的刻板社会印象斗争……他经常借用关公、李逵的形象，在突出他们英雄气概的同时，又渲染他们的战斗精神，这与左翼文学的精神内核有相通之处。赵健秀的文学思想、写作风格、作品内容等，确实展示出了强烈的现实批判与斗争精神。
还有一些华裔美国作家，他们受左翼文学影响的源头很清楚。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梁志英（Russell Leong）和朱丽爱（Nellie Wong）。
梁志英是华美诗歌界、小说界的“两栖”作家，又是一位学术评论家。他的作品《凤眼及其他故事》曾获得2001年美国图书奖。关于亚裔/华裔美国人，梁志英认为理想的状态“是兼具诗人、政治家和战士气质的人”。这样的看法比较特殊，值得关注。
梁志英信奉“生活即是战斗”的信念。在这种文学观念的主导下，他的创作表现出了一种鲜明的“为人生”的倾向。而追根溯源，梁志英的文学实践正是受左翼文学精神的影响。他曾经说过：
关于我们的文学艺术，甚至华裔美国文学艺术，我喜欢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来看待。他说过，革命文艺应当从真实生活中塑造各色各样的人物，帮助人民群众推进历史前进。我不认为历史总是向前而没有曲折和倒退，但我坚信，我们在内心必须坚持真正的历史和真正的人民的理想，坚持真正的社会改革。
这里，梁志英清楚地说到了自己的理念来源。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影响并不是浅表的，它已经深入到梁志英的精神世界中。他的一首名为《恒河》（Ganges）的诗作很具代表性：
竹篙/从混合着黄泥沙的/河里掏出/牲口、船只、死尸。/那里的喧闹声，不是乔治·哈里逊/1971年刺耳的歌的切分音，/是1991年滚滚奔腾的洪水。（张子清译）
1971年的歌，指的是1970年代某些西方青年对孟加拉国进行的“艺术想象”，构造出孟加拉“黄金社会”的“虚伪形象”。事实上，这样的虚构对孟加拉国及其人民来说，并非现实。恒河的大水、人民的横死、万物的遭殃、财产的损失，这才是现实，才是文学要关注的现实批判问题，因此，必须向“假升平文学”开战。左翼文学精神的两个维度：现实批判与斗争性，在此可见一斑。梁志英也由此展开自己的思考。
朱丽爱是华裔美国文学中最富个性的作家之一。她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其作品涉及种族、性别、阶级等尖锐问题，充满了愤怒、反抗精神：
“生为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就要有认定牺牲一切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而不是在月下弹琴，花前吟诗。”这句话来源于丁玲《三八节有感》，它被朱丽爱放在诗集《长气婆之死》（The Death of Long Steam Lady）的前言里。这种斗争精神是朱丽爱的写照，也照耀着她的文学之路。
在朱丽爱文学生涯之初，一位白人男性大学教师就反对朱丽爱的“愤怒诗篇”，从根本上说，这就是在否定朱丽爱的文学创作。这种不公正的遭遇，造就了朱丽爱反抗一切的精神韧性。她反抗社会、种族、性别、阶级等的不公平。在《长气婆之死》中，朱丽爱写道：
当我成长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很脏。我以为上帝使/白人干净，不管我如何洗澡，/我改变不了，在白色的水里/我搓不掉我的肤色。（《当我成长的时候》，张子清译）
甚至，她也反抗文学本身。《长气婆之死》这本集子总共三十一篇作品，其中有二十九篇是诗歌，然而特别之处在于其他两篇：小说《长气婆之死》和《走进镜中》。我们很难看到哪位诗人在其诗集里混进小说。但朱丽爱就是如此“不服从”，从一定意义上说，她达到了一种反抗的极致。
其实，不只是华裔作家，很多亚裔作家或多或少也受到过左翼文学精神的影响。那么，为什么这些人会受此影响呢？反抗现实，反对不公正，这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在赵健秀等人的时代（甚至目前），华裔的形象在现实中、在文学想象中、在历史记述中不外乎几种：第一，东方主义式的想象——男性像女人，女性又很乖顺；第二，难以摆脱的“噤声”现象，长久以来无法在主流社会中说出自己的心声；第三，华裔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边缘地位。概而言之，社会现实给华裔作家们施加了沉重的压力，不平等的现象一直存在，这是需要打破的“铁屋”，需要做一番“破坏”，需要战斗，于是很自然的，他们就转向了具有斗争精神的左翼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