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2017年10月06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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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会

三国有两孔明


    王培军

    不久前,我把钱基博的 《中国文学史》 又取出翻读,这原是为了消遣,可是一读之下,便被它吸引住了,不忍释手。这在近年是难得的经验。因为有许多书,不但读起来毫无味道,只有迫使自己才能终卷,并且还横在书架上,用块头来压迫你的神经。在印刷品泛滥的时代里,这是司空见惯的,不值得奇怪。连好用功的古人,不是也发过烧书是快事的“奇论”吗? 而十行俱下的钱锺书,也自叹“赶不上这个善产的时代”,今天的读书人,心情就更可想了。老钱先生的这部 《文学史》,却不在此数,我甚至觉得它是迄今为止的中国人写的最好看的一部 《文学史》。这也没有别的,因为作者是真正的行家,毕生精力,又皆聚于学问,尤其是其中论古文的部分,最为精采之所在,晚近一百年中的学者,若论古文研究,老先生造诣之精深,大概是不作第二人想的。

    不过,老钱先生不长于考据,批评固为其所特擅,而所采的文人轶事,间见层出,却又大抵靠不住,甚至有老大的笑枋。胡适批评柳诒徵的 《中国文化史》,说柳“不曾受过近代史学训练,所以对于史料的估价,材料的整理,都不很严谨”(见 《评柳诒徵编著 〈中国文化史〉》,《近代中国学术批评》170页)。这一考语,借来用于老钱先生,我想也是可以的。我在这里聊摘一事,以为之例,顺便作为谈助。我知道,如老先生的学问,一味推赞是寡味的,要同时揭出他的短处,才分外见精神。

    《中国文学史》 上册论诸葛亮云:“魏武帝欲用亮;亮自陈不乐出身;武帝谢遣之曰:‘义不使高世之士,辱于污君之朝也!’而与亮书,奉鸡舌香五斤以表微意,则亦甚服亮矣。”(138页,中华书局本)

    这几句话,真是错得荒唐! 老钱先生与吕思勉同事,吕先生论三国人物,最推崇的是孔明与曹操,老钱先生也是如此,他认为孔明和曹操的文字,连品性也接近,———这肯定是有道理的,因为辨别文风,在他是平生长技———但要命的是,他不该看杨慎的 《丹铅总录》,把里面的谬说,也照搬了过来:

    《抱朴子》 曰:“魏武帝严刑峻法,果于杀戮,乃心欲用乎诸葛孔明。孔明 自陈,不乐出身,武帝谢遣之,曰:‘义不使高世之士,辱于污君之朝也。’其鞭挞九有,草创皇基,亦不妄矣。”按此,则操尝徵召孔明矣。事不见于史,当表出之。呜呼,操之不屈孔明,不杀关羽,真有人君之度,岂止雄于三国邪。(《丹铅总录》 卷十“曹操欲用孔明”条;亦见 《谭菀醍醐》 卷一)

    这一节的纰谬,是错读了 《抱朴子》。《抱朴子外篇·逸民》 云:“魏武帝亦刑法严峻,果于杀戮,乃心欲用乎孔明。孔明自陈不乐出身。武帝谢遣之曰:‘义不使高世之士,辱于污君之朝也。’其鞭挞九有,草创皇基,亦不妄矣。”杨慎在“欲用乎孔明”的“孔明”之上,加了“诸葛”两个字,就此“谬以千里”,闹了笑话。其实 《抱朴子》中所说的孔明,不是指诸葛亮,而是颍川人胡昭。昭也字孔明,与诸葛亮同字,杨慎读书粗心,不辨葛龚了。胡昭的生平,附见于 《三国志·管宁传》,因为都是高尚之士,所以 《抱朴子·嘉遯篇》 又云“幼安 (管宁字) 浮海而澄神,胡子 (昭) 甘心于退耕”,把他们并提。后来杨慎的这个错,又被胡应麟沿袭,见胡氏的 《史书佔毕》 (《少室山房笔丛》 卷十六)。

    不过,读书精细的清人,早已纠正此事了。孙志祖 《读书脞录》 卷六“两孔明”条引 《抱朴子》 后,加按语云:

    案此乃魏之胡昭,字孔明,《魏志》 附 《管宁传》 后云:“太祖为司空丞相,频加礼辟。昭往应命,既至,自陈一介野生,无军国之用,归诚求去。太祖曰:‘人各有志,出处异趋,勉卒雅尚,义不相屈。’”即此事也。而胡氏《史书佔毕》 乃云:“稚川去魏未遥,孔明传注俱不载。”岂误以魏之孔明,为诸葛武侯乎? 案杨升庵引 《抱朴子》,于孔明上妄增“诸葛”二字,遂有曹操不屈孔明之说,元瑞盖袭其谬。

    不仅于此,晚于孙志祖、同样也姓孙的另一学者,即那位孙星衍,在其校本 《抱朴子》 中,也加了个小字注:

    颍川胡昭字孔明,见 《魏志·管宁传》 注。(《平津馆丛书》 本;按,云见 《管宁传》 注,不确,《抱朴子外篇校笺》 已指出)

    老钱先生都不知道! 不读 《读书脞录》,是可以理解的,这种笔记杂书,一时自难于遍读,但既然要论曹操和孔明,便不能只根据杨慎 (他的“不靠谱”,与他的博学一样有名),而不去覆按 《抱朴子》,因为此一轶事,为诸葛亮本传所无,而只见于 《抱朴子》的。而只要一检 《抱朴子》,则孙星衍的校本,就不能不读,孙星衍的那条小注,也就不能不“过眼”,因为这是《抱朴子》 的“通行本”,不但刊于《平津馆丛书》,并且 《丛书集成》、《诸子集成》 也都收了,其流传之广,是超过今天的杨明照校笺本的。此而不检,只贪其说之新颖可喜,即笔之于书,发为弘论,老先生之倜傥好奇,也可见得一斑了。

    比老钱先生还要不可原谅的,是今人的 《丹铅总录笺证》,杨慎的这个错,笺者只注了句“文见 《抱朴子·逸民》。无‘诸葛’二字”,而了无订驳,《抱朴子外篇校笺》 上册第81页的注5及第47-48页的注2,那么清楚地写着,简直是白费劲。至于“奉鸡舌香五斤”,则其事确有,见于曹操 《与诸葛亮书》;只要曹没虚报,这是不用怀疑的,是否表示“佩服”,可就说不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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