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文汇讲堂第113－1期暨“优秀传统文化接着讲”首期、复旦大学“儒学大讲堂”首期开讲。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杜维明主讲　《世界伦理构建与儒家天下关怀》，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倪培民和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执行副院长吴震受邀分别担任对话及点评嘉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传承系列五讲　(简称“接着讲”五讲)　由复旦大学和文汇报社联合主办，文汇讲堂和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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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摄影　陈龙　金梦参与本版整理

    儒家传统是一个历史渊源流长、且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我研究儒家文化始于孟子心性之学，如何由孟子心性之学开展出精神性的人文主义，使之能应对目前人类遭遇的伦理困境？　这是个集体课题。

    在此，想与大家分享交流一下正在进行的思考并以此抛砖引玉。

    嘉宾主讲

    题问的变迭

    在与西方的各类对话中，重新理解、肯定、挖掘了儒家心性之学

    我在高一时接触儒学并产生了浓厚兴趣，此后报考台湾东海大学，跟随牟宗三先生学习中国哲学。赴哈佛留学期间，我最想修哲学，但当时由奎因主持的哲学系只关注五大方向：逻辑学、认识论、分析哲学、语言哲学和本体论，并无我最关注的伦理学、美学与宗教哲学，所以我经常在其他院系学习神学、社会学、人类学、比较文化、世界宗教等课程。

    但我的学习过程是一种真正的文化间的交流，赴美留学，我并非完全拜师，自认为还带有使命，那就是和他们交流儒学。出乎我意料的是，美国很多学者愿意认真聆听我的观点，这使得我能在文明对话的基础上，重新理解、重新肯定、重新发掘儒家心性之学。

    当时，美国学术界普遍的认知是：儒家学说是东亚文明的体现，面向世界只有发展的潜力。但伯克利大学列文森教授的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直截了当地说，“在中国，儒家的传统已经逐渐地成为历史现象、一种博物馆化的记忆，不可能再现辉煌。”他还举例，“像梁启超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感情上还缅怀中国的过去，但在理智上已经选择了认同西方文明”。

    许多人认为，列文森对儒家的没落显示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他去世后，我和他的不少学生和同事交流，他们认为列文森是在为儒家命运“哭泣”，因为他从中看到了所有传统的精神文明面对现代化的遭遇，特别是他坚信的犹太教，儒家的命运只是其中一个。

    列文森对儒家传统的误判，让我感到这是一个人类文明的困境

    从1962年开始，我就认为我应该证明列文森误判了儒家传统。这些误判背后隐藏着一个逻辑就是现代化，西化就是现代化。中国当时尚处在前现代化，一旦进入由科学、工业革命所代表的现代化社会，一切传统的力量都会被消解。

    这激发我思考一个问题，假如我们无法证明儒家这一精神文明还可以在20世纪存活，就无法证明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一些传统的价值可以对现代化、现代性进行批判、反省甚至反思。因此，我认为，从事儒家研究或者认同儒家不仅仅是一个现代中国人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而是一个人类文明遇到的大困境。人类应当走向何处？　依靠何种力量和平共处？　万物一体的观念是否已成为一种空想？

    1960年代末，列文森突然发现孔子正成为中国思想界批判的主要对象，这让他震惊———一个学说真正的消亡在于它被遗忘，尚在被批判足以证明其生命力和现实的关怀与意义。

    1978年，我跟随美国科学院的学术代表团短暂回国一个月，我意识到应该多了解大陆的儒家文化，1980年我受邀到北京师范大学研习了8个月，我问自己，儒家这个学术传统在中国大陆是否存在发展的前景？

    在和老中青三代学者的交流中，我得到了肯定的答案。

    境困的索探

    孟子心性之学超越了同时代的轴心文明思想，指归现实的终极意义

    孟子所代表的心性之学，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特殊价值，但都是一种对人的重新认识。强调孟子是一个“性善论”者，其实他说的是做人的道理。

    “性善”的观念是指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内心的恻隐之情，即内心对外部情境的灵活回应，发挥自己做人的基本价值。这让我想起公元前800至500年的轴心时代，印度文明、希伯来文明、犹太文明与中国文明四大文明同时出现。当时只有中国文明未曾出现在被学术界中称作的“超越”的突破，即人的最终极的价值关怀必须超越到现实世界之外，在上帝或在另一个理想世界里。孔子选择的人生意义在凡俗世界中俯拾皆是。因此，儒家传统的选择是在轴心时代对人类的自身进行反思。这也是一种质的飞跃，是对何谓人，如何学习做人，成己何以能成人成物，尽己之性如何可以参天地之化育，乃至如何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等大问题的反思。

    对于西方学者认为的中国哲学不聚焦外在超越因此没有更高的境界与价值，儒家的人学对此做出强有力的回应。孟子认为，人有很多向度，应当同时开展。个人的主体性是“为己之学”的起点。“己”非孤立个体，而是网络家国天下的中心点。可从“四端”切入。

    其中，仁的这一端发自人的恻隐之情，包含着同情的意思，它是人之所以成为人、能够充分发展人性最重要的资源。孟子认为同情是普遍存在的，如果能将同情推己及人，就逐渐可将个人与家庭、邻里、社会甚至国家、天下都联系起来，成为一种向外推的精神世界。这种情，发展到陆象山、王阳明时期，强调要以道德理想为最高价值。

    “仁”如康德的自由意志，具有主体性，其本体意义可与天地一体

    在马王堆的出土资料中，“仁”字是上“身”下“心”，身心为仁，这与一般意义上说的“仁”字有所不同，具有非常深刻的哲学意义。

    通过对孟子的了解，我认为，仁爱的“仁”是指个人的主体性，这类似于康德说的“自由意志”。没有自由意志就不会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道德人。而儒家仁爱的“仁”里包含的同情必须推向他人。一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主体与其他所有人进行对话，而这种相互对话所形成的社群以仁爱为主。仁爱不仅仅是爱人，而且还要爱己和爱物，三者不能分离。这就是孟子说的“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因此，孟子传统中存在一种强烈的自由意志，即我要发挥我的仁，是我自己的选择。因此，“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就是孔子主动自觉的“我欲仁，斯仁至矣”!　这一观念是陆象山“心即理”的基础；也是王阳明“致良知”的根本，将良知推广扩充到事事物物。每个人内在都有仁心，所以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这是科学无法反证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对外在世界有着无限反应的可能，它开放、多元、包容，从最遥远的行星到眼前的草木瓦石，对我们的心量来说，都可以到达。

    那么，如何到达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精神世界呢？　这是一个人成为独立自觉的人必须要走的路。首先，仁一定是在人的成长、发展的过程中进一步丰富的。王阳明说，每一天都相当于春夏秋冬的过度，都有一种新的意念，这就是生生不息；其次也是一种觉悟，他的力量与所有人都能够成为一体，所以他有公共性。第三，仁能通达，一定要往外通。人的主体性的本体意义在于，能与天打通，因为以天地为性：“天命之谓性”。所以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仁”主张“天生人成”，地球的存活是人类无可推却的责任

    西方世界里，人是因为上帝的意志而诞生却永远无法知悉上帝在做什么。而儒家如充分体现仁，不仅可知他人，也可以知天。这个观念建立在个人的主体性之上，这势必要破除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破除家庭的局限，否则个人就没有渗透力，参悟到社会、国家、天下甚至是宇宙。

    从仁的价值往前看，如何面对人类遭遇的存活困境，严格来说，就是人还能在地球上生存多久的问题。自然世界有其内在的价值而非仅仅具有外在价值。从科学发展中，我们了解到，人是地球演化过程中的结果，而现在也成为演化过程中的积极因素，也影响了包括化学、生物各过程在内的整个演化过程。由于人的投入是不断繁衍，促使演化过程受到干扰。人在地球能否生存，能否发展，仅是从人类中心来考虑问题是不行的，按照中国“天生人成”的观念，就应该思考如何与地球相辅相成地存在。

    钱穆认为华夏对世界的贡献是天人合一，我延伸为“精神人文主义”

    钱穆先生在96岁高龄时口授完成其最后一篇论文，阐述了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心与天道合一，即天人合一。这就意味着人不仅对这个世界的持续发展负有责任，还应对存活环境大自然负有责任。

    由此看，我们应该把握四种关系。第一种是自我本身的内在关系，就是身心灵神的统一。个人的身体、心灵和自己最高的理想进行融合，这种融合形成的作用力来自于内部的反思。除反思外还需有一个内在的意识，即良知。良知的能量来自个人主体性中自觉的动力。

    第二种是将心比心的个人与他者的关系。他人可以是个人或社会，正是我们自我了解的另一种情况。个人与社会如何进行健康互动？　这才是最早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修身是基本，齐家和治国是同步关系。比如当下，我们应当通过互联网发挥正能量，这源于每一个人的力量，但同时也对社会有贡献。

    第三种是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与社会、人类与自然需要一种持久的和谐，这样不仅对人有意义，对天地也有助益。

    第四种是人心与天道能相辅相成。以上是我提出的精神人文主义的四个向度，是我和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以及许多其他宗教对话后，逐渐摸索到的人文价值，而它可以和全世界分享。

    践实的证佐

    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到“学以成人”的观念都可推广至世界

    最后分享两种实践。

    第一个是关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001年是世界和平年，联合国邀请18位世界各国思想家讨论用何种价值重建文明的对话。当时德国思想家孔汉斯提出用基督教的金科玉律，即“己所欲，施于人”，我则提出了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你认为不好的东西，不要强加于人。这说明基督教的金科玉律和儒家恕道文化中有相通之处，这中间引申出的就是仁道，自己发展的同时也要帮助他人发展。这次讨论的结果是大家达成共识：我们应当开发各种文明资源，发展世界文明对话，促使世界逐渐形成一个对话的环境。

    第二个比较现实，明年8月将在北京召开世界哲学大会。我提议的“学做人”被西方哲学界的主力接受为官方的大会主题，“Learning to be Human”被翻成多国语言，中文表达是“学以成人”。会议委员会经过考虑认为，在“学以成人”的主题之下，自我、社群、自然(地)和精神性(天)四个向度缺一不可。

    我认为，这四个向度的理解要兼顾各种视角。第一，我们不能自傲地认为这只是中国的传统与价值，而应将其推广至世界。第二，孔子提出“学做人”就是“为己之学”，旨在发挥自己的潜能并推己及人。如孔子对颜回所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依靠自己而非别人达到仁。“己”就是我说的主体性，这在儒家传统里非常关键不可忽略。

    我最后要提醒大家，“仁”与“礼”的关系是中国哲学界很重要的一个话题，突出“仁”，绝不意味着西方哲学界特别重视的“礼”就会受到限制。“礼”是发展制度，进而形成一种文明意识，具有许多丰富的内涵。礼是仁最恰当的表现形式，有礼未必有仁，但有仁则必有礼。

    非洲的谚语“我的存在是因为你的存在”本质上与儒家的精神人文主义一致，后者以仁为主体，但又开放包容，涵摄天地群己，注重交流对话。

    嘉宾对话

    “如何做人”使儒家与其他文明具有相通性

    精神性失落是西方启蒙主义后的“失魅”表现

    倪培民：“世界伦理构建与儒家天下关怀”是个很大的题目，杜先生主要讲了两点，一点代表一种高度，即怎么从思孟心学里面开发出人文主义精神；一点代表一种广度，儒家不仅代表中国传统文化，而且能够对世界伦理做出贡献。

    如何从思孟心学开发出精神人文主义，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自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去魅”的观点后，“失魅”成为学者对近代西方世界的一种描述。西方启蒙思潮后，理性得到长足的发展，但精神层面大为式微，导致人生意义的失落，道德依据失衡，很多问题、危机就接踵而至。我在美国高校执教数十年，亲见很多大学生看心理医生，眼见物质主义、个人主义成为主流价值观。

    我和杜先生刚参与组织了今年的嵩山论坛，主题是“成己成人———重建天下文明”。现在谈天下，常常只有“下”没有了“天”。没有后者就缺乏了超越的精神层面，因此也无法持久。这种弊端，在全世界以各种方式反映出来，也引起了各种反弹，其中一种就是恐怖主义。如何重建精神性层面的文明就是一个全世界的重大课题。

    四种超越，儒家代表了“由凡向圣”的内在超越

    我理解，全世界范围有四种精神性的超越。其一是信仰超越。指向上帝、神明的宗教；其二为观念超越。从面前具体的桌子、椅子抽象到它们的理念，最后追踪到世界的终级原理，通过抽象到达的超越；其三乃冥想超越。印度文明中通过冥想来与宇宙达到同一；其四为内在超越。中国儒家文化推崇的通过自己内心修养心性之学使自己由凡向圣。借美国哲学家芬格莱特著作　《即凡而圣》　中的表述，从凡俗的人生当中可开发出精神性，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显示出神圣性，并非只存在于庙宇和宗教仪式中。

    我认为这种超越极富智慧，不仅仅体现为观念或思想，也是一种道路、一种修炼的方式：它允许从个人扩展到他人直至整个宇宙关怀；允许从身体扩展到精神；允许从当下扩展到过去和未来，与永恒相联。

    关于精神性的层面，孟子讲人有四端，这四端是天赋的人性，也是人禽之别。孟子曾说喜欢声色吃喝之类的肉体欲望和仁义礼智等道德良知都既可以说是人的本性，也可以说是天给我的命，但君子把声色欲望称作为命，而把“仁义礼智信”称作是性。对此，朱熹有一个解释，他说虽然这两条都是既有性也有命，但普通人以前者当作为性，虽然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但在精神层面，却一有不得便借口说“这是天命”而退却。所以孟子在讲四端，讲性善，实际上是在鼓励凡人朝着后一个方向发展，更加主动地以四端来作为自我认同。

    “功夫”学视域：康德的道德论和道家、儒家皆可互补

    这里，我尝试把整个儒家伦理学放到功夫框架里来理解。“功夫”是宋明理学里经常使用的词。无论是朱熹还是王阳明都把儒家的为学讲成是学习功夫，实际上指的就是人生的艺术，艺术就允许有不同的风格。这一点实际上就是引向杜先生所讲第二个方面，儒家学说为何能够有普遍的意义，能够成为世界哲学的资源，为世界哲学做出贡献？

    儒家学说确实是指出了人可以由凡俗生活中经过学习和修炼而开发出精神性和神圣性的特点，同时它并不否定通过对话从其他学说当中汲取养料，从而发展和丰富自身。如果从“功夫”框架来理解，相互学习就像武术一样相互切磋，但相互间依然保留各自特点、风格。

    我在美国教授　《伦理学》　这门课，学生就质疑，各种文化都有不同的答案，凭什么说某种就是对的？　一进入跨文化的领域就很容易倒向相对主义甚至道德虚无主义。以道德的发展程度为例。按照康德理性主义来说，一个人理性越发展，此人道德的成熟程度也越高；按道家标准来看，成人的理性发展导致失去本真，回到婴儿状态反而使道德上更加完美；儒家也有主张回到赤子之心的说法。回到心性哲学的题目，我们往往认为这些理论相互之间是相互排斥的，其实它们之间也可以互补。

    荀孟有互补之处：讲性恶但强调有转化为善的力量

    我想请杜先生再略微补充一下，海外有些学者如南乐山、白诗朗等，比较强调荀子学说中的礼。它和思孟心性学说如何互补？

    杜维明：我非常赞同杨涛做的荀子研究。荀子是认为人性虽恶，但是心是一种认知的能力、认知的过程，你可以从心来改造人性，心严格来说也应该就算性。所以现在有一个观点，可概括为“性恶心善”：荀子讲性恶，但肯定心善，心本身能够使人向善，能够转化成向善的能量。我提醒大家注意一个字“伪”。现在很多文献里，伪写成“为+心”，就是通过心的力量来转化人性。从这个意义上，荀、孟都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转化自己、创造自己，所以很多地方可以互补。

    儒家对人性的终极关注，相通于其他诸多优秀文明

    倪培民：可否再补充，在讲普遍性时，怎么处理那些特殊性的文化？杜维明：我认为儒家所代表的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地方知识”，现在只能够算是地方性的精神文明，既属于东亚和部分的东南亚；严格来说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都有地方色彩，但它们已经经过世界性的精神转变。世界性至少要有语言的指标，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语言来了解。

    其次，儒家是中国文化的自我表现的一种方式，但从“文化中国”的角度来讲，儒家是“文化中国”非常多的精神资源中的一种，因为儒家分布在越南、韩国、日本、马来西亚、印尼等多国，所以儒家又不完全是中国文化的表现力。

    所以，从曲阜到中原，从东亚走向世界，这是儒家现在在走的一条路，中间会碰到很多挑战，如果成功就因为她的传统中有很多深刻价值是和人有密切关系。我认为，不管哪一种精神文明，如何做人的提出都是非常重要的转向，它给我们提供很多新的契机。

    点评摘要

    吴震：儒家的天下观

    ●杜维明先生对于中国大陆儒家文化的推动具有首创之功。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就需要考虑中国传统文化在复兴之中如何回应世界性的问题。

    ●“天下”概念在中国史书记载中出现相当早、内涵也相当丰富，包含地理、地域、国家、民族等维度；而从儒家伦理的角度看，更为突出地表现为对社会的整体关怀、对世界的整体关怀、对宇宙的整体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