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同
数年前，我在编辑 《章衣萍集》时，曾从《枕上随笔》 中，发现胡适的一首诗，读来甚觉有趣。为免读者诸君再去查找，全文抄在这里：
该死的钱玄同，怎会至今未死！
一生专杀古人，去年轮着自己。
可惜刀子不快，又嫌投水可耻，
这样那样迟疑，过了九月十二。
可惜我不在场，不曾来监斩你。
今年忽然来信，要做“成仁纪念”。
这个倒也不难，请先读 《封神传》。
回家先挖一坑，好好睡在里面，
用草盖在身上，脚前点灯一盏。
草上再撒把米，瞒得阎王鬼判，
瞒得四方学者，哀悼成仁大典。
今年九月十二，到处念经拜忏，
度你早早升天，免在地狱捣乱。
这诗是胡适1927年8月在上海作的，诗题为“亡友钱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他在诗前写了题记：
去年九月十二，玄同过四十岁生日。他从前曾说：“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今年他来信说，九月十二，他要做“成仁纪念”。我做这首纪念歌寄给他。
诗的背景已说得很清楚，是为了钱玄同“成仁纪念”。而钱玄同的“成仁”，则是朋友圈人所共知的一个“新典故”，就是他说了“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的过头话。
钱玄同说“过头话”时候的北大，几乎是人人可以说“过头话”的地方，因为校长是蔡元培，他奉行“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文科学长陈独秀，主编 《新青年》 杂志，发表各种新锐思想和口号；同仁中的胡适、李大钊、吴虞等，皆以文学、思想和政治启蒙为职志，语不惊人死不休。在这样的环境下，谁要说几句“过头话”，自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他在 《新青年》这个思想开放的阵地上，与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一时间打得火热，不仅对胡适的 《文学改良刍议》表示“绝对赞同”，同时对 《文选》 和桐城派，则怒斥“《选》 学妖孽，桐城谬种”，予以全盘否定。即以思想变革论，钱玄同也不甘落伍，曾言“孔氏之道断断不适用于二十世纪共和时代”；要废除孔教，必先废汉字、汉语、不读中国书云云。他的这些偏激言论，在专制横行、民智未开的时代，不用说，需要极大的勇气，自然受到社会多数的批评，就连与他并肩作战、同样偏激的陈独秀，也忍不住站出来说：“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赞成的。”
以偏激论，钱玄同所说过的话，莫过于“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这是黎锦熙所记录的原话，与胡适所记略有出入。
钱玄同说这话时，年纪不过三十出头。然而，忽忽之间，就来到了1927年。到了9月12日，便是他的四十岁生日。几个玩冷幽默的朋友，胡适、周作人、刘半农等，发起为他祝寿，并拟在 《语丝》 杂志刊登“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讣告、挽联、挽诗、悼念文章都写好了，广告也发出去了，然而，由于奉系军阀张作霖进驻北京，“专号”竟没有刊出。
前引胡适 《亡友钱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就是这时所写。据章衣萍说，原本题目叫作“手枪”。诗寄出后，胡适也早就忘记了。倒是有心的章衣萍，把它抄进了 《枕上随笔》 的日记中。
1943年10月30日，在美国的胡适，收到同乡、中国公学毕业生胡不归所作 《胡适之传》，其中也抄录了《亡友钱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 的全文，可见这诗当年曾经流行。这时，老友钱玄同已去世近五年，展读旧作，忆念故人，胡适不禁感慨万千。他在日记中写道：“玄同死在民国二十八年一月十七日，我至今没有哀挽他的文字。今天读这首诗，回想我们二十多年的友谊，忍不住哀思。故把这首诗抄在这里，做一个纪念。”
“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这句过头话，鲁迅自然也是熟知的。他在1932年底和1933年，以《教授杂咏》 为题，写了四首诗。其中第一首即写钱玄同，引用了这个“新典故”，并牵扯出另一个“新典故”(传钱玄同在北大曾宣称：“头可断，辩证法不可开课。”)：
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
显然，这是两人由亲密而疏离之后，一方对另一方的讽刺挖苦。由此可见“过头话”容易授人以柄，是轻易说不得的。
鲁迅对于钱玄同，向来似乎有些“不敬”。早在东京时，一同听太炎先生讲课，钱玄同因为性急、抢着说话，且讲话时指手画脚，鲁迅即给他一个外号“爬翁”(意其在席子上爬来爬去)。这大概以玩笑的成分居多，并无恶意。作为回报，钱玄同也曾给鲁迅一个外号：猫头鹰。但后来鲁迅对钱玄同的批评，则是认真而无情的。鲁迅曾当着友人说：一般人“十分话最多只须说到八分，而玄同则必说到十二分”。1929年北上省亲，鲁迅与钱玄同在孔德学校巧遇，钱因见鲁迅名片仍为“周树人”三字，遂笑问：“原来你还是用三个字的名片，不用两个字的 (指其不用“鲁迅”)。”鲁迅答他：“我的名片总是三个字的，没有两个字的，也没有四个字的 (暗指“疑古玄同”)。”之后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 (按指钱玄同)，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对钱玄同的嫌厌之感溢于纸上。1930年致信川岛时更说：“疑古玄同，据我看来，和他的令兄一样气质，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他的骂詈，也是空谈，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自己的话。”这些话，更不可等闲视之。
而在钱玄同一方，除了曾在给友朋的信中，称过鲁迅“左翼公”、“左公”(意指鲁迅参加左联) 外，在日记中对鲁迅的几本杂文集也有尖锐批评。1936年10月，鲁迅逝世一周后，钱玄同作文纪念，对于昔日老友终至“绝无往来”，颇为介怀。他说，“胖滑有加”似乎不能算作罪名，“他所讨厌的大概是唠叨如故吧。不错，我是爱‘唠叨’的，从民国二年秋天我来到北平，到十五年秋天他离开北平，这十三年之中，我与他见面总在一百次以上，我的确很爱‘唠叨’，但那时他似乎并不讨厌，因为我固‘唠叨’，而他亦‘唠叨’也。不知何以到了民国十八年我‘唠叨如故’，他就要讨厌而‘默不与谈’。但这实在算不了什么事，他既要讨厌，就让他讨厌吧。”
周作人曾说：“玄同的文章和言论，平常看去似乎颇是偏激，其实他是平正通达不过的人。”“他对人十分和平，相见总是笑嘻嘻的。”
其实，在风云际会的民国，钱玄同的“偏激”，并不能算特例，陈独秀的激进和坐牢，辜鸿铭的长袍和辫子，黄侃的恃才傲物、嬉笑怒骂，刘文典的看不起沈从文……小巫大巫，真也是一时风气。而且钱玄同“偏激”了一阵之后，很快便回归学术正道，钻进“国语统一”、“汉字注音罗马化”的象牙塔去了。他毕竟是一个学者，一个术有专攻的文字学家。
今年9月12日是钱玄同诞生130周年。
———编 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