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涛甫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5·17”讲话中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新闻学科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撑性学科，现有的学科实力、学术贡献度以及话语能力与这场深广的社会变革所提出的吁求比起来，还有不小的距离。虽说其他学科同样也存在这样的差距，但新闻传播学的紧迫性更强，这是因为新闻传播学已深处新媒体技术带来的影响当中。新闻传播学面临的问题场域被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传播革命打开了全新的疆域，新闻传播学从来没有遭遇过现今这么深刻且广泛的冲击和挑战。这些冲击和挑战使得原先那些确定的理论命题需要修正、升级和完善，甚至会给原有的理论话语存量带来颠覆性的冲击。面对新的媒体现实和高度媒介化的世界，如何从中穿越而过，进而把握其内在的逻辑和规律性？在资讯严重过剩，社会现实与虚拟世界交叉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时代，在“无社交，不新闻”的“后真相”时代，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上揭示真相，满足人民全面客观正确地理解中国和世界的需求？ 如何对关联变量发生了几何级数增长的复杂媒介系统进行理论提炼和概括，增强理论的硬度，让理论变得有解释力和预见性？ 如何让理论更好地指导媒介实践，进而推动社会进步发展？回答这些问题，都离不开新闻传播学的话语体系创新。笔者认为，新闻传播学的话语体系创新，须要兼顾以下诸个面向。
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基本盘”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中国特色新闻理论的“基本盘”。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并不仅出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也不仅因为它是社会主义新闻理论话语的理论元命题，而是源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所具有的理论优势和道义优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理念是人民报刊思想。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基于纸媒时代的理论判断和思想命题。这一理论判断和思想命题经历了170多年的实践淬炼和理论考验，始终具有颠扑不破的真理性和价值感召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既不是抽象的理论教条，也不是任人打扮的理论新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
对待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也当如此。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话语体系的源头活水，离开这一理论和思想的源头，我们的理论和思想创新也就会失去历史方位和时代方向。
回应时代重大命题
理论是对实践经验的抽象，它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一个理论若不能回应实践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理论的合法性就会踩空。中国新闻传播理论创新乏力，首先表现在：理论研究对生生不息的新闻传播实践缺乏有力的回应，尤其是对实践中的重大问题鲜有正面、有力的回应。当下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变化是全方位的，而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变化更为深广。中国社会转型正好遇到以新互联网、移动通信技术为代表的新传播革命。这双重变革叠加在一起，释放出天量级的能量，对当下中国构成重大影响。传播系统作为连接社会系统各个器官的传感系统，其功能不是局限于局部，而在全局。如今，中国传播系统的内涵、结构、功能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就要求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能够跟进新闻传播实践的深刻变革，有力回应来自实践一线的挑战，迎面破解重大难题。但是，新闻传播理论研究在这方面恰恰与发生剧烈变革的实践存在极大的落差。造成这种落差不能简单归咎于新闻传播学界自身，其实，我们一直都在第一时间关注着实践的潮汐涨落，那些批量生产的研究成果，皆是我们新闻传播研究者在海边捡拾的知识贝壳，其中有不少亮点之作。问题是，新闻传播实践变革太快，影响太深广，这些都远远超出了我们现有的理论能力极限，现有的理论存量难以承载超重的实践问题。在天量级的新闻传播实践面前，现有的理论支点已经支撑不起。一些核心概念、理论框架、分析逻辑远远透支，不能系统、有力地解释实践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结果是，我们只能在理论上“打补丁”，在原有理论“孤岛”上守望，而未能建构一个相对自足、完整的理论“岛链”，以回应来自实践的空前挑战。来自实践层面的困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强烈，而我们的新闻传播理论并没有在这个理论期待甚为迫切的时段展示出理论的光芒和锋芒。来自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亟待理论研究去探讨。但不少新闻传播理论仍在“内河”中兜圈子，没有产生与中国社会大转型、新传播革命相匹配的大理论来。在很多时候，我们的新闻传播研究劳而无功，生产出大量浅表化的专业知识，这些知识未能形成一种结构性、系统性的解释力，也不能为实践提供前瞻性的启迪和引领。
需要基于中国立场的理论创新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几十年来，中国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在理论资源上做“增量”，努力把西方的新闻传播理论知识移植到中国来，造成了中国新闻传播理论资源的快速繁殖，但这种去语境化的理论移植，与中国问题缺乏根本性的关联，理论缺乏“在场”感。表面上看，似乎我们不缺少理论，别人有的，我们这里也会有，问题是，这些理论“浮标”，不是内生于中国语境，与中国问题缺乏结结实实的关联，致使一些在西方颇具理论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到了中国语境就沦为空洞的学术修辞。这种游离于实践之外的理论生产，被有些学者认为是“言语的学说”，是一种“炫耀性的理论工作”。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一直存在自主性不足的问题，这固然与这个学科还比较年轻有关，但关键还是在于理论创新不足，主要表现为：自主生产的新闻传播理论资源较少，大多依靠外援，很多理论框架是靠其他学科以及国外“接济”的。新闻传播学领域不是一个理论自足的专业领域，新闻传播理论自身缺乏一个结构性的理论分析框架，理论地盘并不牢固。对于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而言，理论资源很多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真正由中国自己原创的理论资源更为稀少。西方新闻传播学理论的大量引入促进了国内新闻传播理论的话语转型，但这种外来理论资源如何实现“在地化”“本土化”，业已成为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一大焦虑。毕竟，根生于西方的新闻传播理论是一种“他者”知识，其内生于西方问题语境，将其挪用到中国语境，成就其理论效度的前提条件以及约束变量均发生了变化，若不假思索地直接套用，反而会遭到“他者”理论的反制。其实，在理论上有力解决中国新闻传播实践中的重大命题，其贡献就不是“地方性知识”，而是世界性的，我们应该有这方面的责任和理论自信，也有能力做到。
锻造话语体系的“语法”
这里的话语“语法”是指理论话语的范式。理论研究缺乏范式，就会缺乏逻辑，容易被概念和感觉带向岔道。理论范式代表由某一科学社群成员共同的信仰、价值、技术等所构成的整体，能够为这个整体中的某一部分提供问题解答，或作为常态科学研究中解答谜题的基础。范式将科学探讨的问题定向在一个范围内，具有世界观及方法论的作用，是科学社群从事科学活动的指南。理论范式之所以重要，概在于它是理论话语的“语法”，是理论研究的“铆钉”和“卡槽”。对于中国新闻传播研究而言，经由这几十年的发展，话语资源已非常丰富，问题是这些散乱的话语资源，缺乏内在的逻辑秩序，即便我们用几个理论框架将一些概念、理论话语分为几种门类，但多是目录学意义上的分殊，不是理论内在逻辑上的区隔。当下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话语生产甚为活跃，但这不足以说明该学科具有强劲的话语创新能力。其实，这是一种表面上的话语繁荣。原因在于，该学科的语法尚不成熟，内生逻辑尚不严谨，很多命题，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以至于新闻传播学话语难以形成自洽的逻辑链条。当前，新闻传播学的话语语法还未打造成型，理论硬度不够，以至于话语生产建立在一个松软的基面上，这是需要我们新闻传播学科为之努力的一个重要任务。
总之，当下正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佳时期。在这个时期，需要各个学科超越学科域限，回应时代呼唤，回归对“总体性社会事实”的立体观照，实现整体性理论创新的整体性“爬坡”。新闻传播学研究者身处新传播革命语境下的中国现场，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话语创新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今后的理论大突破做了很好的准备，接下来需要整体发力，把中国新闻传播学理论话语体系提升到与时代匹配的高度。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