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志强

    话说当年清初翰林院里一帮文人闲聊家乡土产，学者汪琬故意沉默不语。众人问他：“苏州是天下名郡，您是苏州人，难道不知道苏州土产吗？”汪琬这才故意一本正经地说道：“苏州土产极少，只有两样东西。”众人忙问是哪两样，汪琬回答：“一为梨园子弟。”众人抚掌称是，汪琬却止住不说。众人急忙追问另一样是什么，待胃口吊足，这才徐徐吐出三个字：“状元也”。众人听罢，“结舌而散”。

    借用汪琬的幽默，若问松江最负盛名的特产是什么？　我说不是四大名鱼之首的四鳃鲈，也不是康熙皇帝盛赞的佘山兰笋，不是享誉海内外的松江大米，也不是衣被天下的松江布，而是灿若星河、名垂青史的历史名人。

    “历史名人多，是松江一大文化现象”(李君如《松江人物·序》)。当其他一些地方为争名人籍贯而笔仗不断的时候，松江人很淡定从容。是啊!唐建县，元升府，作为古代上海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自然是钟灵毓秀之所、人文荟萃之地，有点能力的谁不想到府城求学、就业、定居、发展？唐宋元明清，从古看到今。翻开历代史志，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岂止是数百年，像“玉出昆冈”的云间二陆、“书画双绝”的董其昌、抗清殉国的陈子龙和夏允彝夏完淳、倡言“国有国格、报有报格”的史量才……多少永垂史册的英名将永远令后人无限景仰!

    不仅如此，“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中有松江”，松江特殊的区位优势、文化底蕴、经济实力吸引着江浙文化精英集聚于此。今天北上广，当年苏松杭。你看，元末明初的文坛领袖———诸暨杨维桢来了，他的好友钱塘钱惟善来了，杨、钱二人与华亭名士陆居仁诗文唱和，死后长眠沪上之巅———天马山，留下了高士葬高山，高风相辉映的千古佳话。永嘉黄公望来了，把九峰三泖的美景绘入了《富春山居图》。黄岩陶宗仪来了，在这里著成了《南村辍耕录》。翻开明清府县旧志，均有“游寓”或“寓贤”以记录虽非本地出生，但长期在此生活的名人。松江以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气度，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而寓居此地的移民也折服于松江的优秀文化传统，以成为松江人而自豪。如施蜇存先生生于杭州，七岁时全家迁居松江，他在自传中写道“辛亥革命，又迁居松江，一住三十年，遂为松江人”。从晋室南渡到宋室南渡再到今天来自海内外的移民宜居松江，多少代多少人就这样落地生根，“遂为松江人”。

    最让人感动的是古文献学家、科技史学家胡道静先生，故乡是祖籍安徽泾县，然而他因受教于松江泗泾籍学者闻宥而对松江文化产生“爱慕之情”，表示“生不能得流寓松江籍贯之美名(像元末明初的陶宗仪、明季清初的朱舜水、当代的国画大师张大千)，但死后鬼魂长依九峰三泖之间总是可以的吧。”后来，先生终于如愿葬在天马山公墓，一缕精魂和一腔挚爱都融入松江这片热土。

    “挖掘和保护乡土文化资源，建设新乡贤文化”，作为重点任务纳入党中央和国务院制定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窃以为所谓“新乡贤”，不仅指“乡贤”的标准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一致，要体现时代精神，而且要“厚古而不薄今”———不须言必称唐宋元明清，近当代的历史名人更具有现实意义；“乡贤”的美誉，并非古人独专，盖棺才可论定，也不必出生在松江，凡生活、工作在松江，凡松江人士及其后代走出松江、散布于世界各地，对社会有贡献、人品高尚者，皆可称“乡贤”；极而言之，像胡道静先生这样对松江文化极为爱慕又颇有研究，虽未曾流寓此地，也可赠以“荣誉市民”或“荣誉乡贤”的称号。总之，名人是乡土文化资源的灵魂，是文化建设的中坚，是文脉传承的津梁。把“挖掘和保护乡土文化资源”和“建设新乡贤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充分重视名人资源，发挥名人效应，理应成为建设人文松江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