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求理

    剧院、图书馆、市政服务大楼、医院等为公众服务的建筑，起到保障社会利益，让基层群众得到服务和休憩的作用。在一个城市，良好的公共建筑是市民的福利和骄傲，也是体现社会安宁、包容和可持续性的表率。香港半数居民的住家不足50平方米，公共建筑和空间及时地补充了日常生活的需要，是家的延伸。

    1950年代，战后香港满目疮痍，难民棚户铺满山脚市区，公共服务和公共建筑十分匮缺。阿伯克隆比爵士（Sir Patrick Abercrombie）在1947年的香港规划报告中写道：“公共设施严重缺乏……这样规模的城市，甚至没有会堂建筑。”因此，港府在安置难民的同时，也在积极筹备建设大会堂（City Hall）。1951年5月，市政厅委员会成立，代表55个民间团体的声音。1954年，港府在中环皇后像广场前填海，获得的土地用来建造渡轮码头和大会堂。大会堂由香港大学建筑系主任布朗（Gordon Brown）教授设计，由工务署建筑师费雅伦（Alan Fitch）和菲利浦（Ronald J. Phillips）完成。1962年，耗资2000万港币的大会堂建成开放。

    大会堂占地11000平方米，主要由两栋建筑物组成。低座包括一个1434座的音乐厅、一个463座的小剧场、展览厅和饭店；高座包括图书馆和婚姻登记处。在此之前，只在商业街区如铜锣湾北角，才有以放电影或演粤剧为主的戏院。大会堂高低座之间，连廊围成花园，中间为12边形祭龛，纪念在二战中死难的市民。高座11楼，纵向高耸；低座横向展开，花园和连廊面对海港和皇后码头。这种高低的功能和建筑体量分布，得包豪斯校舍的神韵。高低错落的简洁设计语言，与当时欧美的主流现代主义作品一脉相承。透过楼电梯间前的落地玻璃，可以看见高座的图书馆馆内的活动，但出入则在侧面。开放的楼梯间外是大玻璃，行人上下，可以眺望维多利亚港。

    1960年代，香港经济比较拮据，这种崇尚简洁的设计美学，可有效地节约建筑材料。大会堂在中环的心脏，靠近皇后码头和爱丁堡广场，便于民众到达。它是多功能的，市民在此可获得文化和艺术方面的熏陶，各年龄层的使用者都有体验的机会。在建筑设计方面，大会堂是香港现代主义建筑的代表。2007年，大会堂北面进行中环填海和交通改造工程，皇后码头被拆除，大会堂和港口的亲密关系不复存在。

    1970年代，香港经济开始蓬勃向上，港府在沙田、荃湾、屯门等新市镇中心建设地区大会堂，这些会堂包括剧场（约1400座，可演出音乐会、芭蕾舞等）、展览厅和多功能活动房，均于1980年代建成。这一时期的设计都遵从现代主义原则，强调建筑的功能性，无过度装饰。新市镇的大会堂服务于本地区居民，大会堂边还设有图书馆、露天表演场地和婚姻登记处等。它们都处于新市镇中心公共交通交汇处，吸引着大量人流。人们在夜晚和周末去大会堂看演出；孩童在此参加各种课余活动；老年人在平台上做健身操。沙田大会堂面对着新城市广场，两者之间的大台阶供露天表演之用。在周末或晚上，这些地方经常热闹非凡。建筑本身的设计看似平凡，却满足了区内市民的需要。

    1982年，火车站迁往填海后的红磡，尖沙咀的海旁被规划为太空馆、文化中心和艺术馆用地。临海的香港文化中心建成于1989年，包括2019座的音乐厅、1734座的大剧场和303至496座（可依演出需要调整）的实验剧场及餐厅、大门厅等辅助设施，总面积82231平方米。音乐厅和大剧院形成L形的两翼，辅助设施见缝插针地遍布各处。文化中心和艺术中心的墙上贴有日本出品的艺术面砖。门厅联系着海旁广场和交通通衢梳士巴利道。人们可以在门厅内浏览各种海报和展览、观看演出、购买纪念品、喝咖啡等。人们还可以坐在大台阶上，观看周末在文化中心和艺术馆之间空地上举办的露天演出。据统计，香港文化中心每年演出近800场，入场观众人次达60多万。

    建成于28年前的香港文化中心是目前香港最“先进”的演艺场所。虽然硬件条件有些落后，但它与香港各处的大会堂一样，全天开放门厅，供市民和游客流连。香港的文化场所均处于地铁口附近，从早到晚客流不息，充分发挥了公共建筑服务社会的功能。

    2011年，晒了10多年地皮的香港西九龙文化区终于开工。在这片40多公顷的土地上，排列有10多个场馆，以期将最豪华的文艺场所在市中心的水边公园旁一起排列，成为城市的地标、象征和骄傲。但是，在文化区远离大多数市民、公共交通还未配套的情况下，这种文化区很可能成为普通市民遥不可及的“大白象”。建设文化设施总是怀着良好的愿望，但重要的是，如何让这类文化场馆更加接近公众，活跃市区。希望香港文化设施的亲民特色，可以持续发扬下去。

    （作者为香港城市大学建筑学与土木工程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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