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

    我六岁以前住在南京的中央饭店。搬家过后，经过那里时偶尔也会看上一眼，却是再没进去过。就想，什么时候要去看看。也就是一时之念。也不知过了几年，有次骑车在中山东路上走，过了大行宫，忽见对面一栋簇新的大楼，可不就是中央饭店？　遂下了车过街去访“旧居”。大模样还在，却是有点对不上号。幼时印象中偌大的院子，现在怎么几乎像是楼就立在路边，这么“浅”？　里面装饰一新，也面目全非了。令我印象深刻的楼梯仿佛隐身，那旋转楼梯直通三楼，可顺着栏杆扶手一直滑到一楼，小孩视为惊险版滑梯。我没敢试过，据说有个小孩逞能，半道上掉下，摔断了胳膊，从此被大人当作警告小儿不可冒险的经典案例。

    最不可解的是，记忆中明明四层的大楼，怎么就变成了三层？　尽管当时年纪小，一二三四总数得过来吧？

    但这难题其实是最好解的，回家一说，母亲便道，原来是三层，四层是后来加盖的。当然，并非违章搭建。1949年后，中央饭店被解放军接管，后来成了南京军区后勤部的家属院，再后来不够住了，就有了加层之举，我出生时，早已改造完毕。

    父亲和母亲都是后勤部的人，在中央饭店安营扎寨是1953年的事。只是一个是干部，一个是普通工作人员，父亲独住三楼一间正面朝南的房间，母亲则与一同事住在大楼一侧较小的房间里。一年后结婚，也简单，母亲搬入父亲住的房间就完了。我家在楼里拥有第二间房是在外婆来了之后。这时姐姐出生了，外婆来帮助照料，组织上又分配了一楼侧面的一小间。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央饭店是南京最豪华高档的饭店，惜乎豪华、高档对房客才有意义，设计者再想不到二十多年后，客房里住进了一家家拖家带口的住家户。上等的客房确乎高级，比如正面朝南的那一排，轩敞亮堂，拼镶木地板，落地窗的阳台，铺着马赛克的卫生间……在南京住水泥地的房子就算体面的年代，真有说不出的讲究。僧多粥少，这样的房间只能搭上较次的房间分配。只有我家隔壁的一位参谋长，分到了挨着的朝南两大间。我们家的另一间房在西侧，较朝南房间小得多，也不知原本的用途是随员的住房还是杂物间之类。既是分处不同楼层，裹小脚的外婆从一间房到另一间房，就要颤巍巍爬三层楼梯，走过长长的走廊，很是辛苦。

    楼里是有电梯的，但电梯间的铁栅栏却常年挂着粗粗的锁闭的铁链，呈闲置甚或是废弃的状态。我印象里一次也没开过。其时南京有电梯的楼房屈指可数，我不止一次听大院的孩子跟人炫耀，我们楼里是带电梯的。事实上，我们对电梯的概念，止于那道铁栅栏，从三楼隔着栅栏看下去，黑洞洞的。听大人说，有个小房间可以在那黑洞里上上下下。坐电梯究竟是咋回事呢？　参谋长家老三比我们大些，似乎比我们知道的略多，有一回领着一帮顽童缠上一楼传达室的人，让开电梯，信誓旦旦，保证“只玩一回”。当然未能遂愿。

    停开电梯，不会有人有异议的，强调艰苦朴素的年代，上上下下坐电梯，未免太奢侈。何况楼里住的人绝对不会觉得上个几层楼有什么“艰苦”。都是苦孩子出身，农村来的，住着楼房，自来水电灯，还要怎样？

    关于大老粗住洋房是怎样的节奏，王安忆在很早以前的一篇小说里有过生动的描写，我还记得的一个细节，是新主人如何在壁炉、钢琴的客厅里纵横交错悬起了晾衣绳。小时中央饭店的室内景观马上就跳出来：轩敞的房间和简陋的家具，堆着的杂物，针线箩筐……相映成趣，也没谁觉得不搭。卫生间的淋浴基本是不用的，因为没热水。倒是抽水马桶边上，没准放着扫帚簸箕。晾衣绳上披披挂挂也是不可少的。我觉得整成这样，中央饭店里的住家户更具正当性，毕竟王安忆笔下的洋房原本的用途就是私宅，中央饭店可是饭店，你让现在的住家户把脏衣服送洗衣房？

    当然，设计者也没考虑日后这里会有生火烧饭的问题：只有餐厅的“大灶”，哪里作厨房呢？　唯有走廊。中央饭店的走廊宽阔气派，家家“小灶”开起来，也不显逼仄，只是每日生火之际，烟雾大作，充塞全楼上下，堪比乡村的炊烟四起，令高冷的宾馆建筑平添人间烟火气。此情此景，后来有人打趣说是“农村包围城市”具象化，其实是不确的。盖因家家户户烧煤炉，而彼时烧蜂窝煤倒是城市生活的表征。好歹是无烟煤，原是没有“炊烟”可言的，只因楼里的人多半来自农村，烧柴禾灶轻车熟路，烧煤炉则是面对新生事物，不晓如何封了炉子过夜，于是有每天早上走廊里烟雾腾腾的壮观景象。

    年纪太小，兴奋点在彼不在此，这些都是从母亲的闲聊里知道的，听她的描述，不期然就联想到筒子楼。而中央饭店毕竟高大上的庞然大物，至少在当时的我眼里，从外到内，仍是俨然。

    关于其间的“生活气息”，我清楚记得的细节，乃是杀猪。到现在我也没搞清楚那些猪是养大的，还是暂时存放。豪华饭店养猪似乎是不可想象的，然而猪是真实的存在，就在后院的铁栅栏里，逢宰杀时即有宏亮而凄厉的叫声传出。后院过去，隔着汉府街就是昔日的总统府，当时的汉府街绝无今日车水马龙的喧闹，即使一边就是郊区车起点站，也还是一片安静，我想没准猪叫声总统府那边都听得到。中央饭店院里的人自是声声入耳，躲都躲不掉。但这叫声却让小孩兴奋莫名，必有人嚷：“杀猪了!　杀猪了! !”遂有大批小孩从不同方向朝猪栏那边狂奔。许多次，我都受到大人的拦阻，唯有一次，成功摆脱了外婆。不幸的是，猪栏那儿有道门槛将我绊倒，摔破了胳膊，血流不止，一个当兵的将我送回家，杀猪的盛况，终于错过。留作纪念的，是直到现在还在的一处疤痕。

    不知从哪听来的：中央饭店是1947年为供“国大”代表下榻而建。有好多年，我都是以权威的口吻对人那么说。其实不是———作为三四十年代南京最豪华的酒店，中央饭店1929年建成，第二年就营业了。没有谁纠正过我，听的人都当真，或许曾经的居住者的身份让我的表述有了权威性。我也居之不疑，全不察这身份并不是“真相”的保证。

    酒店是暂居之地，入住的人都是过客。到1966年搬离中央饭店，父母在那楼里住了十三年，我住了六年，即使以我为准，也不会有住那么长时间的过客吧？　然那次在装修一新的中央饭店里上上下下的蹓跶，我却有一种恍惚感，难认这里是我曾经的家。你可以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但那太大而化之了，只能说，对中央饭店而言，我们是一群特殊的过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