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忠敬
有关中国教育的发展阶段和在世界教育中的地位，是一个值得关注但一直很难说清楚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是一个教育大国，但不是一个教育强国，中国正在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已经进入教育强国或中上水平行列。这个判断来自于2015年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中期评估得出的结论，主要是根据从学前到高等教育各年段入学率指标所作的统计。
以上两种观点都比较权威，具有一定的数据基础，但并不十分全面。因为“教育强国”概念绝非一个入学率指标这么简单。
为更准确定位中国教育的发展阶段与在世界教育中的发展水平，我们选取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几个发达国家作为参照对象，同时列出OECD的平均值进行比较。
在投入指标上，我国与教育强国差距明显
在财力投入上，以生均教育支出和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百分比作衡量。生均教育支出反映培养一个人的公共支出水平，而生均教育支出的高低会影响学习者的教育质量。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百分比是衡量国家对教育重视程度的指标，说明国家在分配总体资源时的教育优先配置领域。
在生均教育支出上，我国各级教育的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均低于OECD主要成员国，也低于OECD的平均水平，且差距明显。从各级教育来看，小学阶段最低，高等教育最高 (见表1)。生均教育经费不足会影响我国教育公平的实现和教育质量的提高，也无法保障学习者应有的学习条件和获得良好的学习资源。
在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百分比方面，2015年中国GDP为685505.8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为4.26%，虽然离OECD平均值5.2%还有差距，但是已经有了较大增长，说明我国近年加大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将教育优先发展真正落到了实处 (见图1)。
在过程指标上，中国教育的表现喜忧参半
所谓“过程指标”，主要包括班级规模、生师比和教师年龄结构等指标。班级规模反映学校资源配置和学生学习环境的相关信息。
在班级规模上，小学阶段较小的是美国和德国，为21人；较大的是日本，为27人；OECD平均数为21人；中国小学班级规模为37人，是OECD的1.76倍。初中阶段，较小的是英国，为19人；较大的是日本，为32人；OECD平均值为23人；我国为49人，是OECD国家的2.13位。综合来看，我国各级教育班级规模偏大，相应的教师的教学任务就会成倍增加。
在生师比上，小学阶段，较高的英国为20，较低的德国为15，中国生师比为16，OECD平均值为15。初中阶段，较高的韩国为17，较低的澳大利亚为12，OECD平均值是13，中国生师生比与 OECD平均值基本持平。高中阶段，较高的中国为17，较低的法国为10，OECD平均值为13。此阶段中国的生师生比高于七个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也高于OECD平均值，说明我国高中教师任务偏重，需要适当地扩大教师编制，降低生师比。高等教育阶段，较高的韩国为21，较低的德国为12，OECD平均值为17，中国师生比为20，高于OECD平均值。综合来看，我国小学与初中阶段的生师比与OECD国家基本持平，但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却存在一定差距。
在教师年龄结构上，小学阶段，40岁以下青年教师占比最高的是英国，为60%；最低的是德国，为31%，OECD平均值为41%；中国为54%，高于OECD平均值。60岁以上老年教师占比最高的德国为16%，最低的中国为0，OECD平均值为6%。这反映我国小学整体教师队伍年龄偏轻。初中阶段，40岁以下青年教师占比最高的是中国，为59%；最低的是德国为27%，OECD平均值为38%。60岁以上老年教师占比最高的德国为16%，最低的中国为0，OECD平均值为7%。该数据反映出我国初中阶段整体教师队伍仍然是比较年轻的。高中阶段，40岁以下青年教师占比最高的中国为62%，最低的法国为26%，OECD平均值为33%。60岁以上老年教师最高的德国为13%，其次是美国为10%，最低的中国为0，OECD平均值为9%。综合来看，德国的教师队伍年龄结构最为老化，中国的整体教师队伍年龄偏轻，可塑性强，有利于师资队伍的可持续发展。
在产出指标上，中国教育表现出良好绩效水平
产出指标，主要选取高等教育入学率、25至64岁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比例以及PISA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测试成绩三项指标为参照。
高等教育入学率是指有生之年接受某种类型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它反映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对于上大学的价值认识，以及劳动力市场对高端人才的重视程度。2016年OECD国家有59%的青年就读本科或相当于本科的高校，23%的青年攻读硕士学位。入学率最高的日本达80%，德国为64%，英国为61%，美国为52%，OECD平均值为68%。2016年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率为42.7%。根据国际上关于入学率在15%以下为精英化阶段、15%-50%为大众化阶段、50%以上为普及化阶段的划分标准，我国正处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离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仍有一定差距。但若考虑到我国高等教育起点低的实际情况，从纵向增长率和增值绩效来看，我国高等教育所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
在25至64岁人口受教育程度上，多数发达国家劳动力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在30%至50%之间，而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仅占9%。在中等教育方面，我国有四分之三人口只接受过初中教育，只有15%的人口接受过高中教育，而发达国家接受高中教育的比例在30%至50%之间。这反映出我国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偏低，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见图2)
通过从教育投入、过程与产出三项指标的国际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相比于OECD成员国，我国的教育投入尚嫌不足，生均教育支出还偏低。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有所提高，逐步缩小了与OECD国家的差距。这表明近年来国家加大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将教育优先发展落到了实处。
第二，相比于OECD成员国，我国的班额人数过大，但生师比状况较好，与OECD国家差距不大。这种似乎相悖的结果反映出我国教师资源与学生分布之间可能存在结构性失衡和不匹配，需要结合城乡、区域和学校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目前，我国教师年龄构成比较合理，中青年教师占教师队伍的大部分。相较于OECD国家，我国教师具有明显的年龄优势，人口红利较为明显。
第三，相比于OECD成员国，我国的教育产出绩效值得肯定。尽管我国的教育投入明显不足，但产出的绩效仍有可圈可点之处。尤其是我国在PISA测试中的优异表现，已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扩大了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与显示度，推进了中国教育走出去的步伐。
面向未来，我们要实现“2030教育现代化”目标，促进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成为真正的教育强国，还需做到几下几点：
一是教育投入占GDP的百分比需要再提高1至2个百分点，同时改变教育经费在各级各类教育中的分配，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比例，促进普惠型教育公平。
二是在教育质量监测指标中增加教育过程指标，除了硬性指标外，增加软性指标，强调过程性、动态性和协商性。在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背景下，教育质量监控的重点要转向关注学校内部的公平与质量问题，在同等人同等对待的基础上，关注不同人的差异化对待，强化选择性教育和个性化教育。
三是在关注教育产出的经济效益的同时，更要关注教育产出的社会效益。除了强化个人产出指标之外，还应当强化组织与社会层面上的产出；从关注短期影响到关注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作用；从强调“人力资本”的发展到更加强调“人的发展”。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