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敬雅

    在白彬菊筹措此书的上世纪80年代，不必说档案的电子化和检索了，就连我们现在常用的《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和《乾隆朝上谕档》等史料都没有出版。也就是说，她是在北京和台北的档案馆中，挨个翻检目录、调取折包以获取史料的。这种阅读强度和难度，是今天难以想象的。

    现今在规模性企业工作的人，一般都有这样的工作习惯。每天早晨，打开企业邮箱和信息传递工具，接收上级的指令、合作方的进展、同事和平行部门的告知，并给予相应回复。在日常办公中，在内网聊天群组中沟通相关事宜，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半公开信息，在微博及企业网站发布公开信息。我们通常以为，这一系列信息流的传递和交互，无疑是要建立在完全现代化的手段之上的，但是其实早在清代，这种分层次、等级的信息流交互过程基本上就可以做到完全畅通了。而实现这一传递的中枢，就是军机处和相关的文书制度。

    军机处及其相关的奏折制度在清史研究中一直是不可回避的重点，研究著作及论文可谓星罗棋布，自上世纪20年代故宫博物院成立之时的档案整理开始，就从未间断。就军机处和奏折制度研究而言，更多的研究者把注意力放在雍正时期———也就是制度的创制期。对学界颇有影响的有两部著作：吴秀良的　Communication and Imperial Control in China:Evolution of the Palace Memorial System，1693-1735(《通信与帝国控制：奏折制度的发展　(1693—1735)》，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　和杨启樵的《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香港三联书店1981，该书主要叙述雍正生平，但其中两章利用雍正朝宫中档案梳理了奏折制度的起源和发展)。从康熙末年到雍正时期，奏折制度正式形成，与之相关的政府机构———军机处也形成规模。而白彬菊　(Beatrice S.Bartlett)的　《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　(1723-1820)》　(耶鲁大学出版社1991，中译本：董建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考察时段更长，上启康熙皇帝开始着手打造的内廷亲信机构“南书房”，下讫嘉庆中期军机处的制度化完成，迁延百余年，完整展现了“军机处”从草创到成熟，从成熟到嬗变的全过程，以及相关文书、档案制度的发展及影响。

    白彬菊这部著作的主要关注点有二，这也是其区别于别家著作的叙事特点。第一是信息流通与清朝国家的权力分配，这一观点具体表现在对奏折制度的形成、奏折文本在各阶段的处理权限，以及在处理奏折时皇帝与军机大臣权力的分配等具体问题的探讨中。

    虽然按常理来说，处置权是大于知情权的，而且从理论上讲，清代皇帝对政务拥有绝对的处置权。但是在清代现实政治中，皇帝几乎不会在没有信息来源的情况下，凭空作出某种处置。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隐藏信息在清代和歪曲信息同等令皇帝厌恶。

    进入明代特别是清代以后，人口激增、国家地域扩张、战争规模扩大、经济行为复杂化、行政层级多元化，使得国家机器在运作过程中必须追求更加全面而高效。比起前代，清代政务数量达到了几何级数的增长。这就催生了政府行政过程的改革，而其中的皇权如何获得安放，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奏折制度的设置，本质上改变了明代以来的信息流向，皇帝变成了整体的信息源，而非信息目的地。也就是说，他要决定什么样的信息交给哪个部门处理，而不是由下级机构决定什么样的信息可以给皇帝审阅。

    奏折从四面八方涌向皇帝，皇帝需要启用自己的班子来处理这些信息。《君主与大臣》　对于这一文书制度———本质是信息流的研究，主要基于北京和台北两处档案馆藏的丰富档案，包括奏折、上谕档、随手登记档等。于是我们就不得不注意利用档案研究制度的特点：第一，要注意档案的真实性和系统性。档案的留存有非常大的选择性，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哪些档案能够被我们看到，也极具偶然性。简言之，就是利用档案研究，言有易而言无难。第二，这对研究者解读史料的能力和整体的历史认知有较高要求。这两点此书处理得都尤为得当，书中所得结论层次准确，另有很多基于档案统计结果的推论，谨慎又大胆。

    本书第二个关注点是历史发展中“机构-事件-人物”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机构形成的过程并不具有教科书式的明确线索———这种线索可能在前期会帮助我们搭建一个认知的构架，但随着研究的推进，这一构架必须适时调整，甚至自我重建。对军机处发展的认知，就是这样。军机处形成的三段论，今天在学界已经不甚流行，但其依然颇有助益。

    白彬菊书中所述三者关系显然是一种更加丰富合理的认知框架。法外活力一直是清代政治存在的普遍问题，即当一个机构以非常规的形态表现时，往往最为可控。一旦以规定的形式将其固化，则会自然地和旧有体系合并，之后再产生出新的“非常规”形态，题本的形成已经表现了这个过程。当然，军机处的形成也有这样一种模式，皇帝和军机大臣为了避免其常规化和仪式化，消耗行政中的时间成本，采取了各种措施。但是同时，为防止其“非常规”处置带来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又要在人员配置上对其进行制约，这就体现了人物和机构间相互依存和控制的关系。

    在阅读的过程中，笔者也认为本书有一些解释不甚到位的地方，会误导读者形成一种先验性的认识。例如，本书一直在使用的“内廷-外朝”的概念，以区分权力是怎样形成和划分的。这里将“inner”翻译成“内廷”，显然是选用了一个更广义的内廷概念，而非清代人使用的内廷概念。

    此外，本书在讨论军机大臣及军机章京时，一以贯之地考察了其民族属性和地域属性。但笔者认为，对于军机大臣这一群体而言，个体差异所起的作用，要远远大于他的族群属性。毋庸置疑的是，满汉、南北人员在军机处的比例，确实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是一种反映，但这种反映的主观程度有多强，还是值得讨论的。

    1979年出版的庄吉发著《清代奏折制度》比本书英文版出版早十余年，也是本书的参考书目之一。两书前半部分所探讨问题有相当重合性，且共同特点都在于对于史料的细腻解读。但相比之下，我们会觉得，《清代奏折制度》　要“好读”很多。细究原因，这其实体现了中美两国学者在治学方法上的差异。

    第一，《清代奏折制度》注重个案解读，所引奏折生动有趣，让读者能体会其中种种细节。而　《君主与大臣》　的重点则放在对某时期或事件奏折的数量统计，经常罗列众多奏折以证明作者的某一观点———这体现在本书很多长注释上。在白彬菊筹措此书的上世纪80年代，不必说档案的电子化和检索了，就连我们现在常用的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　和　《乾隆朝上谕档》　等史料都没有出版。也就是说，她是在北京和台北的档案馆中，挨个翻检目录、调取折包以获取史料的。这种阅读强度和难度，是今天难以想象的。而这大概也解释了为何在进入嘉庆朝的叙述后，史料引用的丰富程度急转直下。

    第二，《清代奏折制度》的叙述是按照这一制度自身的发展脉络梳理的，使读者方便接受、理解顺畅。而　《君主与大臣》　在论述中，几乎打碎了制度发展本身的顺序，而以我们上面提到的“人物　(君-臣，大臣-章京等) -事件-机构-制度”的关系，将材料和观点重新排列阐释。这使读者必须进入作者的逻辑链条，才能很好地理解这一组织形式。

    虽然本书的英文版已经问世二十余年，但其对于清代政治史的学术指导意义并没有因时间而冲淡。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