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益昉
作为1860年代出生者，张与旅美百人团幼童同龄。容闳带出的这批少年，到了1880年代，先后在美国大学注册者已有60余人，其知识结构与现代化直接相连。地处东隅的秀才，知识结构依旧，但开胸破腹和洗涤脏腑，对其脑海的冲击，也仅仅激起对华佗式神医的敬仰和对江湖郎中的谴责而已。
1884年5月8日 (农历四月十四日)，以介绍新闻、新知为己任的《点石斋画报》,由吴友如等新派画家主创，在沪上夷场付梓首发。当日刊登8幅绘画新闻，售价五分洋钿，时值一斤鸡鸭一斤鱼。自称尊闻阁主人的创刊前言称，秉承泰西新闻传播手段，采用泰西绘画求实记法，乃因“同治初上海始有华字新闻纸，厥后申报继之……日售万纸，尤不暇给，而画独阙如”。
130多年来，研究新闻传播和近代历史的学者，对《点石斋画报》盛赞有加，却始终没有专家指出，画报主创人员在创刊号上，或是有意考验后学，或因无知埋下乌龙，第八帧所画“割肝疗父”，竟将人体肝脏从腹腔右侧挪到左侧，脱离介绍新知和求实的办刊宗旨，违背泰西解剖知识东渐的常识。乌龙揭晓虽迟，白纸黑字却不失为充任医学史研究切口、进而剖析晚清西学东渐困局的史料。
先秦文明积累丰富的生理常识与处置经验
黄帝问于伯高曰：余愿闻六府传谷者，肠胃之小大、长短、受谷之多少奈何？伯高曰：请尽言之。谷所从出入、浅深、远近、长短之度：唇至齿长九分，口广二寸半。齿以后至会厌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两，长七寸，广二寸半。咽门重十两，广一寸半，至胃长一尺六寸。胃纡曲屈，伸之长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径五寸，大容三斗五升。小肠后附脊，左环回周迭积，其注于回肠者，外附于脐上，回运环反十六曲，大二寸半，径八分分之少半，长三丈二尺。回肠当脐，右环回周叶积而下，回运环反十六曲，大四寸，径一寸寸之少半，长二丈一尺。广肠傅脊，以受回肠，左环叶积上下，辟大八寸，径二寸寸之大半，长二尺八寸。肠胃所入至所出，长六丈四寸四分，回曲环反三十二曲也。（《黄帝内经·灵枢》肠胃第三十一）
照说画报面世之际，西学东渐风气正浓，精英却闹出“点石斋乌龙”，可见社会知识阶层汲取西方文化实效可疑。但若就此断言，华夏一贯缺失人体常识，却属过度推论，难以成立。两千年前整理《灵枢·肠胃》的先贤，洋洋洒洒描述人体概况，尽管相关信息细节有出入，但所谓华夏没有解剖知识，尚未积累脏腑器官常识，与史相悖。将此引申为与现代医学失之交臂的原因，不妥。
即便成熟的西方经典解剖学，同样难免疏漏，但据此亦不足以否定现代医学对人体各大系统的合理认知。2017年，《柳叶刀》（lancet）发表爱尔兰林莫瑞克大学（University Hospital Limerick）新说，肠系膜(Mesentery)是人体器官第79位新成员。随后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Looney团队通过《自然》宣布，肺脏也是血小板造血器官。可见，更新人体认知的探索，一直在路上。
重点是，《内经》整理者主动运用长度、重量和方位等定量概念，描绘腹腔肠胃内景，意识到“他者”验证的重要性，初具朦胧的科学萌芽。他们回避肝、胆、脾等腹腔器官与“肠胃”的关联，应属观点不同，而非观察疏漏。一般而言，观察性知识并非建立在逻辑推理之上，人身大体识别这类博物学范畴的经验积累和知识体系，完全可能早于科学体系，率先展现文明曙光。
值得强调的是，上述短短几百字篇幅的先秦文字，涉及12项腹腔脏器，其中11项名词被现代医学文献继承，可见学术共同体认可其历史贡献。更有意义的是，当下解剖学领域最新发现的肠系膜，其定位就相当接近《灵枢·肠胃》“傅脊”者。因此，先秦解剖知识至少应在文化层面得到肯定。
如果结合考古学层面的证据，华夏文明对身体的识别、探索和理解则更加源远流长。1991 年，江苏省昆山市赵陵山良渚新石器遗址（公元前4000年），发现一枚圆形陶盖，与以往出土陶器的编织纹装饰，即遵循叠压纠缠、环绕始终、左右环绕的基本脉络不同，另有所创。
历史学者基于生殖崇拜，从中识别出了女阴神秘；自然学者注重天人合一，发现白蛇青龙纠缠外观；解剖学者立足先民生活经验，解读出完整的卵生动物胃肠器官（周膺、吴晶著《中国5000年文明第一证——良渚文化与良渚古国》）。刻画在远古陶器表面的浅淡信息，显然被先民寄托无限循环的意象，表述原始思维。
6000年前，刚刚告别狩猎社会、进入渔猎农耕并存期的先民，为猎物开肠破肚是日常工作。艰辛劳作的他们，自身也经常遇袭，导致破腹流肠。因此，先民们从生活经验中，积累越来越多的解剖知识，掌握成熟的外伤处置技术。原始文明的精湛操作，按现代标准，也叹为观止。
一个证据是，中科院考古所发掘的4000年前青海民和县阳山墓地，其中编号70的男性墓主头骨后顶部，有一个略呈圆钝三角形的大孔，其最大矢向径和横径约为42×33毫米，钻孔创缘钝化，新生许多小尖状骨赘。孔口周围可见约8毫米宽的刮削面，其表面也已钝化，并呈“晕圈”状，向创缘方向逐步变薄，人工介入痕迹明显（陈星灿，《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讯》1998年8月）。
考古研究认为，重击酿成的头颅骨折，易导致颅内炎症。时人在伤员头顶实施开颅手术，凿开大孔减压。从创伤孔缘生出骨刺，以及“晕圈”状刮削面表明，手术很成功，病人术后至少存活过一段时间。我国有好几例类似发现（韩康信等《中国远古开颅术》）。可见，无论出于治疗，还是宗教目的，华夏先民在自身器官把握上，与世界接轨。《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下记载：大秦有善医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希波克拉底文集》中记载：当无其他疾病而双目失明时，则应在脑盖骨的两旁施用手术，剖肉、洗骨、清血便愈。当眼睛毫无显著病症并失明时，可以在头顶部切开，把柔软的几部分分开，穿过头骨，使液体全部流出。这是一种疗法，用此法病人便能治愈。
远古识别腹腔脏器的机
会，大大超过对脑部工作的识别，难度也有所降低。先民在实践中，对腹部脏腑把握更多细节，而且可以比较鱼类等水生动物，猪犬类等哺乳动物器官，再渐进到人体腹腔，触类旁通积累各类器官常识。先秦百家著作在述及农事、食事的文献中，均有大量相关记载。
其中，疱厨职称食医，掌握腑脏知识最丰富。据《周礼·天官冢宰第一》：“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馐、百酱、八珍之齐。”华夏首份食谱记载的八珍（林乃燊《中华文化通志》），集合炮豚和肝膋等八种烹饪技法，与脏腑密切相关。炮豚“取豚若将，刲之刳之，实枣于其腹中”。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举燋其膋，不蓼”（《礼记·内则》）。
孔圣人拘泥于食物禁忌，“不食雏鳖，狼去肠，狗去肾，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脑，鱼去乙， 鳖去丑……雏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鹄鸮胖，舒凫翠，鸡肝，鴈肾，鸨奥，鹿胃。”(《礼记·内则》)。总计69个字符涉及7项器官名词，均被后世医书直接引用。也就是说，最迟至公元前500年，黄河流域的器官知识和专用名词，已经成型。
足够证据表明，在中国思想界开放、活跃的公元前，先秦时代与古罗马时代对人体解剖的认识是接近的。实物依据是，秦始皇陵墓出土的大力士雕塑，时任工匠对肌肉的逼真把握和重塑，堪比西方解剖学发源地的水准。考古学家相信，东西方文明2000年前已有交流，是时，华夏生理解剖知识接轨世界，华夏医学萌芽不该只有阴阳五行经络学说一家独大。
晚清有识之士重新认识被抛弃误读千年的人体通识
那么，为何2000年后的文化精英，有关肝脏的基本认识，反而大大倒退了？换一种问法，华夏医学认知，到底与客观世界和西方医学，差距多远？“割肝疗父”的纠结焦点恰好触破这个困局。在电灯、电话、电报、煤气、自来水、火车等代表性现代化设施已经落户上海之时，传播西学信息、技术和思想的传统文人，一方面靠新闻纸依样画瓢，另一方面却照样生活在旧世界。
点石斋抱守“肝生于左,肺藏于右”的阴阳五行所造乌龙，思维模式与2000年来的思维方式有关，独尊一种理论，一套教化，一定程度上，抑制华夏医学的多元发展。治病救人的基本手段，仅局限在阴阳五行经络体系中。尽管，该系统在生活水平简朴、平均人寿低下、疾病谱系单调的社会中，也起了维持健康的积极作用。
晚清知识精英的人体解剖常识的缺失，并非偶然。19世纪80年代，西医东渐早已推动西式医院登陆沪上，仁济（RENJI）、公济（GENERAL HOSPITAL）和同仁（ST.LUKES）三家成立最早，而且同仁医院附属学堂，招生医学生也有多年。全国来看，至少两名大清臣民，即男生黄宽、女生金韵梅已从欧美医学院毕业，荣获医学博士。广州博济医院收治病患半个世纪，附属医学堂招收学员30余年。葛夏女子医学堂，亦随世界潮流落户广州。
但西医的正面社会影响力，此时仍普遍不足。到了更下层的中小城市，饱学士绅对西医东渐的认识，混淆于宗教与神怪之间。以温州张1909年正月二十六日日记为例，进入20世纪的读书人论及西医，津津乐道似有推崇之意，更多暴露出对常识的一无所知：
李君萼甫来谈，云前日有吃鸦片烟者4人，上郡请外国包医生诊治，医士谓3人可以用药戒断，唯一人则因病食烟，其脏腑受毒不浅，必须解剖。初犹为难，经包医士许以保险始允。即引此人入内室，用药膏贴其额，人即晕去入死，乃剥去衣服，先用药水抹其腹皮，出利刃剖开胸腹，将肝肺脏腑一概取出洗涤，肺肝为烟汁所熏已成墨色，肝内有肉球一块，即割下弃去。然后将肝脏等一一纳入腹中位置完密，始用线纫合腹皮，再用药水抹上，命人抬此人出外，始将药膏揭去，而其人已蹶然醒矣。3人问之，曰：尔有所苦否？彼应之曰：吾方得甘寝一向晌，何苦之有。噫！观于此而后之西医之术，洵可继中国华元化（佗）遗踪者，以视仅日之仅读《汤头歌》、《药性赋》，悬壶糊口者流，则更判若天渊矣。（俞雄选编《张日记》）
按学者李世众《晚清士绅与地方政治——以温州为中心的考察》的研究, 张（1860—1942），字震轩，1880年入邑庠，为县学诸生，终生以教书为业，是典型的传统学人。包医生则指英籍医生包莅茂（W. E. Plummer），在基督教循道公会1897年创立的温州定理医院供职，该院1906年后改名白累德医院。
如果仅将张记载作茶余笑话，恐怕坐失观察晚清文人知识结构的机会。作为1860年代出生者，张与旅美百人团幼童同龄。容闳带出的这批少年，到了1880年代，先后在美国大学注册者已有60余人，其知识结构与现代化直接相连。地处东隅的秀才，知识结构依旧，但开胸破腹和洗涤脏腑，对其脑海的冲击，也仅仅激起对华佗式神医的敬仰和对江湖郎中的谴责而已。
当然，也不乏放弃偏见，放下身段，亲近西学的传统本土学人。就上海而言，19世纪中叶的学人王韬就在日记中，详细罗列阅读西学的风气首先在墨海书馆朋友圈内形成。传统文人一贯坚守良医良相情怀，文人阅读医书是消遣爱好与社交话题。1851年，首部西洋解剖生理教科书《全体新论》由合信译出后，西方学院派解剖知识，开始进入文人视野，王氏朋友竞相阅读。
《王韬日记》录，“海防署内阍胡雅堂来，购泰西医书数种去”，且相互转达，“若有泰西奇闻异书，可投其所好” （1858年9月14日）。又“西医合信将行，以书数种相赠......合君精于医理，为人浑厚朴诚，亦泰西医士中之佼佼者。所著有《博物新编》、《全体新论》、《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内科新说》五种，笔墨简洁，讲论精核，真传作也”。（1858年11月13-14日）
王韬读书比较诚实，自知西学功底浅薄，数理内容过于深奥，颂之不易理解。“《几何原本》八卷，系伟烈君与壬叔所译……夜挑灯将此书略展阅一过。因忆昔年郁君泰峰，曾垂问西人天算各书，何不举以赠之？……予在西馆十年矣，于格致之学，略有所闻，有终身不能明者：一为历算，其心最细密，予心粗气浮，必不能入；一为西国语言文字，随学随忘，心所不喜，且以舌音不强，不能骤变，字则更难剖别矣”（1858年12月22日）。
有了自知之明，文人读书心得，就多了几分价值，比如王韬的医学判断，还是切入关键。“饭罢，偶阅小异所译《内科新说》，下卷为西药草本，而间杂中药在其中。西药性味，予所未晓，而其所用中药治诸病处，恐不甚效。予谓西人于脏腑节窍，固属剖析精详，惟治华人内症必不验，因纯以霸术故也。盖不独饮食嗜欲之不同，秉体强弱之有异矣。”（1859年3月30日）
西医东渐是清代西学东渐的先声。洪若翰等传教士靠金鸡纳缓解康熙疟疾后，满文《解体全录必得》成为向皇上讲述解剖学的底本。1850年代起《合信氏医书五种》整体介绍内科、外科、妇科和解剖，加上博济嘉约翰院长翻译的临床医书，傅兰雅《全体须知》、德贞《西医举隅》和《全体通考》等卫生学著作，以及应运而生的医学期刊，如最早的《西医新报》等，西医传播渠道，足够好学者选择。
与此同时，有想法的传统医者也深受刺激与启发，致力于汇通中医西医者时有显现。王清任最早发声，1830年代开始破除礼教束缚，从事尸体观察研究，所著《医林改错》乃中国解剖史重要事件。“余著《医林改错》一书，非治病全书，乃记脏腑之书也”，但孤胆英雄成绩有限。
唐宗海是1889年进士，寓居沪上，旨在博采融会西医常识，辑集《中西汇通医经精义》，虽比《医林改错》高明些，但其笔下见识，远离现代医学严谨要求。比较东洋兰学以降的医学解剖图谱，两相高下立判。客观地评说，虽然医改成绩不佳，还得冠予医学思想家名分。皇权之下敢于冲破千年思想牢笼，就是最值得称道的创新举动，也是弥补2000年医学思维固步停顿的突破口。
有趣的是，北方医改缓慢，南方却出现一波率先掌握西方解剖的文人，而他们并非出自医学领域，一直没有获得医学史研究的关注。1835年,伯驾的广州新豆栏眼科医局，邀请本地画师关乔昌，从事病理医案记录。流传欧美的大量画作证实，当年岭南画师运用西画技巧，掌握解剖常识，水准超越中原医者。人体解剖的形态构造，对于医疗诊治和绘画雕塑，同等重要。
从试图汇通，到热衷结合，游走中医西医两界至今大有其人。一个世纪的探索表明，基于文化情怀的医术结合与事无补。首先直面生活模式的改变，疾病谱系的扩展，才能正视传统医学的局限。晚清的困局是学习障碍，当下的困境是平视科学，没有交集基础的中西医“婚配”，就连局外人王韬，都看出了不妙的前景，“纯以霸术”是诊疗思维的最大禁忌。
（作者为旅美医学博士）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秦汉特展展品（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