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29日上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第38期文研论坛在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多维视野下的上古音研究”，由潘悟云与来国龙担任引言人，与谈人包括郑张尚芳、孟蓬生、王志平、冯蒸、李零、郑伟、王弘治、王为民、叶玉英、张瀚墨、徐刚等。
来国龙介绍，发起本次论坛的契机是他与郑伟、王弘治三人合作翻译白一平（William H. Baxter）、沙加尔（Laurent Sagart）的英语著作《上古汉语新构拟》（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OUP，2014），中译本即将由上海教育出版社、香港中华书局分别以简体、繁体中文出版（目前原作者正在校读译稿）。去年，白一平来到北京、上海等地，参加多场演讲、座谈活动，在国内上古音研究圈内引起热烈讨论；本次论坛则期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推进上古音研究。论坛主题中的所谓“多维视野”，就是从多个角度、用多种材料、以多种方法来研究上古音。《文汇学人》在此刊发论坛纪要。
引言
上古音与古文字研究必须整合
来国龙（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艺术史系）：我特别关注古文字与上古音研究的整合。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大量战国楚简出土，这些古文字材料对上古音研究会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反过来，上古音研究的新成果也会促使古文字释读更加科学缜密。
我们知道，上世纪80年代末，朱德熙、李方桂、李新魁等先生曾多次指出，上古音研究必须利用古文字材料。事实上，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在1940年编《汉文典》时，就已注意到了古文字材料对于上古音研究的价值，只是囿于当时的研究水平，古文字材料并未成为他论证的主要依据。而在古文字学界，虽然罗（振玉）王（国维）等古文字学者在古文字研究上与章（太炎）黄（侃）有很大分歧，但在上古音方面，古文字学者大多也还是承续了章黄一路的上古音研究模式，没有关注及引进高本汉等开启的现代语言学的新方法。唐兰早年曾与林语堂讨论古代有无复辅音的问题，但对于复辅音学说，古文字学界大多持保守态度，而林语堂则是受高本汉的启发而着手上古音研究。
古文字学家中唯一一个例外，可能是陈梦家先生。陈先生对以高本汉为代表的新派上古音研究颇为关注，并在他1941年对《汉文典》的书评中做了极有见地的批评。他在其中讨论了三个问题：首先是“上古音”概念的起讫，主要是开始的时间问题；第二，是高本汉基于中古“长安方言”构拟的语言与《诗经》的语言是否为同一种语言；第三则是对高本汉所援引古文字材料的质疑（见《关于上古音系的讨论》，收入《陈梦家学术论文集》）。以前常有人说陈梦家不是古文字学家，说他考释古文字，论据与论证过程往往错误百出，但他的结论却常常是正确的。从这篇书评来看，陈梦家对高本汉等新派的上古音研究的批评是中肯的，头脑是比较清醒的，因此他古文字考释结论常常能对，并不是偶然的。
在高本汉、陈梦家的时代，古文字材料以甲骨文金文为主，而近数十年来战国秦汉简帛的出土（包括预计明年会出版的安徽大学藏战国《诗经》简）预示着，建构“以古文字为骨干的上古音系”的时代已经到来。但为了更合理、更充分地利用这些新材料和新方法，上古音与古文字的研究者必须“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在观念上和学风上有个较大的更新，进一步开发既有材料，同时完善已有方法。现在几乎每年都有新简出版，而许多人都是一窝蜂地简单考释几个字，写些饾饤小文，对这些新简的研究就结束了。正如李零先生用过的一个比喻——现在的古文字研究就像猴子吃苹果，咬一口就扔掉。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古文字材料中有更多的内容是值得、也应该被再开发、再利用的。
对白-沙体系的评论
潘悟云（复旦大学语言与文献大数据中心、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近年来的出土文献所包含的古文字材料，既为汉语音韵学研究提供了一些极有价值的材料，也对一些传统结论提出了挑战。
白-沙体系所基于的“假设-演绎”的理论框架再加上“验证”，是一切经验科学的研究范式；整个历史语言学的基石，就是新语法学派的关于音变无例外的假设。在新语法学派的假设下，音变是线性的——一个音段p在条件C下，在某一时代毫无例外地变为p1。但我们发现，许多音会发生非线性音变——音p在相同条件C下，有的变成p1，有的变成p2。例如，匣母（中古为/？/），在《切韵》寒韵合口字的相同语音环境里，会在现代普通话中分化为零声母（完丸皖）和/x/（桓还缓）。前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并试图通过“词汇扩散理论”、“竞争性音变”等理论来解释（王士元、潘悟云等）；总之，必须对新语法学派假设进行修正，尤其要重视非线性音变的发生条件。从这个角度看，白-沙体系的构拟有一些混乱之处，其可能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考虑到非线性音变。
接下来，我想谈谈由语言接触引起的新史观。根据谱系说的语言演变模型，每个语言节点有且仅有一个父节点，因此，所有语言节点由下向上构拟，都将到达唯一的一个节点：这是所有语言构拟的理论基础。但在此语言演变模型之上，还可能发生语言接触现象（见左图）。当某个语言节点L2由于语言接触发生来自C2的借词时，L2就有了L、C2两个来源，我们无法判断某些语言要素来源于原始语言L还是来源于C2的借词，此时必须借由历史层次分析的手段切断L2与C2之间的连线。各家关于历史层次分析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历史层次分析最重要的用途就是切断这类L2与C2的借词连线。那么，这种切断是否会引起历史比较法方法上的改变，我们是否还能够运用历史比较法？我认为是可以的。例如，日语的汉语吴音大部分是由汉语借过去的，从而能够作为域外方言成为构拟的参考。
然后，我想强调一下三个演绎框架的前提假设。首先是中原雅言的历史承继性，也就是我们研究的上古音从夏商周直到秦汉，都是河南一带的雅言语音，语音的发展具有历史承继性。这是必须承认的一个前提假设，如果此假设不成立，那就意味着上古音研究会面对不同的研究对象，从而失去历史追溯的可能。其次是关于《切韵》音系的真实性假设。白-沙体系认为，《切韵》是综合音系，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音系；但我还是认同周祖谟先生的观点，即《切韵》是真实的，是7世纪前后金陵、洛下的一种书音。第三是时空限制下谐声现象的内部一致性假设。目前，谐声材料是
上古音研究最重要的材料，但我们使用的谐声字材料可能产生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那么它们内部的谐声现象与谐声规则是否是一致的？因此，必须假设在一定的时空限制下，谐声现象是内部承继的。固然任何理论都可能有反例，但如果抛开以上三点假设，许多讨论都无法进行下去。
第四，我想简单介绍一下上古音研究所使用的基础材料。除《诗经》押韵之外，最为重要的有两类：第一是反切行为和反切规则，第二是谐声行为和谐声规则。这两类材料代表了上古音、中古音研究中最重要的内部规则，借词等其他材料只能作为旁证。在谐声系列中，我们可能发现许多看似与众不同的谐声用例，例如，“的”（端母）、“豹”（帮母）如何谐声？一般认为，谐声字由假借字加声符而来，而假借必然同音，于是谐声也理应同音；那么，如何解释不同音的谐声字？由假借字加声符得到的谐声字绝大部分都同音；但还有一类谐声字，是出于避免混乱的目的，不经过假借字阶段直接造出的，这类谐声字为近音而非同音。那么，怎样的“近音”才能合乎谐声规则？我们曾对传世文献上古用字音韵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到了一张谐声类型表。谐声类型表统计了各个声符与各个上古音声母的对应关系，是上古音构拟的基础。
第五点，我想特别强调音变现象和规则的普适性。研究音韵学就是研究音变；而音变所基于的发音器官的发音规则与听觉器官的感知规则，在古今中外都具有普适性。这也决定了音韵学研究的科学性，以及对音韵学构拟应用“假设-演绎”方法的可行性，前人如Labov、王士元、Ohala等都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目前的做法是，建立大规模的方言、民族语语音数据库，通过研究地理上的共时语音分布，求出历时音变规则。以上古之部拟音为例，白一平拟作？，潘悟云、郑张尚芳拟作ω。我们拟作ω而不拟作？的主要理由，就是音变规则。如果拟作？，之部一等字到中古时期变为？i（中古咍韵），韵尾i从何而来？我的看法是，中古的元音音变大部分是推链；元音推到最高位后，就会与原有高元音合并，为了避免合并，原有高元音的音值会变化而发生“出链”，其中“裂变”是重要的出链方式之一 （见下图①）。
例如，u（上古幽部）裂变增音变为？u再变为ɑu（中古豪韵），这跟英语“house”中的元音ɑu来自古英语元音u的音变模式是一致的；又如，i（上古脂部）发生裂变变为ei（中古齐韵），再变为ai（粤语齐韵字音）；将上古之部拟作后高元音ω，首先发生裂变成为？ω，而汉语中的ω元音不稳定容易变成i，从而？ω再变为？i（中古咍韵）。我想，音变的普遍规则以及音变的微观过程，将会是今后音韵学研究的重点。
郑张-潘体系与白-沙体系达成的几项基本共识
潘悟云：在此，我想强调上古拟音的郑张-潘体系与白-沙体系两家达成的几项基本共识，这些共识的达成能够避免许多学术讨论的混乱。
第一是上古“六元音系统”。格林伯格（Joseph H. Greenberg） 在Language Universals一书中指出，世界上最普遍的是五元音系统（a、i、u、e、o），六元音系统则是第二普遍的。“六元音系统”最早由郑张尚芳提出，是后来上古音研究的一项重要假设；此后支持六元音系统的学者有包拟古、白一平、斯塔罗斯金等。而六元音系统的提出也是基于许多前人研究成果的，如现在一般将上古元部字三分为元1、元2、元3，但清人并没有注意到元部字的内部差别，最早是董同龢发现一部分元部字包含e（元2），雅洪托夫发现一部分元部字包含o（元3），这些都为六元音系统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二是来母*r-与以母*l-的拟音。目前学界基本认可高本汉的中古来母拟音l-，于是许多学者认为其上古来源也是l-，实际上并不正确。蒲立本、许思莱、包拟古等学者都提出，上古来母为r-，以母为l-；李方桂体系原本为来母l-、以母r-，后来龚煌城修正为来母r-、以母l-。
第三是上声与去声的韵尾来源，上声<*-？，去声<-h<*-s，最早由法国汉学家奥德里古尔基于汉语与越南语、南亚语的比较提出。王敬骝在《傣语声调考》中提出，由傣语声调以至整个侗台语声调，都遵循这样的音变模式。graham thurgood对海南回辉语的历史比较研究也支持了此观点，他研究的回辉语刚好是一种来自无声调南岛语的有声调语言。虽然目前还没有对苗瑶语声调的历史比较研究，但相信将来的有关研究同样会支持此种音变模式。
第四是三等介音-i-后起。蒲立本最早提出对带-i-介音的三等字在《广韵》里占相当大部分的怀疑，中国学者最早由俞敏先生提出，他们都基于汉语与其他语言的对比，认为汉语中占大部分的三等字中的-i-介音原本是没有的。郑张尚芳、罗杰瑞着眼于汉语的音节结构，特别是罗杰瑞从标记理论来分析，既然三等字占汉字的大半部分，那么三等字应该是无标记的，从而支持了三等介音为后起的观点。
第五是二等和重钮三等的来源*cr-，最早由雅洪托夫提出，后来支持此观点的学者有蒲立本、李芳桂、郑张尚芳等。
第六是上古汉语有形态留存。白-沙体系中构拟的形态过多，上古汉语中的形态应该只是残存形式，其形态功能已经开始让位于语序。
对上古音构拟的一些新思考
潘悟云：另外，我还想与各位讨论对上古音构拟的一些新思考。首先是上古汉语的音节构造，潘悟云体系与白-沙体系基本相同，但前者比后者稍简单。韵母部分中，韵尾所包含的后置韵尾，在后来的声调分化中起关键作用；声母部分中，基本辅音一定为单辅音，基本辅音之前可能有前置辅音，也可能有次要音节，两部分共同构成复辅音（见下图②）。
次要音节虽少见于汉语方言，但多见于西南地区民族语。次要音节表现为其韵律长度往往是其所依附的主要音节的一半，根据现代音系学的表述，次要音节为1个mora，主要音节为2个mora。例如，壮语中表示猴子的malau，ma的长度很短，为次要音节；此种音节结构常见于柬埔寨语等南亚语。
下面，我给出几条复杂辅音的音变路径：（1）c·r->Cr->Cr->C-；（2）C·r->r-；（3）C·l->l-；（4）Cr-、Cl->C-。复杂辅音包含两个调音成分，这两个调音成分同时成阻，但除阻有先后，塞擦音、圆唇化的简单辅音等都属于复杂辅音；复辅音则不同，其不同发音单位的成阻、除阻过程依次独立进行。构拟复杂辅音能够解释次要调音成分流失、主要调音成分保留的音变路径。例如：“不”在上古是帮母之部字，在“不律”（*p·rud）中则是作为长度很短的次要音节存在，后来*p·rud经由音变路径（1）变为prud（即中古帮母重纽三等字），再到现代汉语的p-；“蓝”字必须拟作*ɡ·ram其中ɡ是在到现代汉语“蓝”的音变过程中脱落的次要音节，而泰语借词ɡra:m（蓝靛）说明了上古拟音形式中ɡ存在的必要性；上古汉语孤*kwla、球*ɡlu中的调音成分l都在武鸣壮语中得到保留（武鸣：孤kla、球klɑu < ɡlu）。如此从复辅音到复杂辅音再到单辅音的音变链，在南岛语、南亚语、侗台语等东亚语言中都具有普遍性。
我在此提出一个自己构拟的前置辅音加流音的音变公式：（1）pl->t-，phl>th-，bl->d-，ml->n-；（2）pr->？-，phr>？h-，br->？-，mr->？-。通过对一些藏语、汉越语个例的考察说明，潘悟云体系涉及这类音变的构拟与白-沙体系相比更具解释力。更有意思的
是，复杂辅音还可以作为复辅音的组成成分，我在此基础上提出C1C2r- > C1r-与C1C2l- > C1l-的音变模式，并以此说明郑张尚芳的“丙”拟音（*p-krak > prang ）与“柔”拟音（*mlju）比白-沙拟音更能解释“丙”“更”的谐声与“柔”“矛”的谐声。此外，从古文字材料看，郭店《老子甲》简33中的“骨弱筋柔”之“柔”写作“”，我认为“求”就是声符（*ɡlu），“矛”（mu）为前置辅音，而“柔”的上古音则是*mɡlju>mlju>MC ？？u；同时，粤语中表示猴子的“马流”（malau
第二是关于三等与非三等的来源问题。蒲立本最早提出三等字的-i-介音后起，那么其原始形式是什么？郑张尚芳、斯塔罗斯金都认为三等来自短元音、非三等来自长元音；罗杰瑞、白一平认为三等带常态声母，非三等带咽化声母；我的观点更趋综合，认为三等来自松的常态元音，非三等来自紧的咽化元音，松元音通常是短的，紧元音通常是长的（详见潘悟云《对三等来源的再认识》，《中国语文》2014年第6期）。从个例看，“乌、狐、蛙”等动物叫声拟声字、“唉、呜、哇”等人声拟声字，绝大部分都来自非三等的咽化元音。
第三是塞擦音后起的观点。首先，世界上其他较古老的语言中都没有塞擦音，从个体发生学的角度，塞擦音一定为后起。中古声母中，端、知、章三组声母近音。白-沙体系中，知母都拟作tr-，章母都拟作t-，其中知母拟作tr-能够解释其后来发展为卷舌音，但其不能证明上古也一定包含能够反映卷舌特征的成分，同时会为其上古音构拟带来麻烦。我认为存在三等字t->tj->？->？->t？-的音变链。其中，上古知母与端母均为t-，端母一四等、知母二三等；上古章母tj-是t-的腭化音；中古知母？-、章母？-与上古同样存在先后关系；后来都变为卷舌音。但这一音变链无法解释二等字的音变现象。我认为，许多二等字可能本来并不是二等字，从词汇本身容易发现的例子如茶（澄母二等）来自荼（定母一等）、怕（滂母二等）来自怖（滂母一等）、爬（並母二等）来自匍（並母一等）。
第四是鼻音流音、擦音的三分格局（清不送气、清送气、浊）。到目前为止，从董同龢、李方桂到白一平、沙加尔都是二分的（清、浊）；但从谐声看，应为三分，如“撫（>滂母）、膴（>晓母）、無（>明母）”谐声、“絮（>彻母，即透母）、恕（>书母）、女（>娘母）”谐声、“洟（>透母）、咦（>晓母）、夷（>以母）”谐声等，这些处于同一谐声系列的字到中古分别成为清塞擦音（塞音）、擦音、鼻音，因此这些谐声系列的三分格局是不能否认的。但这样的三分格局似乎难以解释同一中古清音有两个上古来源（不送气、送气）的问题。我认为，这可能是非线性音变的结果，如m-可能来源于sm-或hm-。但必须承认这只是一种假设，其解释力需要更多证据来检验，如一些苗瑶语中还存在hm-、h-、m-的三分格局。
由此，关于精组来源问题，我认为，章组早期并非塞擦音（tj-），精组早期也非塞擦音。白-沙体系中使用了塞擦音（ts-、ths-、dz-、s-），我对这种构拟并不认同，因为现在许多民族语（如壮语）中依然没有塞擦音，并且其他较古老的语言基本没有塞擦音。但如果取消塞擦音，会给构拟带来很大的麻烦。对于精组的来源，*sk-、*sp-、*st->ts-（精母）已经是许多语言学家普遍认同的观点，但这只能解释一部分字。郑张尚芳在《上古音系》中提出s->ts-（精母）、sh->ths-（清母）、z->dz-（从母）的音变规则，这能够从苗瑶语、缅甸语等语言中得到证据；我自己的看法是，精母字就是s-，心母字的s-则是sCl->sl->s-音变链的结果。
第五是影、晓、匣（云）母的小舌音拟音，影>*q-、晓>*qh-、匣（云）>*G-，其中非三等和虚词有*？-、*h-、*？-变体，这是由于潘悟云体系中非三等字包含咽化元音，会促使小舌音声母后移而成为喉音。在此体系下，叹词“呜呼”的拟音为*？aha，语气词“兮”的拟音为*？e，以及描写动物叫声的乌*？a、蛙*？we、狐*？wa，拟音音值与它们的实际功能更为相符。另一方面，我也认同白一平的观点，认为小舌音G能够经由*G->？j->j-音变链成为以母；我的一个补充是，提出*Gw-, Gr->？-（匣母，一二四等），？j-（云母）的音变链以及Gl->？l->l->j-音变链，如“摇”拟作*Glaw，能够从武鸣壮语音klau的事实获得支持。
第六是关于使动态的问题。白-沙体系认为，表示“打败”的“败”（p-，帮母）与表示“失败”的“败”（b-，並母）是及物与不及物的对立，前者无标记（*prads）而后者有标记（*Nprads，N为鼻音前缀），这跟英语一样，defeat无标记而defeated有标记。但我认为，根据汉语的语感，表示“失败”的语义是自动的，而表示“打败”的语义是使动的，“败”从语义对应上更接近于英语的collapse，因此应该是帮母的“败”有标记而並母的“败”无标记。在潘悟云拟音体系中，使失败的败带有s-标记（藏语动词仍用s-前缀表示使动），后来s-前缀使浊音b-清化为p-。
研究古音一般利用韵部、谐声等材料，但转注材料也应被重视
郑张尚芳（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我来对潘教授的发言做些补充。郑张尚芳、潘悟云体系在长短元音对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松紧元音的对立，这些都是重要的基础理论假设。而从一些南亚语的证据看，松紧元音与长短元音之间的联系能够被建立，如佤语中松元音对应短元音，紧元音对应长元音。然而，白-沙体系采用的“咽化说”观点无法解释“车”字两读，一在麻三，一在鱼韵的-i-介音问题，白-沙体系拟音两读均无介音，而郑张尚芳体系区分了长短元音，短韵不加介音，从而解决了此问题。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郑张尚芳体系之于白-沙体系的优越性。
接下来，我想谈谈转注对于古音研究的作用。研究古音一般利用韵部、谐声等材料，但转注材料也应被重视。转注意味着同根字的分化。语言中音义相关的词，可分为“异源共形词”与“同源异形词”两类。前者本质是古同音词，反映到文字便是“假借”，或加形旁再加区别造成“形声”；后者本质是“词形体现区别”的古异读词，反映到文字上就本字再加以改造分化，造成“转注”。同音指的是词根，不含词缀；而同源就是同根。因此，在古音研究上，与谐声相比，转注与词根的关系更为紧密。
许多转注都是“假形声、真转注”。许慎释“考老转注”时又说“老”是会意、“考”是形声，明示形声字包括转注。例如，“哭”hoog与藏文u、缅文ou、浪速话uk同源，如果没有《说文》“哭，从吅狱省声”的记载，就难以确定哭是鼻音声母。又如，“手”、“首”二字中古同音，高本汉、王力的上古拟音都是同音的书母幽部三等上声字，但在“头”字流行之前，不太可能用一对同音字指称不同的身体部位。“手”的谐声字“抙”又作“杻”，而“丑”是透母幽部三等上声字，两字声母正合nh-与hn-的转注关系，因此可以认为“丑”是“手”的改体转注字。如此，将“首”拟作hl-、“手”拟作hn-，两字的读音形成对立。另外，前缀冠音也能反应于转注字，如s-可表示名物化，后缀附尾-s（中古变去声）表外向动词。
这些例子都表明，上古汉语在文字层面上也能够包含语法意义，而对于这些转注字的研究，有利于更好地了解上古汉语的面貌。
讨论
如何梳理好现有材料的时间层次
冯蒸（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白一平、沙加尔《上古汉语新构拟》的出版，对中国的上古音研究者既是激励，也是挑战。《上古汉语新构拟》在材料运用上，运用了闽方言和古文字的材料；在构拟体系上，接受了罗杰瑞的“咽化说”。郑张尚芳最早将音节分为一二四等与三等两类，对这两类音节对立的构拟，不同学者分别进行了各自的探讨，结论不尽相同，因此还需要古文字的事实来证明这些假设。
郑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对于喻四的构拟问题，白-沙体系中有*l-与*ql-两
类，但从构拟的角度，根据谐声材料构拟喻四的上古来源，只能个别字个别对待。孙景涛曾经提出，连绵词的后字都是简单的流音，一般由喻四、来母字充当，至少诗经时代之前都是如此；这就与潘悟云教授根据民族语将“扶摇”的“摇”字拟作*Glaw产生了冲突。由此可见，梳理好现有材料的时间层次很重要，其中古文字材料相对偏早，诗经时代的谐声材料相对偏晚，这同时也能够用来解释潘悟云拟音与孙景涛观点产生的冲突。
孟蓬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利用材料的问题与历史层次的问题，二者是相关的。我们现在做的研究将“上古”作为一个整体层次，但若从有文字的时代算起，上古时期在公元前就包含了1000多年，用一个简单的“上古音”概念去管辖显然不合适（来国龙按：陈梦家已经指出来这一点）。我们若不对这些长期的材料区分层次，就会造成前面所提到的一些矛盾。潘悟云教授提到一些动物叫声拟声字，但如果上古音不是一个“原生音系”，那么事实上这些所谓拟声字的读音并不必然地反映那些动物的叫声。现代汉语显然不是原生音系，而诗经时代也未必是；研究《诗经》与《楚辞》的用韵，属于周秦音系的范畴；而研究甲骨文的古文字材料，则是商代音系的范畴。
上古音至少应分为两个阶段，周秦音系是一个阶段，商代音系是一个阶段，由此提出“前上古音”的概念，而事实上整个音韵学界对“前上古音”的了解是浅层次的，包括郑张尚芳、潘悟云在内的许多学者并未在文章、著述中将其作为一个显赫范畴来对待。由于现在的许多研究并未明确层次的问题，现在古音学家所构拟的音值频繁地在古文字材料中遭遇矛盾。
例如，郑张尚芳将“戌”拟作s-、“滅”拟作sm-以解释它们的谐声关系；古文字中“戌”与“咸”同形，而“戌”属质部、“咸”属侵部、“滅”则属月部，我认为这三个字都有联系。潘悟云教授指出“茶”（澄母二等）来自“荼”（定母一等），我的看法是“荼”与“槚”同源：《释名》中说“荼，苦也”，而“苦”从古得声，与“槚”的读音具有关联。又如，一般认为明母的“麦”与来母的“来”同源，可以用ml-构拟其原始形式；但郭店简中的“来”为“棘”，又说明“来”字读音的原始形式又可能包含见母（k-）的成分。
对于郑张尚芳、潘悟云体系与白-沙体系达成的几点共识，我基本赞成；但在各家的构拟系统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定数量的个例用现在的古文字资料无法解释。因此，重视和利用古文字材料中反映的音韵信息，即将是今后上古音研究进行突破的一个途径。
郑张尚芳：现在“戌”字作为借词仍存在于许多少数民族语言中，如西双版纳傣语中“戌”字读s-声母，德宏傣语为m-声母，周边还有一种仫佬话为sm-，这些民族语是将“戌”拟作sm-的主要依据。
潘悟云：这涉及运用材料的方法论问题。上古音研究在学科门类上属于文史类，因此与自然科学相比，其研究方法上存在一定的落后性；并且，自然科学研究的结论通常更加明快——首先要根据大批材料在统计学上的意义来建立较为简明的假设，然后从假设出发，通过演绎的方法得出新的推论，再回归经验世界进行检验推论，或是否定此前的假设，或是引进新的研究范式。
谐声字是上古音构拟的基础，但谐声材料可能来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谐声字总体上具有内部较为一致的规则，而做谐声分析、归纳谐声类型以至构拟上古音的前提是某一范围的材料具有时空内部一致性（如来自中原地区、谐声时代为公元前某一特定时间范围）的假设。在此基础之上，再根据古文字、民族语等材料对假设、推论进行修正，或是将材料划分为多个阶段。当然，所有假设必定都来自有限的归纳，且都要根据现实经验不断修正。
对“朕”字上古韵尾的讨论
孟蓬生：归纳式假设本身没问题，但从这一方法开展的有些构拟无法令人满意。例如，“朕”从中古往上推是-m尾韵，裘锡圭先生认为“朕”从“针”得声，但从“朕”得声的“勝”属蒸部；郭店简《尊德义》的“尊”按声符念为文部字，但（与“朕”声符相同的）“送”为东部字。
王弘治（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上古音研究需要综合内部构拟、语言之间比较以及古文字研究方法等多种方法。又如，今天的闽语中也存在-m尾与-尾之间的音变现象，根据Ohala的观点，我们可以以今视古，首先从现有的音变现象获知某种音变是否可行，再找出历时背景下同种音变的发生条件。以前认为，冬侵合部可能与圆唇元音u对后部韵尾的影响有关，但事实是否如此需要比对更多的材料。以雅洪托夫基于简单观察而提出的圆唇音假设为例，说明我们可以根据所观察到的非常细微的规律提出假设；另一方面，我们有时往往过于偏重材料，例如，《诗经》韵部被认为是区分上古音韵部的唯一标准，但从文献角度来说，《毛诗》内部存在许多问题，如何莫邪曾经批评白一平将《新台》中的“泚”、“弥”、“鲜”定为韵例，白一平认为“鲜”收-r尾，但这无法全盘解释《诗经》之外其他古文献中的“鲜”字所反映的语音信息（如“鲜卑”文献又作“犀毗”“斯鈚头”，“鲜”又有异读“斯”）。
谐声现象中，根据郑张尚芳、潘悟云的分类，收甲类韵部的谐声比较规则，但乙类韵部就比较混乱。例如，从“也”得声的字一般归入歌部字，然而《君子偕老》中的“髢”在篇中却与真部字或佳部字谐声，如果按传统观点将歌部拟作a，这就相去甚远；但从文字的角度看，“髢”也有从“易”的异文，由此可以明显看出它属于佳部。从董同龢提出月部、元部要分两类后，潘悟云、余廼永等都研究过歌部能否再分，如“爾”字在《诗经》中经常与脂部字押韵，但从声符来看又要归入歌部。这些现象都说明，《毛诗》定本的字形存在很多层次，至少在文字、文献两个方面都存在很大的问题。王为民教授曾有一篇文章讨论《氓》的元部字押韵问题，其中提到“总角之宴”的“宴”按郑张尚芳的分部为元2部（*-en），但全诗大部分韵脚为元1部（*-an），如何押韵？但从异文来看，“总角之宴”或可作“总角卝兮”，而“卝”与“老使我怨”的“怨”都属于元三部（*-on），到汉代可能发生裂化成为*-uan。因此，如果综合考虑多种材料，《诗经》中许多不能通押的问题是能够在六元音系统中得到解释的。
潘悟云：针对孟蓬生教授对“朕”字上古韵尾的质疑，我想说的是，音韵学界中包括潘悟云、白-沙等多家体系都认为“朕”就是收-m尾的。在韵母um、om中，鼻尾-m会受到前面圆唇元音（u、o）的异化而成为-？
。除“勝”外，较典型的例子如“熊”字，潘悟云拟音收-m尾，在韩语和一些民族语的借词中仍读-m尾，在现代汉语中则变为-？。这是“双唇异化”现象：后面的-？会使前面的元音圆唇消失，变为蒸韵；同时前面的u使后面的-m异化为-？，相互影响。但即使-m到-？的音变规则成为共识，我们依然要厘清它们分属的时代，同时明确导致该音变发生的前置元音条件。
我想强调的是，尊重事实是中国学术的一个重要特点。事实分为个体事实和规则体系事实，其中规则体系事实是由个体事实归纳得出的，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规则体系一旦确立，比个体事实更加重要。当规则体系遇到个别反例时，有可能是规则不够完美，也有可能是那些个例本身存在错误（如古文献中某些字被认错）。我个人倾向于规则、系统的语言解释体系。
孟蓬生：上古音层次的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而考古和审音则是另一个重要问题。例如，我们可以提出“幽、微通转”、“侯、歌通转”或者“宵、歌通转”，但这些都不能够完美解释所有的个例。俞敏先生曾说“章、黄拿弓箭比用现代步枪的人射得还准”，这说明，将考古与审音相结合才是目前最合理的方法。
如何处理谐声系统的诸多“例外”
叶玉英（厦门大学中文
系）：关于谐声字的来源问题，目前楚简、秦简中可供利用的材料最多，我在梳理形声字异体形式的过程中发现，其中楚简就有三四百字能够反映读音的不同。通过楚简与秦简的对比可以发现，有些谐声字的来源并不一致，这也能反映方言的问题。基于这方面的研究，我们需要将谐声材料按照时代、地域重新整理，从而使古音构拟的基础更加切合实际。
徐刚（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谐声字要划分层次毋庸置疑，而另一个问题是，汉字与拼音文字不同，我们在书写谐声字时是否就完全代表着同音或近音的假借？
出土文献中经常看到谐声偏旁代表许多其他从它得声的字，如“襄”可以表示“釀”、“馕”等一系列从“襄”得声的字；于是，使用汉字的人读到这个字时，很快就能想到它实际代表的那个字。这种情况下，对每一处代表他字的谐声偏旁，是否都要认为它们具有同音假借关系，甚至构拟共同来源？因此，在古音构拟中综合考虑谐声关系和文字使用，也会带来一定的问题。
潘悟云：正是因此，我们需要有谐声系统具有内部一致性的假设，尽管实际情况肯定是不完全一致的。我们可以先根据这一假设为声符分类，确定每个声符属于哪一类型，从而反映于上古音构拟。在此之后，这种构拟又涉及与中古音的比较、与民族语的比较等问题。谐声材料本身包含的内容非常庞大，如果刚开始就认为它十分复杂，那么可能就会丧失总结规则体系的可操作性。因此，我们只能首先基于谐声系统内部一致的假设以确保可操作性，再利用多方面的材料不断细化、修正抑或是推翻我们所总结的规则体系。
徐刚：目前出土文献中发现了许多我们原来所认为的“例外”，有些例外甚至出现于相当数量的传世文献，因此存在一个处理为“例外”的阈值需要把控的问题。段玉裁也说过“知其分而后知其合，知其合而后愈知其分”，他也在文献材料中发现了“支脂之”三分的一些例外。
此外我还想指出的是，由于层次问题，《诗经》成文时的用韵与后来抄写时的用韵也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安徽大学藏战国诗经简面世之后，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用韵层次的问题。
我在此也想就转注的问题向郑张尚芳教授提问。郑张教授的“转注”概念似乎无法解释许慎所说的“建类一首，同意相受”？
郑张尚芳：“建类一首”就是指“同根”，也就是同源词；后来所说的累增、分化都不是“六书”之义。大徐曾说有28个字不合六书，事实上这其中21个字是转注，如“藝”，即使省略“艹”和“云”，依然是这个字；许慎所说的“考、老是也”，本身一个字是会意，一个字是形声，说它们是转注关系，就是说其中一个字是由另一个字分化而来的。
郑伟：从语言学的角度讲，战国时期的语言面貌比较复杂。因此，整理出土文献材料时会涉及语言文字方面的问题，文字材料本身又涉及语言学的问题。例如楚简所对应的楚地语言，我们无法准确地认识到该语言原本的面貌，但我们可以预见多地“通语”和本地“土语”两个层次的存在，通语是权威语，而土语则可能携带民族语成分，这与现在许多方言中存在文白异读两个层次的现象相似。从而，我们面对传世文献中一些难以解释的现象时，带着语言学的眼光去研究某些语音的交替现象，或许能够成为一种新的思路。
王弘治：汉语史研究者一般认为中原雅音变动小、影响大，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释名》中记录“天”在洛阳、中原地方读为“显”，而“青徐以舌头言之”读为“坦”，今天“天”作为常用字，其现代读音明显是从青徐来的。又如，今天中原官话次浊入和阴入归一类，与其他北方地区的官话不同，而与山西汾河片周边的晋语的入声归并一致。这一特征应当是从入声中本身次浊和阴入不分而后才舒化形成的，这极有可能是受到明初山西移民的影响，否则从语音条件很难解释这一现象。因此，从历史上看，通语中一部分很可能是由中原地区保留下来的，一部分则包含混杂性成分。另外，《切韵》的音类系统稳定，混合形成的可能性较低，但与音类相比，具体的字音更可能包括人工的或方言的成分。《切韵》中一个字极端时甚至有五、六个读音，这很明显是有混合因素引起的。
王志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数学上有“定理”和“猜想”两个概念，其中“定理”是已经被证明的，“猜想”是未被证明、但在经验看来很合理的。我们应该允许假设、猜想的存在，这是科学发展史中的重要过程。从这一角度来说，建立系统的音变规则很重要，我们能够用音变规则来检验某些结论的合理性；但我们的音变规则无法全面照顾到多种材料。有些学者反对通转、旁转，但通转、旁转规则实际上就是西方语言学所说的“元音交替”，具有合理性，高本汉、白保罗、蒲立本也都研究过汉藏语系的元音交替，关键是建立具有解释力的通转、旁转规则。
（根据录音整理，经潘悟云、来国龙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