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世修
2017年，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传世名著 《红星照耀中国》 (《西行漫记》) 出版和他所拍摄毛泽东头戴红星八角帽照片问世80周年。我是一位年近上寿的老者，回眸往昔，斯诺的这两件作品，伴随我从少年、青年到壮年，再到老年，将近走过了一生，给我以知识、史实、眼界、智慧，乃至影响了我的人生走向。
当下，很多人对上述这两件具有国际历史意义的文化遗产，已相当生疏。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来讲点陈年往事，也许不无裨益。
上世纪20年代末，我出生在江苏省北部的一个文化和教育昌盛的小县城东台。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民众抗日情绪高涨，抗日救亡斗争如火如荼展开。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1934年到1938年，当我在家乡读小学期间，自己脑海里就比较模糊地知道，在全国抗日战线除由国民政府蒋介石领导的军队外，也还有着一支由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抗日武装。不过，由于当时东台县城的所有宣传舆论工具都由国民党县党部所掌控，因而，也就不可能出现任何有关“朱毛”的正面事实报道。
1939年，为逃难，我随家人从东台迁居到上海，有幸进入上海一所名校、当时位于杜美路 (今东湖路) 的浦东中学就读。就在我念初中一年级时，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一家位于威海卫路的公共图书馆翻阅外文旧杂志时，一本出版于1937年1月25日的美国 《生活》 杂志闯入我的眼帘;让我喜出望外的是，该刊第9页，登载有一张醒目的人物照，那就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拍摄的那张头戴红星八角帽的毛泽东戎装照。
在此之前，从国民党把持的舆论报道中，人们看到的所谓“赤匪”，可是个个“面目狰狞”，但看到这张照片后，共产党领导人在我的脑海里，却有了一种可敬、可亲的印象。
正是在初中时期，我听说美国记者写了一本介绍共产党和红军的 《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就已出版，译者为躲避国民党的书报审查，将书名改为 《西行漫记》，乃青年人必读之书。但当时年幼，心虽向往却不知从何处才能觅得。
1945 1947年，我在上海光夏中学读高中。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撕毁“双十协定”，大肆进攻解放区，青年学子对国民党政府违背民意打内战的做法十分不满，因而也就更多地希望了解共产党，于是 《西行漫记》 一书，便成了大家竞相找寻的“宝典”，我也热望能尽早找到一本。当时，我的学校位于慕尔鸣路 (今茂名北路) 福煦路 (今延安路) 北，所以我常到离学校不远的福煦路上的一家进步书店“作家书屋”查询，却始终未能如愿。
1947-1949年，我在同济大学读书，课余生活极其丰富多彩。学生社团像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在这些社团里，男女同学唱着 《山那边哟好地方》《你是灯塔》 和 《团结就是力量》 等革命歌曲，跳着秧歌舞，聚到一起，畅议时事形势走向。在这种大家都在关心未来将要进入一个怎样的新天地的情况下，《红星照耀中国》 便成了渴望进步的青年最希望阅读的书籍之一。我从同宿舍的地下党同学那里获悉，他们手里确有这本书。由于国民党当局查控甚严，传阅很是危险，我只能失之交臂。同学在我耳边悄悄介绍的书中主要内容，为我打开了一道探究新世界的缝隙。
1949年后，我参加工作，但岗位的性质令我无暇阅读 《红星照耀中国》，只好将这愿望继续留在心里。但上世纪60年代，我开始专门从事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这本书便成了我常置案头的读物。了解越深入，便越能感受到它不朽的伟大力量。它以一支心灵驱动的笔打动人心，以一颗真挚透明的心影响世界，它与年轻人的心跳频率是一致的，令人热血沸腾。
被毛泽东誉为“纯粹的人”的加拿大著名外科医生白求恩，在致友人的信中表明他为什么要下决心前来中国参加抗战，曾动情地说:“请读埃德加·斯诺的 《红星照耀中国》 和史沫特莱的 《中国红军在前进》 吧，读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印度年轻优秀的柯棣华大夫受到“红星”一书的启示和鼓舞，也毅然来华支援中国革命斗争。他们自豪地说:若问我是接受了谁的“命令”来到延安的，那么，我的回答是:我是接受了斯诺写的 《西行漫记》 的“命令”来的。
许多读过 《红星》 一书的年轻人，如同他们的初恋一样，永远也抹不掉青少年时代启示灵感之源的记忆。多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 (今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的外籍教师柯鲁克在1988年撰写的 《<红星> 指引我到中国来》 一文中回顾道:“当我还是一个年轻人时，我的人生道路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读了斯诺的 《红星照耀中国》。在过去的40多年中，我和妻子伊莎白是在中国度过的，并且以中国为家，其中部分原因，也与读 《红星照耀中国》 有关。当《红星照耀中国》 于1937年首次出版时，我在西班牙国际纵队战斗，那时我被派到后方执行任务，有机会读到了此书。斯诺关于中国苏维埃区域的报道打动了我:五次反围剿，伟大的长征———特别是强渡大渡河、夺占泸定桥、穿越大草地……这些都使我动心……1947年，我终于到了中国的解放区。”
柯鲁克先生在文中提及的妻子伊莎白 (亦译“伊莎贝尔”) 已102岁，今天仍然就在我们身边。她应当是这往事最有说服力的见证人。
在中国近现代史各个时期﹐ 都有大批国际友人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进步事业﹐ 他们中的不少人不顾个人安危﹐ 深入到社会基层和中国人民抗击外国侵略者斗争的第一线﹐ 向世界报道﹑ 介绍中国的实况﹐ 帮助中国人民赢得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
在长期交往中，他们同新中国老一代的国家领导人建立了一种彼此高度理解和信任的私人关系，而这种关系上升到国与国之间层面，就得到了进一步升华，使他们笔下的传播文字，神奇地转化成一种力抵千钧、实现国与国之间重大外交战略的推动力量。美国总统尼克松正是看了斯诺发表在 《生活》 杂志上的对毛泽东的访谈文章，才迅速决定让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因为在这篇文章里，斯诺透露了主席对他说过的这样几句话:欢迎尼克松到中国来，不论是作为游客，还是作为总统———他上了一架飞机就可以来。
众多国际友人关于中国的报道，今天来看，仍有巨大的历史文献价值。这些报道记录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情况，以及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寻求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历程。他们留下的这些纪实，不少已被公认为是了解中国近代史的必读课本。他们关于中国革命和对敌斗争的外文著述，由于其明显的进步性质，往往很快就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大地广为流传，从而影响和教育了一大批青年读者，促使他们积极地投身到争取民族解放和建设新中国的洪流中去。
斯诺一生为传播正确的中国国家形象的努力，体现了人类追求进步和公正的良知，永远值得中国人民铭记和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