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郭大路
崛起的巨富阶层，对新型“思想”满怀热忱。巨富阶层当然没有选择老派的“知识分子”，而是一手扶植了新型知识分子代表。今天的公众，相比复杂的思想，也更愿意接受漂亮的“大思考”。那些既受大众也受巨富阶层欢迎的想法被变现，新型知识分子由此跻身昔日只属于名流的财富圈。
塔夫茨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丹尼尔·德莱茨纳（Daniel W. Drezner）新著《思想产业》（The Ideas Industry）日前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知识界局内人观察“思想”产业链及陈述其弊端之书。《新共和》杂志近日（2017年6月28日）刊发了关于此书的长篇书评《巨富阶层如何制造新型知识分子》（The Rise of the Thought Leader）。
书评作者大卫·塞森斯（David Sessions，波士顿学院现代欧洲史专业博士生）重提1930年代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在墨索里尼的监狱中提出的“有机知识分子”概念：葛兰西认为，相对于教师、教士、行政官员那些地位稳定的“传统知识分子”，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专家、新文化的组织者等新兴知识分子将走向历史舞台，把大众处于无意识水平的“常识”提高到自觉的水平。而现在，近九十年之后的美国，相对“有机知识分子”走向历史舞台，时髦的话题早已变成“知识分子的撤退”：高校日益与世隔绝，学术思考日益精致狭窄，加上条条框框的博士生培养制度，都导致知识分子对公共话题的失语。
正是在这个判断的基础上，德莱茨纳教授分析了思想从结构到表达的运行机制，在他看来，今天的公共空间就像个市场，三大要素决定了美国知识分子的财富水平：公众失去了对研究机构的信任、美国社会两极分化和日益增长的经济不平等。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巨富阶层（superrich）的崛起——该阶层对新型“思想”满怀热忱。
巨富阶层当然没有选择老派的“知识分子”，而是一手扶植了一类新型知识分子作为他们的代表。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和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这些知识分子，充满怀疑和分析精神，其旨趣在批判，在展示事物的复杂性；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和桑伯格（Sheryl Sandberg）“用他们自己的视角去解释世界，然后把这种世界观向全世界散播”，其冲动则在于“改变世界”。而今天的很多读者，相比复杂的思想，更愿意接受漂亮的“大思考”，“值得注意，市场对新想法以及思考世界的有趣想法，有着强烈的需求”。
近的例子，是上周末刚刚在上海举办的《人类简史》作者演讲大会，那更像一场时尚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远的例子，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要想在全球经济中胜出，需要与众不同，需要一个像迈克尔·乔丹那样不同凡响的品牌”——该观点看着更像营销法则而不是哲学洞见，“但商界崇拜弗里德曼的写作，认为他道出了技术和全球化如何改变了全球经济”，他的信息强化了这些人既定的世界观。这些知识分子将他们这些既受大众也受巨富阶层欢迎的想法变现，跻身昔日只属于名流的财富圈。
凭借《西方的衰落》走红的历史学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是德莱茨纳所谓思想产业链中的典型案例。在接受本书作者采访时，弗格森直率地表示，自己从牛津学者转型写这类著作，“都是为了钱”。一边是学界的看法，一边是一小时7.5万美元的演讲费，换你是弗格森，会如何选择？三十年前，拉塞尔·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中说，现在的知识分子更愿意在学院或科研机构谋职，稳定收入和生活的吸引力很大。三十年后，情况不同了。
作为注脚的信息是，成名之后的弗格森拼命给思想变现，为电视系列剧写书、大价钱卖演说、在各种刊物写文章，疲惫中的他最终像其他思想领袖一样被抓现行：2012年他在《新闻周刊》发表的关于奥巴马的封面故事，错误和误导信息被一一曝光。但在这个品牌远比内容重要的思想领袖产业里，类似这样的错误并不影响思想领袖们继续赚钱。弗格森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思想产业通过真人秀、高额演说费用和可观的图书预付版税，轮番引诱学者们，他们在重压之下往往不得不稀释专业性以追逐金钱，甚至兜售虚假的思想商品。
不妨再多举一个意见明星成为品牌后“大而不倒”的例子。哈佛商学院教授克里斯坦森提出“破坏性创新”，他把用新科技和新商业模式改变行业图景的公司称为“破坏者”。这个概念在硅谷太受欢迎了，它妥帖地迎合了巨富阶层的世界观：成功偏爱敢于承受风险的勇敢者。这个概念红了几十年，出了八本系列著作、在哈佛创立了增长与创新论坛、开了自己的咨询公司的克里斯坦森，在2014年才被雄辩地反驳（Jill Lepore, “The Disruption Machine”，New Yorker）：克里斯坦森断言被“破坏者”吃掉的西捷技术，在他做完研究的第二年，业绩就翻倍，倒是被寄予厚望的破坏型公司已经销声匿迹。当然，批评克里斯坦森理论的论调在硅谷并不受欢迎。
巨富阶层花钱制造思想代表者的后果，可不止制造夸夸其谈的思想者：那些曾经是知识分子从事有意义研究的后盾的研究机构，也已被其新赞助人激进地重塑。过去几十年来，来自政府机构和慈善组织的资金几乎耗尽，智库需要从公司、外国政府、政界精英那里开源。这些人对做研究当然没有兴趣，他们在乎的是为自己赞成的观点提供政治上的支持。或者更赤裸地说，他们想要投资获得回报。结果是，智库变得越来越偏狭。德莱茨纳举例说，美国前参议员吉姆·德名（Jim DeMint）在2012年被任命为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主席后，就将重心从科研转向了政治，以满足捐助者的需求。
在高校工作也不免受到类似的影响。随着校董会里出现越来越多的银行家、投行人、不动产投资者，长久以来的学术研究不受工业影响的原则被搁置一边。即便名校也向工业界开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被英国石油公司（BP）资助的研究发表了广为人知的结论——深水地平线的石油污染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么严重。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接受了数百万美元的赞助，以提供一项关于“政府面临的财政挑战”的高中课程，名为“我们为什么要削减政府津贴”——要知道与此同时，金融服务公司BB&T为几十个高校捐资，推广“资本主义的道德基础”以及安·兰德的思想。
如巨富阶层所愿，今日美国的思想领袖共享着同一个核心世界观：巨富和巨富阶层获得财富的渠道不单合法，并且是英雄主义的，即巨富阶层的合法性不容置疑。巨富“破坏性创新者”雄心勃勃地想要向世界证明自己合理，最不掩饰的例子是彼得·蒂尔，他设立的10万美元奖学金，专供那些“跳过大学或辍学”的大学生。另一个例子，是TED这样的演讲平台，通过各种付费演讲传递硅谷崇尚的历史观：科技正在让我们越来越好。
最后，让我们回到比葛兰西更久远的时代回溯“思想产业”。《美国保守派》杂志资深编辑诺亚·米尔曼（Noah Millman）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撰文分析说，“idea”一词源自希腊文里的“看见”，在其原始语境中，思想是一种形式，当你看见后得以理解现象背后本质的形式。“industry”一词则源自希腊文中的“勤奋”，意为生产特定产品的经济部分。当这两个词组合在一起，原本应该是一个可信赖的、生产能有助于理解事物真实本质且对文明有所增益的事物，但在德莱茨纳的今日美国的语境里，则意味着某些学者和智库的智囊们如何用知识资本迎合政策制定者，如何仅仅通过一代人，就用进击的思想领袖，将思想从“市场”转变为产业：曾经，在市场上，参与者带着不同需求交换货物，现在，在产业里，生产是为了满足顾客的特定需要。
不过，或许这也不是坏事。从很多层面来讲，世界史上还没有哪个时刻像今天一样充满各种思想，好的、坏的，来自这些“品牌知识分子”的、来自传统知识分子的。只不过知识分子的思想赚的钱少得多而已。“而且我们总倾向于用过去时代最好的思想和今天的平均思想比较，因为时间已经过滤掉那些坏思想。”
《金融时报》书评在对这本书大加赞赏之余追问，“一定要对这本书提出什么批评，那就是他的应对方案颇为无力。他呼吁高校和智库从投资方那里独立出来。这当然是个好主意。但……他们怎么负担得起独立成本？”就像另一个颇具讽刺的事实是，作者一直在这本书里批判这类知识分子，但这本书涉足的也不是作者专长的国际政治领域，并且，他依然使用弗里德曼们的方式结构了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