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忠伟

    当下的中德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水平”，其高位运行的饱满态势，除得益于两国内部日益增长的互补、互尊、互信的推力外，来自外部的动力、活力、压力，亦构成北京与柏林构筑“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及“全球责任伙伴关系”的正能量。换言之，两国对肩负世界事务重要责任之认识，以及为引领全球经济而展开的相互协调，频密互访，推动这组关系不断发展，并日益凸显战略性。

    自2008年全球经济与金融危机以来，中德两国在推进经济全球化、坚持自由贸易体制，携手参与全球治理、支持二十国集团加大国际经济及金融治理、坚持履行《巴黎协定》承诺等各方面，相向而行。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德媒发表的署名文章所指：“中德两国要发展好自己，也要对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肩负起重要责任”。

    分析中德关系进入“最好时期”的原因，有观点认为，“从德国的视角看，经济和政治动力正在移向东方”(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语)。但也有分析指出，更重要的原因，或在于找到了大国关系的“相处之道”。从2016年9月的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到2017年1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直至5月的北京“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及近日在中国大连召开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中国不断展现推进经济全球化、应对气候变化、坚持自由贸易体制的积极姿态。

    无独有偶，德国官员在5月的七国集团意大利西西里岛峰会等国际场合，也频频强调坚持开放贸易体制、支持各国采取宏观调控措施，夯实全球经济复苏基础，以及坚持经济全球化政策。对于汉堡峰会的目标，德国总理默克尔更是反复表示，将致力于达成一个全球制度框架，使全球化机遇惠及更多人，并限制全球化带来的风险。

    近几年，英美法等国的大选，凸显社会阶层和意识形态深度断裂———围绕“开放与封闭”的治国理念，以及关于国家观、欧洲观、世界观之争，成为朝野各大势力的辩论焦点；极右翼政党鼓吹民粹主义：反建制、反权贵、反精英，反穆斯林、反移民、反外劳，力推孤立主义、排外主义、保护主义，大有转向内向型经济政策甚或贸易保护主义之势。

    在“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及推行“本国第一”的奖出限进的政策气候下，在各种杂音、噪音频现，一傅众咻的舆论场，中德扮演自由贸易体制和　《巴黎协定》“守护者”的角色，更凸显政治大国本色及战略定力。显然，北京与柏林深化合作，利于推动经济要素在全球的平衡流动，客观上抵消了一些大国逃避国际责任的负能量，利于两国，利于世界。

    “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此乃中德“战略性”关系形成之所在，亦是这组关系“战略性”提升的原因。所谓“大”者，既是指全球发展大格局、全球治理大视野，亦指全球合作大思路、全球化大趋势。中德以开放思维引领合作，按经济规律促进发展，计天下之利，谋全局之势，实乃丈量世界经济大势的决策自觉，以及把脉国际格局变动的施策自律。

    推动世界经济行稳致远———既是二十国集团的长期愿景，也是中德两国的共同愿望，更是两国关系的新利益契合点及增长点。两国就此愿景和愿望展开的战略沟通、政策协商、共同发力，相互协作，亦属于上述“大”的内涵。此“大”已远远超越狭隘与局限，超越双边与眼前，兼具战略性和政治性，是确保其延续高水平运行，使之攀升至新高度的平台。

    中德关系战略性不断提升，乃两国决策层国际视野、全球意识的结晶，亦是战略站位、科学前瞻的反映。这将推进两国关系行稳致远，负重担责，在更高水平上得到发展。部分西方舆论预测，汉堡峰会上，中德将就自由贸易和应对气变两大议题“通力合作”，发挥重要作用———铺展了欧亚大陆两大稳定力量推进战略性关系的新画卷。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