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肯
人们往往把北京中关村当作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从20世纪最后20年，到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在中国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的进程里，中关村发生的一切印证了一句话：这个国家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是因为它正变得越来越好。
但改变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不久前，作家宁肯推出了长篇非虚构作品 《中关村笔记》，引发业内外广泛关注。该书以20多万字的笔墨，书写了多位中关村开拓者和创业者的故事。在书中，宁肯将笔触深入人物内心，他笔下所展现的，既是中关村几十年里的风云激荡，更是开拓者和创业者故事中所蕴含的人性光芒。这些光芒，汇聚成了今天的中关村精神。
《记忆》 版获得宁肯授权，分上下两期摘要刊发四篇人物故事。
———编者的话
我们知道“两弹一星”，却少有人知道冯康
中关村的科学家与“两弹一星”有着不解之缘，他们多数是无名英雄，冯康也是。历史应该记住他们，中关村应该记住他们。他们是现代中关村的奠基者。
1960年3月，春寒料峭，北方的雪尚未消融，一天早晨，一队解放军战士穿着厚厚的冬装，来到中关村南街中国科学院计算所。不久前这里还是庄稼地，现在是中科院办公区，连片的灰色办公楼在更广阔的田野构成独立的超现实的街道，有点“天空之城”的味道。
一行人到了三楼，见到了同样神秘的冯康。冯康个子不高，甚至有些驼背，但是目光平静，淡然，带着士兵上到五楼。门卫对士兵重新一一核验证件、相片、介绍信，比进楼门时还要严格，冯康耐心等待，有时看一眼窗外。履行完所有程序，冯康带着士兵到五楼自己专门的办公室。
是的，这是冯康在五楼的办公室，在三楼还有一个。这个办公室的不同在于没有任何标识，只有门号，803，没人知道这数字是怎么回事。所有这层楼房间都是编号，如果你想按标识寻找办公室根本不可能。
这是“123”任务组办公室，超级机密，整个五层都是超级机密。冯康是三室业务指导，指导着下面七个任务组，后来又增加了“123”任务组，单列，没进入任务组序列。七个任务组都分布在三楼，有十几个房间。单列的“123”任务组在五层，这样冯康就有了两个办公室，三楼一个，五楼一个。这个任务组的人可以随便到三楼来，三楼的人却不能随便到五楼，除了冯康。冯康任何时候都不需要检查，倒是他有时检查一下门口的士兵。
“123”任务组下面又分三个小组，分别是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与冲击波数值计算。此外五层是机房重地，有两台计算机———103机、104机，占了两个很大的房间，这也是五层戒备森严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时，整个中国就这两台计算机。冯康带着一行人看了机房，七个士兵分到了三个小组，三个小组分别与导弹、原子弹、卫星相关。这些来自“21基地”的士兵也不是普通士兵，他们都是毕业不久的大学生，都来自一流学校，北大的，清华的，哈军工的。他们来到中国最高的数学殿堂，求助这里的数学家。他们代表的不仅仅是个人，也是“21基地”。
“21基地”，世界上最神秘的基地之一———下辖罗布泊原子弹实验场。“21基地”建在马兰，一个在当时中国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21基地”建立的背景是：1957年，中国和前苏联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根据协定，前苏联明确承诺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数学模型与图纸资料。翌年中国负责核武器研制的第二机械工业部(二机部)第九研究所(九所)在北京成立。但是“21基地”刚刚起步不到两年，1959年前苏联方面致函中国，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数学模型和技术资料。随后又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在华的核工业系统的全部专家，停止供应一切技术设备和资料。无奈之下，钱学森向钱三强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临危受命，与王淦昌、彭桓武形成了在前苏联专家缺席的情况下中国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驾马车。然而，事实上他们这三人都不是原子弹专家。郭永怀当时任九所副所长、九院副院长，主要负责力学和工程方面的领导工作，接受原子弹任务时，他领导的九院一无图纸、二无资料。
九院的依托单位是中科院计算所，这是必然的，共和国最杰出的数学家在这里。九院交给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确切地说三室，大量计算任务，如原子弹圆爆的冲击波、部分流体力学，不仅原子弹，同时还有导弹，两者是不可分的。尽管从七个任务组抽人成立了“绝密123”特别任务组，尽管那时整个国家仅有的两台计算机放在了计算所，但有关原子弹，特别具体到原子弹的圆爆冲击波，以及与导弹相关的流体力学，数学家们都没接触过，更何况所里大部分是年轻人，有的甚至比来自“21基地”的士兵还年轻，但是三室还是接下了任务，冯康作为业务指导。
那时冯康正搞世界性的“有限元”研究，没接触过原子弹。也幸好冯康是“飞鸟”型的数学家，凭着学术水准可以俯瞰一些东西，从更高的数学角度看待原子弹、导弹、卫星。冯康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数学系与物理系，1950代初曾到前苏联研修，是伟大的数学家庞特里亚金的学生。冯康还是一个语言的天才，通晓英语、俄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日语六门外语，这使他想看什么就能直接看到什么，不用翻译，科学院的外国杂志对冯康似乎只是一种语言。
因此不懂原子弹没关系，看，直接看大量外文资料。冯康先自己查资料，查外文杂志，然后组织讨论班，学习，讨论。在讨论班上冯康像将军一样指挥着手下的士兵———的确有士兵，“21基地”的士兵———看文章看资料，哪些文章资料你去看，哪些文章资料他去看，谁去看这个，谁去看那个。
中国的原子弹就是这样白手起家的。与此同时，在三楼，冯康的日常工作是指导三室展开理论研究工作，在完成国家急需重大任务之余写出高质量高水平学术论文。其中的“无黏超音速绕流数值计算和初边值问题差分方法研究”工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所突破，获得许多成果，为国防部门计算出了大量有关的数据，特别是为中国早期的航空航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领域的数值计算问题是当时国际上公认的难题。
当时的另一个难题是原子能反应堆的物理计算，需要求解玻耳兹曼方程。这个问题的难度在当时更大，冯康“鸟瞰”数学力学，提出从积分守恒原理出发建立差分方程，具体指导“绝密123”任务组推导出解决玻耳兹曼方程的一系列守恒格式，在制造原子弹的实际计算中获得了成功。同时在理论分析方面也做了一些重要研究，为中国早期的原子弹试制和第一艘核潜艇上核反应堆的设计提供了可靠数据与数学模型。
冯康直接负责了一项解决不定常冲击波问题计算方法的研究课题，指导课题组通过实际计算研究，总结出各类方法的特点和适应情况以及如何选取各种参数，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初步探索出了解决此类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就这样，原子弹冲击波的计算也已万无一失地完成，只等蘑菇云上天。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马兰，遥远的“21基地”，罗布泊上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美国人惊讶，前苏联人更是震惊。美国人在1945年制造出了三颗原子弹，其中的两颗是“内爆”型，一颗是“枪法”型，广岛投下的是“枪法”型，长崎投下的是“内爆”型。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便采用了“内爆”型。所谓“内爆”型是将大量炸药起爆的能量压向内心，产生高温、高压，使内心里的核材料产生核裂变，释放出大量核能。这样做的困难在于炸药起爆后，能量并不是完全向内心压缩，而是向四周扩散，这就无法实现核裂变。面对这一技术难题，中国的科学家经过无数次的理论计算和试验，从北京的中关村到“21基地”，从青海的金银滩，到新疆罗布泊，从小型到中型到大型，从局部到整体，一步一步地试下去，最后实现了炸药起爆的能量完全压向内心，突破同步聚焦技术的世界性难关。当时计算所的士兵们就在爆炸现场，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从计算所五楼到“21基地”再到罗布泊的任务。他们知道谁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谁一次次给他们上课，讲解，指引路径。
时间到了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当年的幕后英雄走出了时间深处的帷幕，国家表彰了23位“两弹一星”的科技专家，其中的邓稼先、于敏、王淦昌、郭永怀现在早已为人熟知。没有冯康。与别人不同的是，作为数学家，冯康在彼时早已闻名海外，他的主要成就并不在核武器上，作为幕后英雄似更为合适。不过庆功会上，中国科学院第一任党组书记张劲夫没有忘记冯康，这位当年的顶头上司非常了解情况。有一次，在谈到“两弹一星”的功臣时，他专门提到了冯康，称冯康是“另一个幕后英雄，‘两弹一星，的功勋机109丙机有冯康的一份功劳，他的算法起了重要作用”。
时间再倒回到1963年早春，刘家峡大坝设计组副组长朱昭钧工程师冒着漫漫黄沙，来到中关村南街，看着一座座结构相同的灰调板楼，感觉踏实了许多。在中科院计算所三室，朱昭钧见到了工作的科学家们，请求帮助解决边远的刘家峡大坝停工的问题。正在快马加鞭指导原子弹、导弹、卫星计算攻坚任务的冯康，在计算所三楼办公室接待了远道而来的朱昭钧。
与此同时，在冯康的筹划部署下，导弹、原子弹的某些研究也进入最后阶段，在那之后，三楼和五楼互不相涉，冯康联结着上下，指挥若定，并行不悖，一方面讲解对导弹至关重要的偏微分方程，一方面将二组的水坝计算组的年轻人分成三个小组，从三个不同方向对水坝计算进行系统研究。到了1964年的五一节，经过废寝忘食的攻关，刘家峡水坝计算的系统研究有了结果。至此，在冯康指挥下，“有限元”第一交响曲“实践”大获成功。
如果事情到此结束，中国独立完成的“有限元”研究与理论价值，或许将永远深埋在刘家峡水电站大坝的钢筋水泥之中，世界也不会知道冯康。冯康发现刘家峡水坝整个设计过程不简单，凭着他的世界性的“飞鸟”视野，有些东西值得总结，深入探讨，并升华，而这件事情也必须由他完成。一环扣一环，冯康慢慢形成了 自己的报告。在报告中，冯康发现了从未发现，但事实上又已存在于钢筋水泥中的一整套求解“偏微分方程边值问题”的计算方法，即一个用变分原理进行差分计算的方法：通过剖分插值，构建分片多项式的函数空间，求解偏微分方程。
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有限元方法，虽然冯康当时把这一方法叫作“基于变分原理的差分方法”。这一方法的发现，在当时中国的计算数学领域引起震动。1965年5月，全国计算机会议在哈尔滨召开，冯康在会上正式作了这个基于变分原理的差分方法的报告，并将报告发表于1965年第4期《应用数学与计算数学》期刊上，题为《基于变分原理的差分格式》。
这一杰出的论文用高深的数学理论，被西方学术界认为是中国学者先于西方创造了有限元方法理论的标志。有限元法的发现，也让冯康成功步入世界级数学大师的殿堂。美籍华人数学家、菲尔兹奖获得者丘成桐说：“中国近代数学能超越西方或与之并驾齐驱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个是陈省身在示性类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华罗庚在多复变函数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冯康在有限元计算方面的工作。”
但“冯康是谁？”知道的人依然很少。作为闻名世界的数学家冯康在中国或许是最神秘的，这种神秘性也给历史留下了空间。
1980年，陈春先宣布要在中关村创办一家类似硅谷的“公司”
假如没有后来气势如虹的中关村，有谁会记得陈春先？ 如今人们追溯中关村的历史，追溯到了陈春先成立服务部的那一天。
1980年10月23日下午，受北京科协邀请，在数百人的报告厅，两次访美的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核聚变专家陈春先作了一场报告。
“我看到了美国尖端科学发展很快。美国高速发展的原因在于技术转化为产品特别快。科学家、工程师有一种强烈的创业精神，总是急于把自己的发明、专有技术知识变成产品，自 己去借钱，合股开工厂。我感兴趣的是，那里已经形成几百亿美元产值的新兴工业。我们大多都在中关村工作了20多年，相比之下，这里的人才密度绝不比旧金山和波士顿地区低，素质也并不差，我总觉得我们有很大的潜力没有挖出来。我过去搞过激光，开始差距不大，后来越来越大，实在觉得不是滋味。我们必须转变观念，革新机制。”
报告会上，陈春先宣布一个惊人的消息：他将在中关村创办一家类似硅谷或128公路边上那种“公司”。这绝不是说说而已，科学的逻辑使科学家必然地像链条齿轮一样转动起来。之所以将“公司”打了引号，是因为陈春先想在物理所开公司，向领导请示了好几次，都泥牛入海，毫无音讯。一方面领导的大脑与从美国回来的陈春先的大脑不同，领导觉得不可思议，天方夜谭；另一方面即使被陈春先使劲洗脑，领导同意了也没办法批陈春先办公司，因为研究所怎么能办公司呢？ 就没这个机制。
陈春先只能在物理所之外想办法，找到了北京市科协科技咨询部的负责人赵绮秋寻求可能。赵绮秋听陈春先谈了美国之行，像陈春先一样惊讶，脑洞大开。赵绮秋对陈春先说：“你的想法非常新，我支持你，但开公司很麻烦，要有大笔的注册资金、门市用房，上级主管单位同意工商局才会批准，这些手续恐怕很难都能办下来。一个环节过不了关你就卡了壳，就算全过了关，没一年半载你也办不下来。”
赵绮秋说的是实情，她比陈春先更懂公司。
陈春先碰到了非常硬的东西，也是时代的东西。但总体上时代的坚冰既已打破，具体的打破就是必然。赵绮秋为陈春先出谋划策：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你是等离子体学会的副理事长，可以在等离子体学会搞个服务部，服务部全部工作由你负责，基本和办公司差不多。
在与几个志同道合者商议之后，陈春先把服务部的名字定为“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而没叫“公司”。此后的几个月，陈春先拿着北京市科协讨来的“批准文件”，到公安局刻了一个圆形公章，到银行开了一个账户，“公司”就算成立了。这是个非常平常的日子，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但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人们越来越一致认为那一天是中关村公司的诞生日。阿根廷大作家博尔赫斯说过一句有点费解但十分深刻的话：“常常是后者使前者变得伟大。”
服务部的开办经费200元，由北京市科协提供，别小看这200元，意义非常重大，既是支持也是通关，是个人行为也是国家行为———国家与个人的混合，后来成为中关村公司基本的模式。服务部成员也都是兼职，服务部的体制完全按照公司化模式打造，设有财务、对外联系业务、研发产品、销售等专职人员。
服务部工作地点在两个地方，一个是陈春先的办公室，一个是物理所的仓库。开始的业务是利用中科院的牌子和市科协的关系，到北京乡镇企业搞设计解决技术问题或讲课培训传授实用技术。每个人都是晚上或者周末才来上班，不出去的话大家坐在一起为咨询者提供答案，酌情收取服务费用。
1981年，参加服务部的人越来越多，业务也从咨询转到研制产品。其间陈春先又去了一次美国，三次美国之行带回不少芯片，而利用这些芯片制造核聚变实验的电源开关，成为服务部的主打产品。服务部这年赚到三万多元钱，陈春先用这些钱在中科院生活区盖起了两个30多平方米的木板房，挂起了两块牌子，一块是“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一块是“《北京等离子体学报》编辑部”。开办电子培训班是服务部另一项业务，陈春先和李兵负责培训待业青年，讲授计算机和电子技术。电子培训班对中关村后来起飞意义非凡，造就了大批人才，被后来的人们称为“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初期的“黄埔军校”。
培训班老师从清华、北大、北航等大学聘请。为请到优秀老师，陈春先给的授课费为每小时六元，那时国家规定的兼职教员授课费为每小时一元五角。
问题出现了：有物理所领导认为服务部主要成员来自物理所，他们拿着物理所发的工资，做出东西再卖给物理所，是损公肥私。服务部制造的电源卖给别的单位，是吃里爬外个人干私活捞钱，抢物理所生意。陈春先授课费超标，违反国家规定。这时又传来消息说陈春先在服务部每月拿十五元津贴。陈春先工资级差是七元五角，等于给自己涨两级工资。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
情况通报会后，没有一个人敢跟陈春先一块走，都吓坏了。物理所内部天天都流传着有关服务部的各种小道消息。
但陈春先就是陈春先，被多次点名以后，心情恶劣，却从未想过用非正常的手段报复。每日回家后他总是闭目沉思，他有着自己人生的原则。
中关村不少知识分子都在暗中关注陈春先，如果服务部这棵“树”不倒，他们会走出科研院所办公司。如果服务部这棵“树”被砍倒，陈春先和参加服务部的人没有好下场，他们在今后数年内不会再有开公司的想法。
陈春先为宣泄心中的苦闷，每天晚上都到服务部的办公室独自坐到深夜。服务部基本上散了，只剩下纪世瀛等一两个骨干，其他人已作鸟兽散，似乎只等着他有一天被带走。他准备向所领导缴械投降，不再扛了。他守住了做人底线，但学习硅谷的信念开始动摇。
一天晚上，陈春先像往常一样一个人独守服务部，忽然看到赵绮秋在门前来回踱步，立刻出门迎上前去。赵绮秋来看看陈春先，“听到你要被立案审查的消息，我很难过。本想到单位看你，物理所的人肯定不欢迎。只好到服务部来等，事情发展到这步你不要着急。”赵绮秋说完眼含热泪。
赵绮秋这一段时间来的叹息，引起丈夫周鸿书的注意。听完妻子的倾诉，周鸿书紧锁眉头，认为兹事体大，涉及改革成败，便对妻子说，他想把陈春先服务部的事写篇“内部动态清样”，让中央领导看看，听听领导怎么说。
周鸿书当年任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
转机出现在1983年1月25日的清晨，中关村88号楼———这幢住着冯康、陈景润、杨乐、张广厚的中科院宿舍楼楼道像往常一样乱哄哄的，服务部骨干分子纪世瀛住在103室，这天早上，他被一阵紧急的敲门声惊醒，有人在门外喊：“快打开收音机，听听首都新闻和报纸摘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一篇重要报道，报道肯定了陈春先的服务部探索的新路子! 等纪世瀛冲出来，新闻已经播完了。当时大家谁都不知道这则新闻的来头儿，但历史后来证明，就是在那一刻，中关村的命运被改写了。原来周鸿书派记者潘善棠两次采访了陈春先，并亲自对采访文章进行审阅和修改，文章最后以《研究员陈春先搞技术扩散试验初见成效》为题，发往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这篇文章1500多字，讲述了陈春先创办服务部的意义和取得的成绩，还介绍了中关村地区拥有的科技成果和人才优势。指出这些科学成果大多数停留在论文、样品、展品阶段，处于“潜在财富”状态，不能迅速生产，取得经济效益。
内参于1983年1月6日刊出，1983年1月7日，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在《国内动态清样》就有关陈春先的报道上批示：“陈春先同志的做法完全对头，应予鼓励。”方毅还打电话给中科院，要求停止对陈春先的立案审查，还邀请陈春先到他的办公室长谈两个多小时。第二天，1月8日，总书记胡耀邦同志批示：“可请科技领导小组研究出方针政策来。”就这样，历史乘风破浪，陈春先的服务部在顶层的支持下得以延续，成为大时代的界碑，中关村的科学家们、教授们，不再观望，各显其能，融入中国改革创新发展的历史。
“陈春先的一小步，是中国科技改革的一大步”，有人后来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