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卡·米尔德-巴赫

    德国电影理论家、艺术史家克拉考尔以他用英语写就的几部后期著作———《从卡里加里到希特勒》　《电影的本性》　等在学界闻名。其实，他在1930年代发表过若干社会学著作，如《雇员们》　《侦探小说》　等，从电影、通俗小说等流行文化的角度切入对德国当时社会生态和结构的剖析，这些作品的意义不亚于他后期的历史著作。

    克拉考尔在魏玛德国时期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于《法兰克福报》　副刊，《雇员们》　也是这样。他从1921年开始担任　《法兰克福报》　的撰稿人和编辑，1930年以后，他是该报驻柏林的文化板块负责人，主持文化领域的新闻报道、特写和专栏，工作重点是对大众文化、尤其是对电影这种新兴娱乐的分析，他主持这份工作直到1933年2月，因为纳粹政府上台，他逃离德国。《雇员们》　是他那段时间写作和思考的集成。

    密切旁观着公众文化热点的克拉考尔认为，大众文化极大程度地参与了一个新的公共领域的形成，在当时的德国社会中，阶层之间因为经济落差而矛盾尖锐，但是，文化的差别被弥平。他在1926年发表的　《分心崇拜》　里，第一次明确提到，“随着大众品味的形成，同质的‘都市公众’形成，从银行经理到店员，从名伶到女速记打字员，这个公众的意义是同一的。”也就是说，人群中的身份认同不再是由出身或传统促成，而是媒体和时尚塑造的，大众文化的接受者和消费者会在衣着、语言、妆容等生活细节中表现出高度同化。

    到1927年，克拉考尔发表了系列文章　《店员姑娘看电影》。这些文章考察了当时德国卖座电影兜售的典型情节：穷清洁女工碰上劳斯莱斯车主；高贵的百万富翁之女隐藏身份，倾心于马夫；优雅的女士被出狱的犯人搭救……这些地位悬殊的恋人冲破一切障碍之后总能迎来大团圆结局。他把这些“傻气而且不真实的”情节解释为“社会的白日梦”，是集体社会愿望的“反映”，不同阶层的幻想在这些梦里相遇。

    他在一年之后发表的随笔　《今日电影及其观众》　读来则不一样。此时的克拉考尔尖锐地抨击了当时的德语影片、电影工业，以及盲目的电影观众。他批评商业电影的情节和拍法“愚蠢”“虚假”“粗俗”“可鄙”，认为这些粗制滥造的商品出发点是“遮蔽主流电影观众———即小雇员们的视线”。那是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前一年，魏玛德国歌舞升平，被认为处在安稳的阶段。克拉考尔在“盛世”发出“悲声”，他认为德国电影制作的局面隐喻着社会学层面的集体停滞。“我们影片如此空虚，它们遏制任何人类的激情和冲动，遏制公众的表达，这将无关经济的萎缩，而只是精神的顽固。这种奇特的顽固统治着德国，似乎，在面临社会结构重组的时期，德国人的生活已然瘫痪。有些事已经陷入无序，现有的情感混乱和不真实是已入膏肓的疾病。”

    克拉考尔从雇员们的日常生活和同时代“主流”电影环境中敏锐察觉到“无序”，然而和他同时代的政客和学界却对此全无头绪。在　《雇员们》收集的这些长文中，他批判德国社会自上而下把文化工业当作系统生产“错误意识”的工具，认为这是把公众引入虚无的“黑魔法”，让雇员大军沉湎于组织化的娱乐中，大众媒介“翻来覆去的图像母题”唯一的目的在于“将某些严肃迫切的内容永远投入被遗忘的深渊”。

    克拉考尔以记者的身份开始写作，常年担任文化类副刊的编辑。他对当时流行的“新客观派”文体报以警醒的保留态度，他说，这类文体号称全然客观地面对书写对象，名义上“为生活拍照”，实则逃避了在现实的片段之间建立有效关联。在他看来，与“现实”匹配的写作只有一种：打碎素材之间的偶然关联，基于对现实内涵的认识，将观察结果重新编排和连接。这样的写作方式，克拉考尔称之为“镶嵌画”，在一定程度上，他的写作带着特写和蒙太奇等电影手法的烙印，他相信，既然镜头和剪辑能在视觉的层面构建真实，那么他用文学性的描写一样可以实现。

    克拉考尔在　《雇员们》　中踏入了文学意义上的新领域。本雅明生前非常欣赏克拉考尔的散文，认为他的语言简洁且充满反讽精神，他在写作中复活了人性，本雅明写道：“克拉考尔的分析文本，可以当作最鲜活的讽刺文学。”时至今日，我们重读克拉考尔在魏玛时期的德语写作，可以不夸张地肯定，他对所处时代大环境的描写，足以归入“19世纪欧洲伟大小说家”的传统中，《雇员们》　丈量了“芸芸众生的社会空间”，捕捉到“交织其中的空气”，再现了那些难以把握的现实要素，他的文字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并能在今天读来依然新鲜。这样的作品是一份独一无二的社会学文献档案。

    (作者为德国慕尼黑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本报编辑编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