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梅安宁（Annette Mehlhorn）  译/杨一天

    从古至今，任何一个变革时期都充满了机遇。当旧事物尚未消亡而新事物尚未兴盛之际，社会便会出现一些相对自由的“活动空间”，而曾经受到压迫的群体——譬如中世纪末期的女性——便会尽力利用这些空间，以改变自身命运。

    15世纪欧洲社会的阶层划分十分清晰。人们被划分为三个阶层：教宗与教士阶层（代表教权）；皇帝与贵族阶层（代表世俗权力）；农民、手工业者与商人。除此之外，还有大量雇工及从事服务业的人员如佣人、雇农、雇佣军、集市商贩、娼妓等。人们很难摆脱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而这种阶层分野带来的经济、教育、个人发展、社会影响力等方面的不平等在当时亦被视为理所当然。而天主教会即便在世俗领域也拥有特权，许多在教会掌握权力的人同时也拥有某些地区的世俗统治权力。

    此时的妇女们也和男性一样，分属不同的社会阶层：她们当中有的人是贵族，有的在修道院当修女，有的嫁给农民或商人，其中也有一些人不属于三个社会阶层中的任何一个——她们成为雇工、集市商贩、随军商贩或是沦为娼妓。

    贵族阶层的妇女则常常沦为政治结盟的工具。她们与其他贵族联姻、繁衍子嗣从而使领地得到扩张。她们之中还有一些人成为遗孀或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借此“垂帘听政”，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

    而女性几乎不可能进入教士阶层。当时，教会对世俗社会的秩序及整个法律体系拥有决定权，这大大限制了女性的地位和影响力。若是一名女性试图在教会中谋得一职，那么她只能成为修女。

    女性在当时不得下嫁比自己阶层低的男性，而男性却可以娶比自身阶层低的女性。由于女性的嫁妆在婚嫁过程中至关重要，因而当女方家道中落，则这位女性便可能在婚嫁过程中“掉价”。然而另一方面，很多贵族妇女却选择教会作为她们的另一条出路：她们进入修道院成为修女，从而获得自由以及更多接受教育的机会。

    至于农民阶层及新兴资产阶级阶层，其家族所拥有的权力，如田产、公民权，只传男不传女。而手工业者及商人的女性配偶，法律仅认可其相当有限的行为能力。至于参与政治的权利则完全不为女性所享有。

    女性的受教育权在当时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即便是贵族女性也很难取得与其同一阶层男性同等的接受教育的机会。在欧洲，掌握拉丁文是当时获取知识的最为重要的途径，而具备读写能力的女性则要比男性少得多，因而学者阶层亦将女性排除在外。

    在新教改革运动中萌发出的追求自由和个人发展的思想，动摇了这种固化的阶层分野体系。这一时期，尤其是女性，开始利用各种机会接受新思想，以摆脱自身所处社会阶层对个人发展的束缚。从古至今，任何一个变革时期都充满了机遇。当旧事物尚未消亡而新事物尚未兴盛之际，社会便会出现一些相对自由的“活动空间”，而曾经受到压迫的群体——譬如中世纪末期的女性——便会尽力利用这些空间，以改变自身命运。以下我们便以这一时期涌现的三个人物为例勾勒出新教改革运动中女性的人物群像。

    卡塔琳娜·冯·博拉：修女、商人、马丁·路德身边的女人

    卡塔琳娜·冯·博拉（Katharina von Bora）1499年生于莱比锡市附近。她家中还有四个兄弟姐妹，而她的母亲在她不到6岁时便去世了。在这之后，她的父亲将她送到修道院。当时，她的家庭已经穷困潦倒，且境况还在不断恶化。在卡塔琳娜9至10岁的时候，位于宁普申（Nimbschen）的煕笃会圣母圣座修道院（Kloster Marienthron）接纳了她。

    圣母圣座修道院周边的农民需要向其上缴自己收入所得的一部分，再加上每年纷至沓来造访宁普申的朝圣客，人们进贡的钱财使得这家修道院非常富有。在修道院礼拜堂里摆放着12个装饰豪华的祭台，盛放着367件圣人遗物。这些物件被认为是圣者留于凡间之物，因而格外受到尊崇。信徒们不惜花费重金，以期瞻仰、触碰它们，以此求得医治与救赎。

    除了进修道院，卡塔琳娜·冯·博拉并无其他选择，而她也并不十分抵触修道院的生活。在修道院，她有许多与她年龄相仿、来自贵族阶层的姐妹，这些女孩立志成为修女的人生抉择也为卡塔琳娜树立了榜样。在修道院她可以学习阅读、书写和唱歌，甚至还能学习基本的拉丁文知识。除此之外，她还修习医术和簿记。16岁那年，她被祝圣成为一名修女，自那时起她便坚守对上帝许下的诺言，谦卑恭顺地侍奉上帝。她必须一直待在修道院，在未得到批准的情况下不得擅自离开，即便得到批准，也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返回。如果违背修道院的规定，她便会遭到重罚，甚至会被关一段时间禁闭。

    我们并不清楚宣扬新教改革思想的文章是怎样流入这间煕笃会修道院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当时这间修道院有修女在私下阅读马丁·路德的著作。1523年复活节前夜，一名向这间修道院供应鱼产品的商人协助12名修女从修道院出逃。据传，这些修女是通过藏身于盛放鲱鱼的桶逃离修道院的。

    我们或许可以认为，修女们选择在复活节前夜逃跑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按照教会和世俗法律的规定，诱拐修女是死罪，因而，整个事件的参与者必须拥有巨大的勇气才敢冒此风险。对于虔信的基督徒来说，复活节这一节日象征人类战胜了死亡，战胜了一切泯灭人性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说，正是复活节的这一意义赋予了他们勇气和胆量，且在那个信仰决定一切的年代，这种意义所带来的影响远比我们这个历经启蒙运动熏陶的世俗主义时代更为深远。这一事件持续发酵，最终，逃离修道院的修女中有3人回到自己家里，而剩下的9人则被马车载回维腾堡。这9名修女被剃了光头，除了身上的一件修女服之外别无他物。也许是刚刚经历了40天的大斋期，她们饥肠辘辘，极为消瘦。这些修女自幼生活在修道院，因而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落跑的修女在当时会被排挤于社会之外，她们将不再受到法律的保护。

    在此之前，维腾堡已经历了新教改革风潮的洗练，因而这里的人已经为迎接这些因信仰而遭到逼迫的人的到来做好了准备。经过周密筹划，这9名修女被临时安顿在声誉良好的市民家中，换上了新的衣服，而在数月之内，人们将为她们找到长期的归宿。卡塔琳娜·冯·博拉似乎在那时交上了好运：她与大学生希埃罗尼穆斯·鲍姆加尔特纳（Hieronymus Baumgartner）相爱。希埃罗尼穆斯出生于纽伦堡的贵族家庭，他似乎是个不错的结婚对象。然而，在他回到纽伦堡希求家人对这桩婚事的应允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返回维腾堡。而另一方面，卡塔琳娜是个自信而倔强的女性，在婚姻问题上不愿屈就，因而成了“问题人物”。马丁·路德曾建议她嫁给一名年长的牧师，但被她拒绝。之后，她托人转告路德，她其实很愿意与路德本人结婚。

    其实路德一开始并不喜欢卡塔琳娜，而是看上了她的一位姐妹，他认为卡塔琳娜过于骄傲自大。他甚至一度认为，根本不会有人愿意娶这个姑娘为妻。路德在这之后与卡塔琳娜结婚，最初是一个经过周密权衡的决定：首先，卡塔琳娜必须有个归宿；其次，作为受人瞩目的新教改革的领导者，他应当以身践行其改革理念，为人们树立神职人员婚姻的典范。1525年6月13日，也就是修女逃离事件发生两年多之后，路德与卡塔琳娜举办了一场规模不大的婚礼。从此，卡塔琳娜搬进了路德居住的“黑色修道院”（das Schwarze Kloster），并执掌那里的家政大权。

    一位知名的前奥斯定会修士娶了一名逃跑的修女为妻，这给当时热衷于刊载花边新闻的街头小报提供了绝佳的素材。数年来，路德的婚姻一直是当时的一大丑闻。人们用拉丁文和德文撰写文章来毁谤他们。有文章甚至称卡塔琳娜是个“无耻的、落跑的娼妇”，并称她在与“皮条客”马丁·路德结婚前就与他通奸了。这一素材还被改编成色情题材的戏剧，并在公共广场上展演。

    卡塔琳娜第一次怀孕时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直到1526年他们第一个儿子顺利降生，夫妻俩才松了一口气。因为这个新生儿并未像别人说的那样，会是一个“长着马蹄的、有魔鬼血统的杂种”。夫妻俩给他取名为约翰内斯，并让他接受了洗礼。在这之后的几年，他们又生了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

    作为已婚妇女，卡塔琳娜不享有经办法律事务的权利，然而马丁·路德表现得像个聪明的丈夫，他在很多问题上都会听从妻子的意见。在卡塔琳娜的精心操持下，曾经萧条的“黑色修道院”成为一个生机盎然、业务门类繁多的中产阶级企业。

    或许是因为卡塔琳娜在一些神学问题上也能给出自己独到的见解，马丁·路德亲切地称她为“凯特先生”或“凯特博士”。路德曾在数封写给朋友的信中提到他的妻子是如何地好学并且会有规律地研读《圣经》。然而，除此之外，我们几乎再也找不到任何有关卡塔琳娜·冯·博拉的文字记录，而她本人的绝大部分书信也未能留存下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尽管当时妇女们已经开始觉醒，但她们在历史上做出的功绩仍然不为世人所重视。

    虽然马丁·路德在1546年离世时留下一大笔产业，但卡塔琳娜不久后仍然陷入了经济困境。这一方面是因为尽管马丁·路德在其遗嘱中规定了财产的处理，但由于当时女性在权利上的弱势地位，卡塔琳娜很难维护自己对这笔产业的所有权；而另一方面，施马尔卡尔登战争及其他一些战争的爆发使得卡塔琳娜两次过上逃亡的生活，而“黑色修道院”的产业也在战争中惨遭毁坏。丈夫去世后，卡塔琳娜在维腾堡的影响日渐式微。当1552年瘟疫爆发时，卡塔琳娜离开维腾堡前往托尔高（Torgau）。然而，在这次旅途中，卡塔琳娜遭遇了重大事故，不久便离开人世。死后，她被安葬于托尔高的城市教堂。如今，这座城市设立了一个以她名字命名的奖项来纪念这位马丁·路德身边的女人，而在德国其他城市也能找到很多以她名字命名的教会建筑。

    奥林皮娅·福尔维娅·莫拉塔：科学家、诗人、教师

    中世纪建立起来的大学由“主教座堂学校”（Domschule）发展而来。这类学校用来培养教牧人员，因而只招收男性。在新教改革之前，女性接触科学知识、接受教育的机会非常有限。而奥林皮娅·福尔维娅·莫拉塔（Olympia Fulvia Morata，1526—1555）的故事则向我们展示了当时女性是如何在新教改革思想的影响下相互扶持，并为自身发展创造条件的。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新教改革的历史背景下已经有部分开明的男性开始赏识女性的才华，并竭力为她们提供支持与帮助。然而不幸的是，这同时也是关于一位才华横溢的女性沦为那个纷乱年代牺牲品的故事。

    我们首先应当感谢历史的发展没有使这位才华卓著的女性在缝纫制衣这类家务活中终其一生。新教改革带来的社会进步使这位女性得以在她那个年代施展自身的卓越才能，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她仍遇到了困难与阻碍。影响奥林皮娅的一个重要人物是来自意大利的新教改革倡导者切里奥·加尔加尼（Caelio Calcagnini）。他与奥林皮娅的父亲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加尔加尼对奥林皮娅的好学精神十分支持，他建议奥林皮娅的父亲“用钢笔换掉女儿手中的缝衣针”。同时，他还给奥林皮娅带来许多书籍，而在当时，一个女童阅读如此多的书实属罕见。奥林皮娅在6岁时就被认为是一位天赋异禀的女孩，在12岁时，她已熟练掌握拉丁语和古希腊语以及所谓的古希腊“七艺”：语法、修辞、逻辑、天文、音乐、算术和几何。奥林皮娅的父亲受雇于费拉拉公爵，担任宫廷教师一职，这使得奥林皮娅有幸同王公贵族子弟一起上课。在此期间，她的才华进一步得到施展：她翻译古希腊诗人荷马的作品，并开始用拉丁语和古希腊语进行创作。除此之外，她还撰写了数篇关于古希腊哲学的研究性论文。

    奥林皮娅在宫廷与三位贵族女性结下友谊。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雷内·戴斯特（Renée d’Este）公爵夫人。她是一位极富影响力的新教改革运动捍卫者，曾接收和救助了许多因信仰而被宗教裁判所及信仰天主教的统治者迫害的人，然而她的这一行为却激怒了她的丈夫埃尔高勒·戴斯特（Ercole d‘Este）公爵。在她救助的这些人中有一位是来自瑞士的新教改革运动中坚人物、“归正宗”（reformierte Glaubensrichtung）运动的先驱——约翰内斯·加尔文（Johannes Calvin）。他创立的这一新教教派在瑞士、法国北部及意大利北部得到广泛传播。

    作为对新教改革运动的回应，罗马教廷发起所谓的“反新教改革运动”。作为教宗的驻地，意大利自然深受“反新教改革”运动的影响。当时，许多世俗统治者，包括费拉拉公爵在内，其统治利益均要倚仗教宗的支持。到了1548年，宗教裁判所对新教改革人士的迫害行动升级，奥林皮娅不得不离开宫廷。在这之前，她结识了来自施韦因富特（Schweinfurt）的医生安德烈亚斯·格隆特勒（Andreas Grundler），1549年两人结婚并搬到深受新教改革运动影响的施韦因富特。然而不久之后，奥林皮娅一家再次陷入宗教战争的动乱之中，他们不得不逃离施韦因富特并失去了全部财产。在流亡过程中，奥林皮娅的丈夫有幸获得了一份海德堡大学提供的讲授医学的教职，于是，他们在海德堡安顿下来。此后，海德堡大学又聘请奥林皮娅担任编外讲师，教授希腊语。倘若当时奥林皮娅真的接受了这份职位，那么她极有可能成为德国第一位拥有教授头衔的女性，然而长期的流亡生活让她身心俱疲，极度虚弱，不久之后，她便长期抱病，1555年死于肺结核，年仅29岁。

    1583年，奥林皮娅·福尔维娅·莫拉塔的对话录、书信和诗歌被收进了所谓的“禁书目录”——这是仅有少数女性才能享受到的“殊荣”。这份目录由罗马天主教宗教裁判所制定，上面列出一系列被视为“罪孽深重”的书籍。直到1965至1966年召开的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才废除了这份目录。

    这对夫妇的一位来自学术界的友人为他们在海德堡的圣彼得教堂附近立了一块墓碑，作为对他们的纪念。几年前，海德堡大学设立了一项以奥林皮娅·福尔维娅·莫拉塔名字命名的奖学金，用以资助女性研究人员。人们用这一系列方式来铭记这场发生在500年前的女性的觉醒。

    罗利茨的伊丽莎白：统治者、外交家、间谍罗利茨的伊丽莎白（Elisabeth von Rochlitz，又被称作“黑森的伊丽莎白”）1502年生于马尔堡（Marburg）。三年后，她的弟弟——也是日后宗教改革运动的关键人物——菲利浦（Philipp）降生。在伊丽莎白3岁时，她的父亲黑森方伯威廉二世（Wilhelm II von Hessen）与被称为“大胡子”的萨克森公爵格奥尔格（Herzog Georg von Sachsen）定下亲事，将她许配给格奥尔格之子约翰（Johann）。

    伊丽莎白7岁时，她的父亲就去世了。她的父亲曾在遗嘱中规定，伊丽莎白的母亲梅克伦堡的安娜（Anna von Mecklenburg）将继续承担抚养和教育两个子女的职责。然而，黑森家族却无视这份遗嘱，将她的两个孩子分开：弟弟菲利浦被视为未来爵位的继承者，因而留在宫中，而伊丽莎白则同母亲去了马尔堡。在那里，年幼的伊丽莎白一直以圣伊丽莎白为自己的榜样。

    1515年，伊丽莎白13岁，正如父亲所愿，她与萨克森公爵之子约翰订婚。在婚姻契约中规定，假如约翰过世，伊丽莎白作为遗孀，将享有罗利茨宫及整个公爵领地的继承权。一年后，伊丽莎白与约翰举行了“同房礼”（Beilager），并于1519年也就是她17岁那年，在卡塞尔正式举行婚礼。从那时起，伊丽莎白便不得不和她的丈夫生活在德累斯顿的宫中。而她的公公，为人专制的一家之主“大胡子”公爵格奥尔格，给她制定了保守而严苛的宫廷规矩。伊丽莎白不愿遵守这些规矩，因而与公公之间常常爆发冲突。伊丽莎白不满于格奥尔格公爵指派宫女监视她，而她在早弥撒时睡觉等不得体的举动也使格奥尔格大为恼怒。而伊丽莎白一直没有生育子女这件事更是令她与公公之间的关系火上浇油。在宫中，她只和丈夫的侄子，也就是格奥尔格的孙子莫里茨（Moritz）关系较为亲密。

    尽管伊丽莎白与公公之

    间冲突不断，但在这段时间她已经展现出卓越的外交才能。在她的撮合之下，她的弟弟菲利浦于1523年娶了“大胡子”格奥尔格的女儿克里丝汀（Christine），这使得两个王室家族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并能更为有效地抵御外敌。

    宗教改革的思想如潮水一般席卷了包括黑森在内的整个德国。菲利浦和伊丽莎白，以及家庭中的另一些成员开始转向新信仰。然而，“大胡子”格奥尔格公爵仍忠于天主教信仰，他禁止伊丽莎白在宫中接触任何有关新教的东西。伊丽莎白不遵从公公的这项禁令，她曾在一封信中写到：“假如我畏惧人多于畏惧上帝，那么，在我良心深处我将永远不能被称为有福。”

    1537年，伊丽莎白的丈夫约翰去世，经过一番斗争，伊丽莎白终于获得罗利茨领地的所有权。在她取得的领地之中有一座美轮美奂的小宫殿坐落于穆尔德河畔。伊丽莎白决定在这里践行她的宗教改革理想：她依据宗教改革运动的要求，命人开展了第一批新教布道会，并举行了兼领圣体（面饼）与圣血（葡萄汁）的圣餐礼。从那时起，新教神职人员被准许结婚，而信徒则被允许自由选择改信新教或是继续坚守天主教信仰，甚至连犹太人也被允许保持自己的信仰。这种极具现代性的宗教自由模式在那个时代非常罕见。当时通常的做法是某地的统治者会要求其属地的所有人信仰与自己相同的教派。伊丽莎白还扩建了罗利茨宫，并妥善地对其经营管理。在她的统治下，罗利茨公爵领地重新焕发生机。伊丽莎白在这一时期撰写的大量文章见证了宗教改革在这一地区的丰硕成果，同时，这些文章本身也是宗教改革史上珍贵的宝藏。

    1531年，施马尔卡尔登联盟（Schmalkaldischer Bund）建立。这一联盟由宗教改革的倡导者发起，旨在反抗信仰天主教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最初，莫里茨——那个与伊丽莎白关系亲密的侄子——也属于这一联盟，而伊丽莎白本人也于1538年加入该联盟，她当时是这一联盟中唯一的女性成员。然而，在1539年“大胡子”格奥尔格死后，她的侄子莫里茨加入了信仰天主教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阵营。

    最初，伊丽莎白试图在冲突双方间斡旋。她警告双方，如果冲突继续下去，那将导致战争。然而在那时，两派间的矛盾已不断激化，这是因为冲突的背后实则隐藏着双方对政治权力和利益的争夺。而当一切外交手段都不再起作用，战争已不可避免之际，伊丽莎白开始暗地向新教一方传递情报，甚至还为此专门开发了一套密码文字并雇佣了密探。然而，施马尔卡尔登联盟最终在军事冲突中败下阵来。1547年，罗利茨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军队攻陷。

    罗利茨沦陷后，伊丽莎白逃往卡塞尔。他的侄子莫里茨指控她谋反，自己则进驻罗利茨。两年后，伊丽莎白虽然重新获得她的领地，但却再也无法返回那里。她也曾试图在黑森的宫廷里发挥自身的政治影响力，但最终失败，而她的对手则将她遣送至施马尔卡尔登。1556年，伊丽莎白罹患重病，并于一年后去世，葬于马尔堡的圣伊丽莎白教堂。

    在尘封了数百年之后，伊丽莎白撰写的大量文章于最近重新公诸于世。作为宗教改革运动五百周年纪念活动的预备活动，罗利茨宫于2014年举办了一场以伊丽莎白为主题的展览。她作为宗教改革运动的捍卫者、政治家、外交家、间谍，将永远为世人所铭记。

    社会变革时期的绘画、偶像与艺术形象表现

    宗教改革期间，维腾堡的知名艺术家老卢卡斯·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 der ？ltere，约1472—1553）将自己的工作室改造成改革运动的“公关中心”。那里安放的印刷设备印制出大量宣扬改革思想的传单和评论文章。人们从维腾堡出发，将宗教改革的讯息带往各地。

    除了文字之外，绘画也成为人们表达新思想的重要工具：当时流传的一些绘画作品展示了人的形象的改变以及从中反映出的人们对男性女性社会地位、性别角色和职能等问题的态度变化；而另一些则反映了人们对即将到来的社会变革的担忧。和文字材料一样，绘画也被用于教化目的，例如一些绘画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正派的男人或女人，其正确而得体的言行举止应当是怎样的。

    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电影和宣传片一样，这些绘画作品也反映了那时人们对女性觉醒的期待与担忧。那一时期的一些绘画作品仍取材于古希腊神话或圣经故事，但却在其中加入了很多当时流行的观念与意识形态。女性的觉醒促使许多作品开始力求展现女性强势的一面。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表现以色列女英雄犹滴的题材。据记载，犹滴利用“女性的武器”引诱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麾下统帅荷罗浮尼，并用一把剑取下他的首级。这一题材出现在16世纪的很多绘画作品中，而其中的许多作品都将画面定格在犹滴持着剑，提着荷罗浮尼人头的形象，她仿佛在说：“即便敌人是男人，我也能战胜他。”

    女性形象变得越发强势，使人们对婚姻以及通奸的态度发生了改变。按照过去的法律——也就是依照圣经制定的律例——通奸是项死罪。而在接受了宗教改革的地区，这条法律被废除。这种变化也反映在绘画作品上，例如在这一时期出现的表现耶稣与行淫时被抓妇人的故事的画作中，女性形象已从男权社会的附属物转变为独立而自信的、能够代表自身性别的鲜活个体。这些画作中的女性不再作为消极被动的角色构成耶稣的对立面，而是与耶稣以及绘画的观察者形成一种互动关系。男性形象也随之改变，例如许多画作都把耶稣描绘成一名敏感而富有同情心的男子，他关心妇女，爱护儿童。

    女性觉醒并从幕后走向前台发生于宗教改革运动前期，但这一过程并未持续很久。不久，一种新的、市民阶层的理想已婚女性形象开始出现，并迅速流行起来。我们曾提到，在社会变革时期会出现相对自由的“活动空间”，而在这一阶段，这种“活动空间”重新关闭。因而我们在这一时期的一些画作中看到，就在女性进入公共生活领域这一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了大约30年之后，女性的社会角色发生了逆转，她们被迫从公共领域的前台退居于幕后。她们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在社会公共领域发挥作用，而是不得不留在家中，恭顺地服从于自己的丈夫，把自身才华埋没于家庭琐事当中。所以在这些画中，我们看到妇女们屈服于繁重家务，而她们的丈夫则在外经营着产业。例如在一幅1525年诞生的画作中，画家使用一种讽喻的手法表现了当时的典范女性形象：画中一名“合乎理俗”的家庭主妇被按上了马腿，这样她便能疾行千里。她目光警觉，侧耳倾听来自上帝的话语，而她的嘴被一把锁锁上，腰腹以下则被一条蛇缠绕。

    而到了18世纪，在把马丁·路德一家表现为典范牧师家庭的画作中，曾经精力充沛、聪明能干的卡塔琳娜·冯·博拉被刻画成一名谨守妇道的牧师的妻子。在自己丈夫光辉形象的照耀下，她谦卑恭顺而苍白无力，安守于自己在家庭及教会中的职分。

    （作者为柏林艺术大学博士。本文为作者今年3月在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歌德学院所作讲座的讲稿节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