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2017年06月09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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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教育

那时的高考,并没有太大压力


    口述人 朱正红

    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主任

    亚洲企业孵化协会主席

    1977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在上海近郊农村插队的哥哥突然回家说:“高考恢复了,我要准备考大学。”从那一刻起,“高考”风吹进了我家。哥哥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一年回来一两次,家里又热闹了。虽然哥哥在家时也会与我们一起玩,但更多的时间是与他的朋友们一起讨论数理化习题;去图书馆看书;大清早去新华书店排队买“数理化自学丛书”……

    那年春节,哥哥成为我们家最风光的人物,长辈们都对他露出赞许目光,还对我说要好好向他学习,也争取考上大学;同辈也露出羡慕的眼神;父母更是满面春风,看得出都为哥哥成为了一名大学生感到自豪。

    而我所在的中学也开始打破原来的分班惯例,把各科成绩比较好的学生集中组成提高班,由各科教研组最强的教师带教,不时地考试。那时我不是成绩最好的尖子,但也在年级名列前茅,所以也进了提高班。不过当时的压力没有今天那么大,考不上也不丢人。虽然,作业比以前多了,上课的时间比以前长了,父母也会为学习的事唠叨几句,但课余时间我们几个好朋友还会一起去人民广场踢球。

    1979年7月7、8、9日是高考的 日子,这是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三年———高考的受关注程度与现在相差无几。记得那时我们考场是北京东路的六十七中学。高考前一天下午,我们同班的几个好朋友一起去看了考场,顺便“考察”了附近的交通。

    7日一早6点我就被叫醒,父母再三叮嘱,别忘了带学生证和准考证,他们丢下二毛钱早餐费,就上班去了。我们同学几个相约着一起,每人买了两个大饼一根油条,预示考试取得100分,边吃边走来到了考场。考场外没有警察维持秩序,没有家长等候,也没有喧闹声。

    我们班考理科同学基本在一个考场,进入考场后,时间还早,大家就在闲聊,突然进来一位看似30多岁的女同志,大家以为监考老师到了,纷纷坐回位置,考场里立刻一片安静,那位女同志好像很尴尬,她涨红着脸对大家说“我也是考生”,一片寂静后,爆发出一片笑声。

    考场的经历和我们在学校一样,就像是在参加学校的一般考试,不同的是大家说话放低了声调,监考老师换成了陌生的面孔,然而同学们的兴奋或紧张更加明显。

    第一天考的是语文、物理;第二天数学、化学;第三天政治、英语。

    语文本来就是我的弱项,数学我感觉很好,附加题都做了,但化学却把我考蒙了,复习时的内容和考题真可谓十三不靠,最后狼狈不堪地交了卷。三天考试很快过去了,每场考试结束后,大家都会对答案,有兴奋也有懊悔,不过都是瞬间的浮云,一飘而过,大家也没有太大的压力。

    与我们这些应届生不同的是那几个历届考生,他们都有至少两次以上的高考经历,一开始他们与我们比较疏远,到最后一天大家都比较熟了,考试之余也加入到我们的交谈,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位比我们年龄大五六岁的老三届“大叔”,也许他预感到自 己的考试成绩不太理想,神情非常黯淡,伤感地说,这是他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他又要回去修理地球了。

    在家等分数、等通知的日子,显得那么漫长,从一开始的兴奋到无聊、焦虑,信心一点点在消失。1979年上海的高考是先考试后填志愿,等到分数,我考了330多分 (当年的重点分数线是300分),兴奋是自然的。我填写了3份志愿:一份大学,一份中专、大专,一份技校,每份志愿填5个学校;当时填报志愿没有今天如此繁琐的研究,也没有如此多的学校选择,反而轻松很多。

    填完志愿,则是新一轮的等待,等待学校录取通知书。重点学校第一批通知,当时没有网络查询、也没有电话查询,只能在家,每天等邮递员,总希望他会送来我的录取通知书,但等来的是一次次的失望,每天父母到家第一件事就会问:通知收到吗?

    焦虑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父母的,他们怕我被外地院校录取,懵懂的我倒是无所谓;另一方面应该是精神荣耀感吧,当年,各阶层的月收入与当今截然不同,当时大学生毕业工作月薪是50元左右,一年转正后月薪70元左右;而当时的产业工人,基本月薪36元,但是各种津贴、奖金等等加起来,可以是一个大学毕业生的一倍以上。但大学生的社会地位非常高,戴着大学校徽在公交车上,都会引来无数羡慕、钦佩的目光。

    终于等来了,我被同济大学录取。去报到的那天,我的几个铁哥们骑着自行车送我,一路上大家怀揣着梦想,意气风发……

    (本报记者沈湫莎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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