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　朱正红

    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主任

    亚洲企业孵化协会主席

    1977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在上海近郊农村插队的哥哥突然回家说：“高考恢复了，我要准备考大学。”从那一刻起，“高考”风吹进了我家。哥哥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一年回来一两次，家里又热闹了。虽然哥哥在家时也会与我们一起玩，但更多的时间是与他的朋友们一起讨论数理化习题；去图书馆看书；大清早去新华书店排队买“数理化自学丛书”……

    那年春节，哥哥成为我们家最风光的人物，长辈们都对他露出赞许目光，还对我说要好好向他学习，也争取考上大学；同辈也露出羡慕的眼神；父母更是满面春风，看得出都为哥哥成为了一名大学生感到自豪。

    而我所在的中学也开始打破原来的分班惯例，把各科成绩比较好的学生集中组成提高班，由各科教研组最强的教师带教，不时地考试。那时我不是成绩最好的尖子，但也在年级名列前茅，所以也进了提高班。不过当时的压力没有今天那么大，考不上也不丢人。虽然，作业比以前多了，上课的时间比以前长了，父母也会为学习的事唠叨几句，但课余时间我们几个好朋友还会一起去人民广场踢球。

    1979年7月7、8、9日是高考的　日子，这是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三年———高考的受关注程度与现在相差无几。记得那时我们考场是北京东路的六十七中学。高考前一天下午，我们同班的几个好朋友一起去看了考场，顺便“考察”了附近的交通。

    7日一早6点我就被叫醒，父母再三叮嘱，别忘了带学生证和准考证，他们丢下二毛钱早餐费，就上班去了。我们同学几个相约着一起，每人买了两个大饼一根油条，预示考试取得100分，边吃边走来到了考场。考场外没有警察维持秩序，没有家长等候，也没有喧闹声。

    我们班考理科同学基本在一个考场，进入考场后，时间还早，大家就在闲聊，突然进来一位看似30多岁的女同志，大家以为监考老师到了，纷纷坐回位置，考场里立刻一片安静，那位女同志好像很尴尬，她涨红着脸对大家说“我也是考生”，一片寂静后，爆发出一片笑声。

    考场的经历和我们在学校一样，就像是在参加学校的一般考试，不同的是大家说话放低了声调，监考老师换成了陌生的面孔，然而同学们的兴奋或紧张更加明显。

    第一天考的是语文、物理；第二天数学、化学；第三天政治、英语。

    语文本来就是我的弱项，数学我感觉很好，附加题都做了，但化学却把我考蒙了，复习时的内容和考题真可谓十三不靠，最后狼狈不堪地交了卷。三天考试很快过去了，每场考试结束后，大家都会对答案，有兴奋也有懊悔，不过都是瞬间的浮云，一飘而过，大家也没有太大的压力。

    与我们这些应届生不同的是那几个历届考生，他们都有至少两次以上的高考经历，一开始他们与我们比较疏远，到最后一天大家都比较熟了，考试之余也加入到我们的交谈，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位比我们年龄大五六岁的老三届“大叔”，也许他预感到自　己的考试成绩不太理想，神情非常黯淡，伤感地说，这是他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他又要回去修理地球了。

    在家等分数、等通知的日子，显得那么漫长，从一开始的兴奋到无聊、焦虑，信心一点点在消失。1979年上海的高考是先考试后填志愿，等到分数，我考了330多分　(当年的重点分数线是300分)，兴奋是自然的。我填写了3份志愿：一份大学，一份中专、大专，一份技校，每份志愿填5个学校；当时填报志愿没有今天如此繁琐的研究，也没有如此多的学校选择，反而轻松很多。

    填完志愿，则是新一轮的等待，等待学校录取通知书。重点学校第一批通知，当时没有网络查询、也没有电话查询，只能在家，每天等邮递员，总希望他会送来我的录取通知书，但等来的是一次次的失望，每天父母到家第一件事就会问：通知收到吗？

    焦虑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父母的，他们怕我被外地院校录取，懵懂的我倒是无所谓；另一方面应该是精神荣耀感吧，当年，各阶层的月收入与当今截然不同，当时大学生毕业工作月薪是50元左右，一年转正后月薪70元左右；而当时的产业工人，基本月薪36元，但是各种津贴、奖金等等加起来，可以是一个大学毕业生的一倍以上。但大学生的社会地位非常高，戴着大学校徽在公交车上，都会引来无数羡慕、钦佩的目光。

    终于等来了，我被同济大学录取。去报到的那天，我的几个铁哥们骑着自行车送我，一路上大家怀揣着梦想，意气风发……

    (本报记者沈湫莎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