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单颖文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现象逐渐升温。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趋势？逆全球化会对全球化进程造成怎样的冲击？中国应当如何适应和应对？在近日举办的以“亚洲与世界：新动力、新格局、新秩序”为主题的“上海论坛”上，本报记者就上述问题询问了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盛斌的看法。
盛斌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中国可以成为全球化的“稳定器”，当然，这需要中国做一些角色转换；中国过去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为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与创新确立了新的坐标，中国近年来在发展新经济方面的经验，比如自主创新、互联网、电商、绿色金融等，也为全球治理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与经验，我们应该对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充满信心。
不同以往的逆全球化：发达经济体深陷其中
文汇报：您在“上海论坛”上的发言，话题集中在逆全球化的应对与出路上。前几年，人们还在谈论全球化、“地球村”，到了这两年，尤其是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逆全球化”这个词逐渐成为了高频词汇。请您谈谈对这种变化的基本认识。
盛斌：我认为逆全球化浪潮已经席卷而来，至少已经出现了逆全球化的短期趋势。
其实逆全球化历来就有。上一次“反全球化”的高峰期是在1999至2001年世纪之交，主要表现在劳工、环保、学生、人权、宗教组织及左翼社会团体等，借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西方七国集团、欧盟、世界经济论坛等例会时机，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和抗议活动，并引发暴力冲突。这些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认为，全球化是西方大国、大型跨国公司和富人们推动的市场与价值扩张，侵犯了弱小国家的主权、经济和社会稳定以及当地文化和传统，同时也对少数缺乏竞争性的脆弱社会群体形成严重冲击与伤害。
文汇报：“逆全球化”并不是一个新词。那么，当下的“逆全球化”有哪些显著特征？
盛斌：确实有很大不同。过去我们说逆全球化，多是出现在一些小国、弱国、穷国中，这些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或者是发达国家的一些工会与非政府组织NGO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虑，比如劳工、环境、可持续发展等角度来反对全球化进程。
但现在情况发生了进一步恶化，我想，我们现在正处于全球化最困难的时期。为什么这么说？我认为这次逆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最大的变化就是：保护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势力正在发达经济体中显著崛起，其人数与影响力比先前有了很大的提高。也就是说，主要发达经济体对全球化、贸易投资自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态度发生了逆转性变化。比如，美英等被我们称为“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国家以前在鼓励货物、资本、服务、人员以及技术自由流动方面发挥着积极推动作用，是最支持竞争、开放与经济一体化的发达经济体，也是长期以来推动多边贸易谈判最重要的旗手，而且这些国家的跨国公司也是全球化中最大的受益者。然而，现在恰恰是在这些国家内部出现了非常强烈的政治分歧与社会分裂，美国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欧洲大陆右翼政党的崛起，都是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个人认为全球化现在正处在一个比较危险的阶段。
文汇报：有学者提出，收入分配不平等对逆全球化问题的出现影响甚大，也有学者将收入分配不平等与贸易问题联系起来。您怎么看这些问题？
盛斌：很多研究显示，收入分配恶化是影响逆全球化情绪的重要因素。技术进步、自动化、数字鸿沟、过度金融化等都会导致一个国家内部资本与劳动、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发达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收入不平衡加剧。其他影响逆全球化的原因，还包括大量的难民（包括移民潮）、宏观经济失衡、全球复苏乏力以及反建制派的政治和社会活动。
但是，目前很多人还是把问题归结到以贸易和投资为代表的全球化上，那么，我们不妨思考一下，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什么？贸易应该是被批判的对象吗？其实，大多数的文献和研究都有相同或类似的结论，即贸易是影响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一个因素，但不是主要的决定性因素，至少不能与技术创新以及失败的社会政策相提并论。所以说，贸易投资、经济开放和一体化是反全球化的替罪羊。尽管这个结论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已经存在多年，但令人遗憾的是，它很难被目前的普通民众所接受，而且也会被政治家“选择性地”忽视。
文汇报：在您看来，逆全球化的趋势是否已经带来负面影响了？
盛斌：可以说已经有些端倪了，比较明显的是，逆全球化思潮对多边贸易体制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严重的威胁。
我们看到，从2001年展开的WTO多哈回合谈判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达成一个统一的具有雄心水平的贸易协定。但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农业政策问题上陷入僵局，多哈回合在其后虽历经多次谈判，却都没有太大进展。多哈回合谈判的长期停滞不前，促使诸多国家将推进贸易自由化谈判的重心与精力转向了“区域主义”与“复边主义”。迅猛发展并急剧扩散的区域一体化浪潮，体现了身处其中的各国借市场开放与整合来革新经济，以及通过构建国际经济新规则来重塑全球贸易投资格局的诉求。在这个背景下，三大巨型经济合作框架——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和TiSA（服务贸易协议）应运而生。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借此大力推进以“边界内措施”为主的新商业规则，试图谋取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导权，进而达到统筹全球价值链和强化本国核心竞争力目的。而当前，美国已退出TPP，TPP前途未卜，TTIP谈判也由于美国态度不明朗和欧盟内部某些地区和利益集团的反对而限于停滞。
再有，如刚才所言，逆全球化浪潮已经从发展中国家扩散到了发达国家，而且在发达国家内，也从低收入阶层扩大到了“中产阶级”。从发展中国家角度看，尽管众多国家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收获了“群体性崛起”，但他们在金融、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制度性话语权仍然有限。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全球经济秩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发达国家反而进一步通过竞争政策、环境保护和劳工标准等，迫使发展中国家被动接受超过自身发展阶段和水平的减让与规则。从发达国家角度看，收入增长停滞、全球化冲击与技术自动化等，都威胁到弱势阶层的工作岗位与中产阶级的发展，收入与社会不平等的上升促使民粹主义、孤立主义、保守主义和反精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明显抬头。
还有两个更近的例子。过去G20公报中都有“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和“减少及不采取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类似承诺，但在今年3月德国巴登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发布的公报中，则没有明确提及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打破了G20多年来坚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基本共识与立场。这很罕见，也相当令人遗憾，原因是美国反对，特朗普上台后已经或还将实施单边政策，违背了原先的承诺。接着，出于美国的压力，4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年会会议公报，也效仿G20删去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措辞。对此，IMF主席、墨西哥财长阿古斯丁·卡斯滕斯不得不解释说，贸易保护主义这个词是个“模糊的、相对的概念”。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
中国要塑造基于发展导向的全球经济治理新理念
文汇报：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但简单地归因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您认为，中国面对逆全球化趋势，可以在哪些方面有所作为？
盛斌：我想，中国可以成为全球化的“稳定器”，当然，这需要中国做一些角色转换。从传统角度来说，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出口国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在过去，大家对中国的印象，基本是一个向世界输出商品和吸引外资的国家。可能在别人看来，我们更像是一个竞争者，而且是一个受益者。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出口占世界的12%，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占比是10%。未来，如果中国想成为全球化的“稳定器”，就应该进一步成为全球新的需求吸收者、资本供应者和全球价值链或供应链的核心之一，尤其是对于更高端的全球价值链。目前，中国进口占全球的10%，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的9%，我认为中国进一步提升进口与OFDI（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的影响力还有空间。
在角色转换的过程中，有四点是我特别想提到的。第一，中国应该继续通过促进贸易与投资，坚持经济开放，并融入全球贸易体制。第二，中国要为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第三，中国应该逐渐形成自己基于发展的全球经济治理新理念。第四，中国应该提升自己在全球化中的“软实力”和“巧实力”。
文汇报：结合我国目前的经济转型升级，您认为针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情况和需求，可以采取哪些不同举措？
盛斌：中国工业化的结构转型，从国内企业来说，要不就是转型，比如产品升级、产业升级、技术升级、价值链升级；要不就是转移，比如从东部往中西部地区，或者转向劳工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但无论是转型还是转移，肯定都是要有个过程的。
在这个过程中，对发达国家来说，我们可以进口更多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当中国的工业化上了一个新台阶之后，进口的结构、种类和质量就会升级，这是有利于发达国家出口的。比如，中国目前对高精尖机械装备、精密仪器、航天航空产品、电子产品进口需求潜力巨大。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服务业，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比很高，服务贸易竞争力强，特别是金融、电信、专业服务等领域，以及现在新兴的“数据贸易”（digital trade），这些我们现在相对还比较弱。在这方面，中国拥有巨大潜在需求。品种多样、高质量和价格有竞争力的高技术中间品、资本品和服务产品进口将十分有利于提高中国企业的生产率，促进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可以给予他们更多实体经济的产品。中国通过出口贸易可以为发展中国家中低收入群体全方位供应性价比高的工业产品以及商业服务，特别是物美价廉的生活必需品。中国可以通过投资与产业合作向它们提供适用性技术、基础设施与制造业产能，与当地的需求、市场、资源、环境、能力紧密契合，比如钢铁、水泥、建材、化工等，中国在这些行业中都具有成熟的技术与经验。
从公共产品上说，“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等都是中国从供给和需求角度，为促进全球经济与贸易复苏所做出的贡献与尝试。这些倡议关注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贸易融资、能力建设以及技术支持，而它们都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长期瓶颈性问题。中国提供公共产品的特点是以官方开发性融资机构和国有企业为推动经济合作的先导性主体。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欢迎发展中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让大家一起过上好日子。当然，在中国国内也对这些项目和举措在透明性、风险管理、效率以及公司社会责任方面存在担忧和关切，需要在实际工作中认真加以考虑与解决。
文汇报：您前面提到，中国要塑造全球经济治理新理念，能否具体谈谈新理念的所指？
盛斌：其实，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是规则治理。目前贸易投资新规则主要以三种方式推进：一是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FTAs），美国此前推动的TPP和TTIP两个巨型FTAs为典型代表；二是诸边（或复边）协定，包括WTO框架下的“政府采购协定”（GPA）、“环境产品协定”（EPA）、新一代“信息技术产品协定”（ITA II）等，以及WTO框架外的“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三是双边投资协定（BITs）。纵观这三类协定，可以看到，美国等发达国家是新规则主导者与推进者，它们力图打造面向21世纪的新商业规则，强化以美欧为核心的贸易集团，并给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施以制度改革的外部压力，进而在未来多边贸易体制中继续维持“中心（规则制定者）-外围（规则接受者）”的格局。换句话说，放眼全球经济治理领域，拥有规则制定权的国家同时也享有垄断和排他优势，不仅可以主导议题设置，还可以通过标准与规则构建为其他国家增设门槛。
现在中国要塑造基于发展导向的全球经济治理新理念，与发达国家基于市场导向的传统理念存在明显差别。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理念推崇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模式，并附加政治标准与西方价值观。而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观则强调维护自主选择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基本制度；强调实现广泛的发展目标，包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化解发展瓶颈、实现包容平等与普惠共享、维护社会、环境、劳工、安全和健康等公共利益；强调实现产业与价值链升级，包括带动国内附加值的关联增长、创造就业和提高劳动技能、构建长期生产能力、促进研发与技术扩散和升级；强调实现利益平衡，包括互惠贸易投资自由化、保留本国政策空间、落实投资者义务与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可以说，中国的做法更多是强调平等参与、互利共赢，强调共享与包容性发展。这一新理念要反映的，其实是一种“商业务实主义”，或者说“商务实用主义”。它主要是基于项目合作，而不是规则合作；是基于商业利益，而不是政治价值观；是基于一个开放平台，而不是一个封闭集团。
我们应该对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充满信心。中国过去近40年的改革开放成功经验，为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与创新确立了新的坐标。中国在基础设施、工业化、农业、减贫、教育等领域取得的成绩，为解决全球性发展问题提供了有益模式，增强了采取促进发展的国际行动的说服力，为找准发力点和设置优先领域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中国近年来在发展新经济方面的经验，比如自主创新、互联网、电商、绿色金融等，也为全球治理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与经验。
文汇报：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需要提升的“软实力”和“巧实力”主要指哪些？
盛斌：我认为，中国可以通过扮演“探路者”、提供“最佳实践作法”、制订约束性或非约束性原则、提供能力建设等方式，在推进以发展为导向的新规则或新领域方面发挥领导作用。比如说，在电商、中小企业发展、出口限制方面。此外，中国应努力提高贸易投资协定的质量，比如FTAs（自由贸易协定）、BITs（双边投资协定）等，从而进一步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以及推进国内深水区体制机制改革。
在我看来，中国的制度改革，尤其应该集中于“第二代贸易政策改革”，比如说投资便利化、规制融合、营商环境，以及法治体系等“边界后措施”领域。中国应该继续提高在贸易投资规则、标准与程序方面的协同性，并努力向更高的国际标准看齐。基于我的研究，这些新标准与新规则在中国已经签的FTA中，覆盖率与执行度依然比较低，尤其表现在劳工、环境、政府采购国企等方面。我觉得这些将是中国在未来面临的巨大挑战。
放眼未来，全球经济治理的“良治”不再只依赖准入、规则与争端解决等传统元素，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标准与监管一致化、发展融资、能力建设等都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新决定因素。世界各国应当更关注这些“新变量”，有效应对经济、技术、社会与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新挑战，促使世界进入繁荣而稳定的新全球化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