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鹏涛 宋良
在卢芹斋的古董被查封后，曾有国民政府“大人物”出面替古董商说情，甚至有人用子弹和恐吓信威胁杨宽，但杨宽不为所动。杨宽此次帮助拦截文物外流，间接导致卢芹斋破产，更重要的是，保护了国家文物。在失去这17箱古董后，卢芹斋说：“中共政权接管上海后，立即查封了我收购的大量文物，那一刻我意识到，我的中国古董生意做到头了。”
法国学者罗拉所写的《卢芹斋传》让我们更为亲近地 了解了卢芹斋 (1880—1957，浙江湖州人)其人。卢芹斋是20世纪初国际著名的文物贩子和大古董商，我们熟知的昭陵六骏中的二骏“飒露紫”和“拳毛騧”就是由他贩卖出中国的。叱咤文物往来生意的卢芹斋是如何迅速走向衰落的呢？罗拉言，卢芹斋之所以迅速衰落是因为上海海关查封了卢氏准备发往美国的17箱古董，至于细节如何，罗拉并未明言。笔者 日前正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合作整理历史学家杨宽先生的著作、散落在报刊杂志上的文章和书信集，在此过程中，了解到这批古董的相关信息，因此，今据上海市档案馆所藏档案对具体细节略作补充。
杨宽时任上海市立博物馆馆长，他对当时古董商偷运国家文物至海外痛心疾首，也曾撰文呼吁政府应对此有所作为。他于1947年4月 23日在 《中央日报·文物周刊》上发表《从速严禁文物出口》，文中言：“古物出口，早已悬为禁例。可是上海的‘古玩业’中依然有专门从事‘出口’的，我们不是胡说，只要一查本年度新出版的 《电话分类号簿》，其中除‘古玩商’以外，另有一项‘古玩出口商’，这便是最确实的证据。就电话簿上看来，‘古玩出口商’已有十余家，而不登入电话簿的，怕数量更多，这样明目张胆地经营‘古玩出口’，即所谓‘走洋庄’，政府怎么可以熟视无睹呢？”4月29日又致函上海教育局，呼吁“市府及教部并咨请海关设法严禁”古物出口。
1948年7月，杨宽从上海江海关得到准确消息，有一批珍贵古物已运到上海海关，有关人士正和古董商谈纳贿条件，条件谈妥就可放行出口。依照正常程序，检查出口文物，须报告上海市教育局，请转呈市长，然后由市政府下令，如此则会拖延时间且可能走漏消息。如果为公事见市长，须由市府办公厅安排日期，一样会拖延。幸运的是，时任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会定期接见一班民众，只要预先申请登记，可以较快见到市长。因此，杨宽选择了最后这个办法，很快就见到吴国桢，并当面向他汇报情况。吴国桢很爽直，当即表示可以，请杨宽回去等信。7月 26日，上海市政府送来海关检查的命令。7月28日，杨宽带着市博物馆艺术部主任蒋大沂、干事张子祺及海关负责人张学庚一起对亚细亚商运公司运销美国纽约的17箱古物进行鉴定，这一工作直至30日上午才告结束。事后，杨宽曾致函上海市教育局报告这一事情，检查结果如下：
(1)前项古玩商运销美国之古物，计十七箱，共古物三百四十五件，经逐件审核，其中属于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公布“暂定古物之范围及种类大纲”第十二类器具类者二百九十三件，属于第十二类杂物类者四十九件，计共三百四十二件。或为古物时代久远者，或为本身有考古上历史之价值者。核与古物保存法第一条“本法所称古物，指与考古学、历史学、古生物学及其他文化有关之一切古物而言”，确相符合。
(2)前项运销美国之古物十七箱中，尚附带书籍一百六十六册，均为清末刻本及民国时代之铅印石印本，不在古物保存法所指古物范围之内。
(3)前项十七箱古物中，仅有一〇六三号、一〇六四号、一〇八四号三件，纯出伪作。核与考古学、历史学、古生物学及其他文化无关，不在古物保存法所指范围之内。
由上可知，17箱345件古物中有3件是伪作，其余全部属于古物。《卢芹斋传》告诉了我们这批古物为谁所有，它的价值如何及为何会有3件伪作。
1948年7月29日，正在巴黎的卢芹斋被一封电报扰乱了假期。电报称：“出事了。货物被扣。取消保险。”这封电报报告的就是17箱古董被查扣事。当时，卢芹斋的内心很紧张，因为这批货是他近年来最重要的搜集，其中有不少国宝，共计342件古董。货物中有23件是从山西浑源县李峪村搞到的青铜器，其中就有著名的青铜器牛尊。卢芹斋花了9年时间，斥资29万银元才获得。据卢芹斋自己估计价格超过100万美元，但是他只投保了12400美元，为的是掩人耳目。古董中还混入3件赝品，这是卢芹斋合伙人叶叔的惯用伎俩。
在卢芹斋的古董被查封后，曾有国民政府“大人物”出面替古董商说情，甚至有人用子弹和恐吓信威胁杨宽，但杨宽不为所动。杨宽此次帮助拦截文物外流，间接导致卢芹斋破产，更重要的是，保护了国家文物。在失去这17箱古董后，卢芹斋说：“中共政权接管上海后，立即查封了我收购的大量文物，那一刻我意识到，我的中国古董生意做到头了。”1949年7月18日，杨宽致函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详列5条理由，请求将这批古物拨交上海博物馆陈列。后来这批文物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这批文物能顺利被查获，密报人功不可没，但是谁报的信，现在不得而知，从上海市档案馆所藏档案来看，可能是上海江海关某位职员的义举。1949年8月2日，上海江海关致函上海市高等教育处：
七月二十八日 函袛悉本关缉获走私古物十七箱，一俟尊处备妥运输工具，可随时点交接管，至本关业已垫付之缉私费用及缉获人员应得之奖金，亦可免计。惟该项古物系凭秘告缉获，按照现章，该告密人应得奖额计合罚金或货物变价所得百分之十，现该项古物价格本关未能确估，该告密人奖金拟请尊处酌定送阅转发为荷。
遗憾的是，此事最后处理结果如何，档案并无报告。扣留17箱古物至今已69年，如果不是杨宽办事有魄力，勇于承担和尽心尽责，这批古物必定会被偷运到国外。1936年，杨宽尚未于私立光华大学毕业，即被聘为研究部干事，并参与上海市博物馆的开馆工作。1937年，上海市博物馆正式开馆后，一人布置艺术部的陈列室并撰写陈列说明。上海“八一三”淞沪会战前，杨宽挑选馆内比较重要的文物，由时任馆长胡肇椿送往震旦博物馆寄存。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杨宽作为上海市博物馆复馆办事处主任，成功使得上海市博物馆重新开馆。博物馆复馆后，在馆长杨宽的带领下，进行了举办展览会、保护文物、考古调查、创办杂志等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对保护国宝毛公鼎与扣留卢芹斋盗运往美国纽约的17箱古董作出了巨大贡献。1949年，上海解放，杨宽继续主持领导上海博物馆的工作，直至1959年7月调任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专任副所长。经历民国、新中国建立的杨宽为上海文博事业工作总计超过16年，他为上海博物馆事业及文物保护事业所作的贡献，我们不应忘记。
(作者单位：大连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