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黎文
1950年7月，在美国华盛顿的波兰大使馆，文化专员切斯瓦夫·米沃什收到一封来自波兰作协秘书长的信。米沃什与秘书长相识多年，他们1930年代上大学时曾为同一本学生杂志撰稿，但两人日后的道路却大相径庭。这位波兰文学的大人物对诗人说：“我听说你要搬到巴黎去了……我很高兴你会来这里，因为我一直为你担心：美国在物质财富上的辉煌是否掩盖了它在其他方面的贫困。”
这封信的措辞礼貌、真挚，传递的信息却再清楚不过：在美国当了4年外交官的米沃什，已被认为不再值得信赖。他被调往巴黎，这样就可以回到华沙可控的范围。果然，圣诞节前几天，米沃什被召回波兰，护照被没收。
安杰伊·弗劳瑙塞克（Andrzej Franaszek）的《米沃什传记》（哈佛大学出版社，英译本）讲述了接下来的故事。被困在华沙的米沃什不知道能否再离开，再见到在美国的妻儿，并且也感受到了身边日益恶化的政治气氛，倍感沮丧，精神状态十分不稳定。多亏朋友相助，他才得以脱身。1951年1月，米沃什到达巴黎。三十年后，他才回到波兰。
1950年的华沙召唤是米沃什命运的几个关键节点之一，他本会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或者干脆就消失了。弗劳瑙塞克的书中详细讲述了多次类似的戏剧性召唤。米沃什1911年出生在立陶宛一个波兰裔贵族家庭，立陶宛当时是沙俄帝国的一部分，米沃什在人生伊始就被卷入了20世纪的漩涡。三岁时，一战爆发，为躲避德军，米沃什一家人成了流离失所的难民，穿梭在这片战争连年的地区：白俄罗斯、俄罗斯、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米沃什晚年的诗里回忆了1918年的一段插曲，他和父母差点在火车站走散：
……遣返的列车开动了，要把我留在身后，/直到永远。……我很可能就会成为别人，/另一种语言的诗人，另一种不同的命运。
在中东欧这片土地，米沃什这一代的数百万人，或是经历或是死于大大小小的战事：一战，立陶宛独立战争，波苏战争，纳粹德国和苏联入侵波兰，大屠杀，二战的东部前线从1941到1945年在这片土地来来回回移动，战后又被苏联占领。米沃什的阶级和国家认同都很复杂。他从小就说至少四种语言，尽管他的家族属于波兰士绅阶层，在立陶宛还拥有一个乡村庄园，但他们和当时的大多数同学一样，都很穷。“我的物质生存状态是如此原始，以至于会让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感到震惊，”米沃什后来回忆说。
一战结束后，米沃什一家定居在维尔诺，也就是现在的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作为一个没钱的贵族，和一个祖国是立陶宛的波兰裔，米沃什不能全心全意地接受任何一种认同。一战后波兰重新独立，经历了一阵沙文主义的骄傲，吞并立陶宛的部分国土，包括维尔诺。但米沃什被波兰人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主义所排斥——他们对立陶宛人、犹太人和白俄罗斯人这些少数族群的敌意与日俱增。
在大学期间，米沃什出版了第一本诗集。他和几个左翼学生团体走得很近，但并没有成为一个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1937年，米沃什来到华沙，为波兰广播电台工作。在那里遇到了未来的妻子。
将近四十岁的时候，米沃什觉得心智快崩溃了。任何人都能看到，波兰的未来会发生战争或革命，或者两者同时发生。多年后，他写道，考虑到自己国家的命运，“我有一种恐惧，一种基本的恐惧”。
只有在这一背景下，人们才能理解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后米沃什做出的决定。在最初的混乱中，他逃离华沙，绕着弯路返回维尔诺，这给他暂时的自由，因为此时立陶宛仍然独立。但1940年苏联军队进驻立陶宛，留给米沃什两个同样可怕的选择：留下，生活在正在清除和驱逐波兰知识分子的苏联；返回华沙，生活在不分青红皂白杀害波兰人的纳粹的统治之下。1940年7月，米沃什决定回到妻儿所在的华沙。
在华沙，米沃什活跃于地下文坛，编纂战时诗歌选集，将莎士比亚译成波兰语。他的诗歌获得了一种新的简单、直接和感伤——他的几部杰作，都诞生在这段岁月。
然而，他所目睹和经历的恐怖，永远塑造了他对人性和历史的看法。在《被禁锢的头脑》（1953）一文里，米沃什回忆了在纳粹占领的华沙的一个瞬间，那个时刻是一块试金石：
在一座四面楚歌的城市里，一个男人躺倒在机关枪战的街上。他看了看人行道，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景象：鹅卵石像豪猪的毛一样直立。子弹打在鹅卵石的边缘，让它们歪了过来。意识中是否有这样的瞬间，是对世间所有诗人和哲学家的检验。
米沃什想写的是能经受这类审判的诗。“在你印出一首诗之前，你该想想，这段诗是否能让至少一个人在与自己和世界的斗争中使用。”没有什么比唯美主义更让他反感的了。在《论诗》（1957）里，他写道：“至少诗歌、哲学、行动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分不开的。我们想要有用处。”
身处20世纪，米沃什周围的人崇拜历史，也就是说，崇拜权力；但是艺术家崇拜真理，这是让他拯救自己灵魂的力量。
1951年逃离波兰后，他身无分文，没有朋友，而且面临重建自己世界的艰巨任务。妻儿应该和他一起去法国，还是留在美国，让他与妻子之间产生长时间的矛盾。
米沃什开始当记者，还为英国广播公司撰写剧本。1960年，他已声名远播，因而被授予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波兰文学教职。这里是他写作的理想地点。但是，在弗劳瑙塞克的叙述里，米沃什最讨厌在加州的生活：他在自然环境中体验到的快乐被他对这个文化的疏远和蔑视抵消了。在一封1964年的信中，他说：“当地人唯一的娱乐就是盯着过往的汽车看几个小时，喝着酒，或是坐在车上把路牌当靶子开枪。”
他愤怒的根本原因，是感到与自己的语言和读者隔离，没有了这些，他作为一个诗人的生活毫无意义。波兰政府在他叛逃之后禁止了他的作品，尽管有家出版社忠实地出版他的波兰语著作，其中一些在波兰秘密流传，但是印量却很小：1953年的《日光》印了1000本，四年后还有320本没售出。直到1973年，他诗集的第一个英译本才出现。在198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他在美国几乎没有任何读者。
即使最终得到认可，个人的悲伤也使米沃什无法享受它。1970年代中期，妻子被诊断为肌萎缩侧索硬化症，卧床不起，直到1986年去世。同一时期，他的小儿子皮托患上了严重的躁狂抑郁，在汽车旅馆的窗口对着一个幻想的迫害者开枪，然后进了监狱。米沃什责备自己没有成为更好的父亲。
米沃什在生命最后阶段迎来了新的幸福。1981年，波兰解禁他的作品，米沃什凯旋，并意识到自己已成为波兰人的民族英雄，一个文化反抗的象征。1993年，他搬回波兰，和第二任妻子一起。这种回家的感觉，在他的大半辈子里看起来都像天方夜谭。此后至2004年以93岁高龄离世，他都一直在写作。
米沃什持续一生的、对苦难的真切体会是影响他作品的最重要的因素——无论是个人的苦难，还是与同代人共有的苦难。与20世纪许多伟大作家不同，米沃什的经历使他相信，诗歌不能让世界变得更黑暗，而是应该照亮它：
诗歌不可多写，只能勉强为之/在巨压之下，唯用希望 / 良善，而非邪恶，才以我们为其乐器。
这也正是米沃什对创造力的定义：创造力来自想要说出真相、表达真理的“内在需要”。虽然在今天，知识分子都已经开始羞于说“真相/真理”一词了。米沃什是罕见的文学和道德权威。当我们面对自己的困境时，米沃什的诗歌和他的人生提醒我们，在20世纪存活下来，意味着什么，又需要什么。
（编译自Adam Kirsch“Czeslaw Milosz’s Battle for Truth”，载《纽约客》5月29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