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可平（John A. Crespi）/口述 单颖文/整理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远东第一大商埠上海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人，上海本地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怎么当一个都市人？这是当时人们迫切想了解的事。于是，作为生活“教科书”的画报便应运而生，画面上的人物形象对时人的穿着打扮、生活方式产生了指导意义。

    1912年6月5日创刊的《真相画报》（The True Record），是近代中国第一份摄影画报。在1912年刊载的一幅题为“上海真相·逋逃薮”的漫画（图①）中，密密麻麻地绘有许多人物，他们搭乘轮船、火车，源源不断地来到上海。他们中，有的人身着长衫，有的人穿着洋装。不少人呈指指点点状，似乎说着“你看，这就是大上海”、“你看，这就是大都市”。画中的人物全都站在马路上，而不是在画面中描绘的房屋里。此处的隐喻是，这群初来乍到上海的人，都是都市生活的场外人士，他们所指点的或者说希望尽快了解的，正是都市生活。

    1928年4月21日《上海漫画》（Shanghai Sketch）创刊，这是第一本把“漫画”二字放进刊名的杂志。在这份杂志中，就有不少描绘都市生活的漫画。杂志的目标读者是那些“手上有点钱的”人，特别是外来者，杂志的内容主要是教他们怎么做都市人。《上海漫画》于每周六出版，教科书般地描绘了“礼拜六”、“礼拜日”的都市生活场景（图②）：礼拜六可以身着西服，打上领带，穿上皮鞋，约上两个穿着打扮时髦的妙龄女郎去西餐厅吃饭；礼拜天带上礼帽，身着洋服，手持“文明棍”（stick），去洋气的街道走一走。在画中，除了主角的着装，我们还可以看到不少代表现代城市生活的内容，比如西方现代楼宇、汽车、邮筒、路灯等等，无不体现着城市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图中还产生了形象上的对比：左侧画面上有两个穿着“过时”的底层人，她们不仅与跟前光鲜的“潮男”形成对比，也与画面右侧西餐厅里的两个摩登女郎形成对比。作画者明显的倾向，使得形象与形象间产生了高低贵贱之分。此外，在另一幅漫画《小小的统计》（图⑤）中，以图文结合的形式，通过统计数字，描绘了少妇、名伶、新闻记者等“都市人”的生活片段，比如“涂粉”、“拜客”、“发名片”等，帮助人们了解他们，而后成为他们。在这些画作旁，时常配发广告（图⑥），比如最新款的领带、西装等，有意思的是，漫画中的光鲜形象“植入”了广告商品，画中人似乎叫卖着:“带这款领带、穿这套西装，你就是都市人啦！”还有一些象征城市生活的商品也在广告中占有一定比例，比如被宣传为“人人爱听”的唱片，似乎表达着“谁不爱听唱片，谁就不是真正的现代人”。此时，漫画成了商业文化的一部分。

    到了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中华全国漫画作家协会的基础上，上海漫画界成立了救亡协会。后来，为了适应战时宣传工作需求，救亡协会派出叶浅予、张乐平等人组成救亡漫画宣传队。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救亡协会从南京到达武汉，在周恩来、郭沫若的指导下工作。1938年1月1日，救亡漫画宣传队在武汉岀版了第一期《抗战漫画》（Resistance Sketch）。在封面画上，主人公的形象不再是“都市人”，而是一名战士。从报头的设计来看，将《抗战漫画》创刊号与该协会成立之初创办的《救亡漫画》第一期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一些不同之处：《救亡漫画》的字体（图③）是书法体，“亡”字还用了异体字，而且在左边有书写者章乃器的落款，体现的是精英文化、都市文化；《抗战漫画》的字体（图④）呈现出木刻感，代表的是普罗大众的文化。这时，绘画者完成了从都市生活的“向导”到“文化战士”的转变，画报所推崇的生活，不再是十里洋场纸醉金迷，而是团结拼搏保家卫国。

    人们读画报时，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形象。无论是都市生活，还是战时生活，具备指南性的画报都承担起了“课本”的职能，引导人们去过当下“应该过的”生活，并用直观的方式帮助那些“指指点点的场外人士”成为“场内人”。

    （作者为美国Colgate University柯盖德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复旦大学富布赖特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