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于颖

    2015年，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屠呦呦因“青蒿素”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一时间引起国内外对中医药的极大关注。在陪同屠呦呦赴瑞典、经历了领奖前后的诸多活动后，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写下《浪淘沙·诺奖》，抒发了自己的感想和思索：

    诺奖落京东，青蒿素名。

    良药治疟救苍生。

    百般艰辛实验难，

    医典启明。

    协作会战兴，递补相竞。

    古方须赖科技成。

    埋头干事何顾它，

    呦呦晚鸣！

    正是“古方须赖科技成”驱动着张伯礼一直奋战在中医药的研发前线，力求给中医药插上科学翅膀。作为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技术副总师、国务院医改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他带队承担了很多项目，包括“方剂关键科学问题的基础研究”、“中成药二次开发研究”，等等，在推动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企业技术升级换代等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他看来，中医药在历史积累中沉淀下来的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只有经过发掘、提高，才能更有效地发挥维持人民生命健康的作用。

    对于中医药长期以来遭致的误解和非议，张伯礼坦言，中医药被理解和接受的确需要时间，但也希望大家都能去读一读《百年中医史》，以史为鉴，从而更加理智和包容地看待中医药。

    在传承和发展中不断进步

    文汇报：早在2011年，您就提议开展百年中医史的研究，后来，这项研究作为院级重点项目得以立项。其实，学界对清末民初以来中医药发展的梳理和探讨，从来没有停止过，不乏研究人员和著作。在您看来，中国中医科学院的《百年中医史》同以往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除了学术价值外，其现实意义在什么地方？

    张伯礼：第一点就是充分占有资料。“百年中医史”这个课题的研究历时3年多时间，以朱建平研究员为首的项目组尽可能地搜集第一手史料，基本涵盖了国家和地方图书馆的史料，包括医书、非医书、民国时期的旧报刊，甚至海外文献资料。充分掌握史料，利用史料说话，应该是一个重要的特点。

    其次，协同攻关。以往这类研究往往是一个专家或一个团队担纲，这次编撰几乎动员了海内外、业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共同参与，课题组研究和专家咨询相结合的工作方式，也是过去没有过的。

    第三点就是史料与史论结合。带着问题去搜集、甄别、分析、整理史料。项目组打破时间限制，根据中医药发展的性质和阶段，将百年中医发展史分为三个时期：1912—1949年是“抗争图存，自强发展”时期；1949—1977年是“事业奠基，曲折前行”时期；1978年迄今，是中医“全面发展，走向世界”时期。而过去多是以民国、解放初期、“文革”时期、改革开放等时段来划分。这次研究的分期体现了中医发展变化的特点和性质。

    总的来说，史料更广泛丰富，专家参与程度高，视野更开阔，站在历史高度，进行了反映内涵特点的历史分期，都使得最后成书的《百年中医史》有了不同于以往研究的新视角，结论也更具有参考性和启迪性。

    就研究的现实意义而言，我个人希望这套书面世后能产生广泛影响，使不同人群都有获益。

    就中医从业人员来说，可以看到一百年来几代中医人的坚守和执着。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老一辈中医人为中医的生存呐喊，就是因为有着不屈的信念，有着对中医疗效坚定不移的信心。我们应该学习老一辈中医人的这种精神，更加自信、自强。

    就管理决策人士来说，可使他更清楚地认识到支持中医药发展的重大意义和价值，加大支持力度。有了支持，中医发展就更快，人民就得利；没有支持，备受打压，中医发展就慢，也不能很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健康服务。把中医支持好、发展好，中国医改就有更强的动力，用中国式办法解决医改难题就有了更坚实的基础。中医药走出去，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也将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因为中医不光有实用价值，能解决问题，在宣传东方哲学和智慧方面，也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彰显中华文化软实力。

    此外，我还希望一些对中医有偏见的人，也能读一读这本书。反对中医的声音百年前就有了，那时候喊得还要凶，人物社会地位还要高，但当时主要因为他们对落后社会不满，以及受个人主观思维定式的限制，并不真正懂中医。觉得中医不符合现代科学标准，必须退出，这无疑是错误的。中医的确能治好病，其疗效在几千年里一直重复着，在一个个个体上重复着。我们非常期待各学科及社会大众能在更理智、冷静、深入地了解中医后，摒弃学科偏见和武断思想，提出有助于中医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大家一起讨论，取长补短，整个医学发展的前景才会更好。

    文汇报：2015年，您陪同屠呦呦先生前往瑞典领取诺贝尔医学奖，卡罗琳医学院的发言人当时就表示，这个奖不是给传统中医药的。后来在科协的座谈会上，您也强调，传统中医必须和现代科技相结合，才能产生原创性的成果。中医的历史传统悠久，但不可能拿来就用，如何让它成为一个维持生命健康的现代工具？

    张伯礼：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屠老师讲，中医药是一个宝库，但也不是拿来就用的。中医药有很多宝贵的经验，但一定要和包括现代医学在内的现代科技结合，才能在解决重大问题中做出贡献，这条路子要走下去。

    中医药发展包括两个层次，一是理论层次，特别是哲学的部分，相对稳定；而另一个技术层次，即疾病治疗方法和药物，始终在发展。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指责，说：“你们老用那套几千年的理论，怎么行？”中医的思维方式、认知方法确实相对固定，但在其指导下的防病治病技术方法却在不断发展。

    举个例子，如中医络病理论源于两千年前的《内经》，当时还比较简单；清代医家叶天士总结了络病治疗的一些方法和药物；而今天推动中医络病理论发展的是吴以岭院士，不仅建立了络病标准，研究了一系列方药，还做了临床循证评价和相关基础实验，揭示出络病与微血管病变相关，解决了一些西医解决不了的问题。譬如急性心梗介入治疗后常出现的无复流问题，即大血管再通了而小血管在麻痹状态下没有血流灌注，心肌依然处于缺血状态。西医在这方面缺少有效干预方法，中医则用通络中药大大降低了无复流的发生率。

    类似的例子不少，足以证明中医理论通过现代研究在不断发展着。传承和发展就好比一架车的两个轮子，传承就要发展，发展也必须依赖传承，中医和其他很多学科一样，都是在传承和发展中不断进步的。肯定传承、否定发展的想法，无疑割裂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健康中国”需要“大处方”

    文汇报：这两年的全国“两会”上，您一直比较关注健康问题。在您看来，对“健康中国”的建设，中医药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有什么贡献？

    张伯礼：为什么叫“健康中国”，而不是“医疗中国”、“治病中国”？这是现实需求。去年8月份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不仅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而且提出要全民共建共享。“健康”不只是医生的事，主要力量也不在于医疗卫生系统，而在于每个个体、每个家庭，跟各行各业、整个社会都有关系。医疗卫生服务开的是“小处方”，“健康中国”需要社会联动开出“大处方”。

    看病难、看病贵是全世界的问题，中国的医疗水平并不比国外差多少，但我们不能只关注治病救人。其实，如何让人不得病，才是真正显功夫的地方。中医药在几千年里积累了非常丰富的预防医学思想和方法，在养生、保健、治未病上大有可为，很多俗语，譬如“春捂秋冻”、“饭吃七分饱”、“三分治七分养”，等等，老百姓完全可以自己掌握，把维护健康的行为落实到日常生活习惯上。

    医学是个特殊行业，别的行业都应该培育自己的顾客，培养自己的粉丝，医生恰恰相反，病人多、买卖兴隆，不是好事。人人健康，医院清闲，让人少得病，晚得病，不得大病，应该是医学追求的目标。只有每个人健康了，整个民族才健康，国家才能兴盛繁荣。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重大疾病治疗、疾病康复等方面的作用，将在“健康中国”建设中大有作为。

    文汇报：曾有媒体报道，某年春节有600万人出国旅游，消费900亿元人民币，第一榜单竟是药品、保健品。国人海外购药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给国内制药业发出了什么样的信号？

    张伯礼：多年来，随着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标准大幅提高，国内药品质量已经完全有保证，却仍然得不到国人的信任和青睐。我们应当寻找不足和差距。我曾率队访问日本制药公司，他们的仪器设备有些还不如我们先进，厂房也不怎么大，但做出来的药品确实精致，尤其是一些常用药，包装精美，说明书清晰，非常值得国内企业学习。我后来总结出国外医药企业的几条成功经验：一是全员的质量意识，全程的质量控制，视质量为企业生命；二是注重消费者意见，以消费者的需求作为企业创新的动力；三是从细节上下功夫，注意培育和珍惜品牌。总的来说，就是工匠精神，精益求精，注重信誉，打造品牌，提供服务。

    其实，国内中医药从来不缺好品牌，比如在海内外都有

    很好声誉的同仁堂，以及一些现代化的中药企业。但就整个行业来看，的确还有不少问题，3000多家中药药企，水平不一，质量参差不齐。当然，抢买国外药品还是有些崇洋心理的。其实国内同类药品，比如一些现代中药、保健品、外用膏剂等，完全达到国外产品水平。这一现象提醒我们，我国制药业要有工匠精神，要做精、做细、做好，不仅让中国老百姓购买国内好药，总有一天也要让外国游客来购买中国药品。

    医药行业要重视制药工艺优化和药品标准提升工作，同时药品监管部门也要强化监管，更要尊重中药特点，鼓励提升质量而进行的技术改进，重点应把的是“安全关”。去年5月底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就是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重视实效与转化，同时提倡坐冷板凳精神。有了这个大环境，以及大国工匠精神的倡导，我相信中医药行业的转变很快就会到来，现在基本实现了机械化、管道化，下一步就是努力实现数字化、智慧化。

    逐步实现用现代科学语言诠释中医药

    文汇报：《中医药法》去年底正式颁布，是我国中医药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有法可依只是基本保障，涉及一系列具体问题，您重点关注哪几个方面？

    张伯礼：中医立法这一大事，中医界翘首企盼了30多年。上位法定了，还有很多内容有待补充、完善、细化，需要一个过程。我个人认为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管理机构，希望将中医药县级管理机构建齐；目前多建在省一级，有些政策不能按要求贯彻到基层，可谓“高位截瘫”。就像中国革命“支部建在连队上”是取得胜利的关键一样，把中医药管理机构建在县上，就是中医药发展的一个组织保证，这一点已经在立法中有所体现，《中医药法》中就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中医药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中医药管理工作。我还建议，把中医药发展经费列入政府财政计划中。有了管理机构，经费有所保证，确定一个比例，以便做好计划及相关工作的安排。

    此外，保护中医药的继承一定要符合中医药本身的发展规律。中国民间的高人高术其实有很多，应该得到关注和重视。此次立法就肯定了那些通过“师承”方式学习实践中医、确有医术专长的人才，并在政策上给予从业机会。当然，政府必须担起责任来，制定一系列的规定和要求，并对相关人员进行考核和监管，扶持和管理并行不悖。

    文汇报：中医药要想走得远，能不能标准化、能不能为大家所理解，都是问题。可喜的是，这几年里，陆续有标准获列美国药典，在国际上得到应用。这是不是意味着，科学解释中医已经不是问题？

    张伯礼：以前去国外，人家跟我们聊天，对中医多是好奇、感兴趣，这几年的情况已经大不一样。去年我带队访问的欧洲5个医科大学及2个研究院所，无一不希望选择一个切入点跟我们合作开展研究，可见中医药越来越得到国外学界的重视和关注。

    中医能不能标准化，要根据具体内容来看。中药化学成分、微量成分有哪些，各占多少比例；针灸里，针的长短、粗细、韧性、钢含量，等等，这些都没有问题，国际标准化组织也都接受了。当然，有些标准的制定还比较难，比如肾虚的标准、脉象的标准……尚需要过程。其实，不仅中医药，很多学科在制定标准时也都如此，有一个循序渐进的阶段。

    怎么诠释中医药，在很多人看来是个大问题。一碗汤药里面有什么，过去真搞不清楚；20年前若大致分析出其中化学成分，也需要几个月甚至一年才能完成；现在只要几天甚至十几个小时，就可以基本获知里面化学成分的占比、结构。包括现代医学在内的现代科学将有助于揭示中药治病的原理，对人体乃至分子层面的影响，都能不同程度的予以解释。我们坚信，假以时日，用现代科学语言诠释中医药，以利于更多人理解和接受，将逐步得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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