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德章

    冯氏被尊为皇太后，时年24岁。作为汉族女性，冯氏更喜欢中原文化，对鲜卑武人粗鄙无文不存好感，她“粗学书计”，并非天生的改革者，但她长期以“女主”执政，北魏政治格局因而发生巨大变化，使改革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太和十四年(490)冯太后去世，人亡而政不息。孝文帝正式成为改革的主导者，时年23岁。孝文帝是冯氏改革的参与者与推进者，也是冯氏改革最重要的成就。

    应邀就北魏孝文帝改革做一笔谈，初觉轻松，真写起来却颇感难以着笔。孝文帝改革是各种层次的教材必然会讲述到的历史内容，要谈出新意，殊为难事。思之再三，本文拟结合个人以往研究心得，对孝文帝一朝改革的发展过程，做一些梳理，谈一些教材较少涉及的史事，间或提出自己可能还不太成熟的想法，改革的具体内容则不予过多地涉及。希望能对读者诸君全面了解孝文帝改革有所帮助。

    文题以“孝文帝朝改革”为名，而不是“孝文帝改革”，是因为孝文帝一朝前后改革的主持人、改革的背景、改革的　目标，都有很大的差异，简单地称之为孝文帝改革，有违历史真相。

    北魏孝文朝的改革，既是北魏创立以来长期发展的结果，也是特定政治文化背景下的产物。

    公元467年八月，孝文帝拓跋宏诞生于平城。其父北魏献文帝拓跋弘当时虚岁14岁，其母姓李，为中原汉人，大概已有20多岁。两年后，拓跋宏被立为皇太子，却给她的生母李氏带来了杀身之祸。北魏创立者拓跋珪为了避免太子母亲的家族干预朝政，定下过规矩：皇位继承人选一旦确定，则处死其生母，当时称之为“子贵母死”。

    皇太后冯氏亲自担负起抚养孝文帝的责任。冯氏并不是孝文帝血缘意义上的祖母。孝文帝的亲祖母与其生母同姓，也因“子贵母死”制度被处死。冯氏也是中原人，祖籍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州市)，她的祖先任职于鲜卑慕容部建立的政权。冯氏的祖父冯跋夺得政权，成为十六国北燕政权的皇帝。北燕被北魏消灭后，冯氏人物有的逃亡，有的出仕北魏。冯氏幼小时因故以罪犯家属的身份充入后宫为奴婢。冯氏的姑姑在北魏第三代皇帝拓跋焘的后宫中颇有地位，对她加以提携、教育，15岁时，冯氏成为文成帝拓跋濬的皇后。《魏书》　中有关于冯氏与文成帝感情深厚的描述，但记载并没有显示她曾经生儿育女。

    465年，文成帝26岁时去世，12岁的皇太子拓跋弘继位，冯氏被尊为皇太后，时年24岁。鲜卑贵族、车骑大将军乙浑假传圣旨，诛杀朝臣，自封为丞相，图谋篡权。次年二月，冯氏“密定大策，诛浑，遂临朝听政”(卷13《文成文明太后冯氏传》)。这是冯氏第一次执掌朝政。显然，冯氏能够扭转乾坤，是因为她身为后宫之主多年，在宫中形成了自己强大的影响力，在朝廷中也拥有强有力的支持者。冯氏此次执掌大政的一二年中，有两件值得特别注意的举措。

    其一，推广儒学教育，在各郡设置博士、助教，根据各郡大小，招收学生40—80人。地方政府按朝廷规定，全面兴办学校，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对于北魏这个当时仍以鲜卑武人为主体的政权来说，更是难能可贵。其二，利用南朝

    刘宋政权的内争，遣慕容白曜率军夺取青、齐，进占今山东半岛。自拓跋焘于439年统一北方以来，北魏虽然一直对南方构成强大的军事压力，但在黄河以南的统治并不十分巩固。夺取青、齐二州，使北魏将南方的防线从黄河一线推进到淮河流域，洛阳一带不再有腹背受敌之虞，这为后来孝文帝迁都洛阳，南向发展，创造了条件。

    《魏书·文成文明太后冯氏传》说：“及高祖生，太后躬亲抚养。是后罢令，不听政事。”高祖是孝文帝的庙号。一些学者将这一记载理解为冯太后为了亲自养育孝文帝，遂不再过问朝政，进而怀疑孝文帝是冯氏的私生子，冯氏放弃权力，很可能是因为分娩而有不便。但按《魏书》记载，冯太后与孝文帝之间关系曾一度相当紧张，冯氏曾经打算废黜他，要说冯氏与孝文帝是母子关系，根据确实不足。持此说者以今度古，认为孝文帝出生时，献文帝虚岁14，孝文帝不太可能是其亲生。但无论从当时习俗还是生理角度看，都不成问题。草原习俗，男子能骑马弯弓，即视为战士。受此影响，北魏均田令规定男子年15岁便可占有田产，北周时法令规定，男子15岁、女子13岁必须结婚，更早结婚自然不在禁止之列。据《魏书》卷22《元恂传》，孝文帝在长子元恂只有十三四岁时，便纳名门之女为元恂左右孺子，而且希望元恂“食后还内，晡时复出”，不要没日没夜地读书。孝文帝本意当然还是希望尽快有个孙子，崔光等人却以孔子“血气未定，戒之在色”一语劝阻，反对元恂“舍书御内”。这也说明，当时鲜卑族男子十三四岁过两性生活为正常行为。献文帝虚岁14时，与正当盛年的李氏生下孝文帝，并非不可能之事。其实，献文帝出生时，其父文成帝也只有14岁。

    冯太后第一次执政，“是后罢令”。“是后”究在何时，《魏书》并无明确交待。如果生育之说不可信，则冯氏放弃对朝政的掌控，应该是献文帝逐渐长成，在拥护自己的朝臣支持下，不断逼迫的结果。冯氏正当盛年，喜欢上“美容貌，有才艺”的都官尚书赵郡人李弈，这原本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李氏兄弟及亲属依仗冯太后对李弈的宠爱，“关乱公私”，引起献文帝的强烈不满(《魏书》卷36《李顺传附李敷传》)。皇兴四年(470)冬，献文帝将他们诛杀。此事反映出冯氏与献文帝之间的激烈矛盾。次年八月，年仅17岁的献文帝突然将皇位传给年仅5岁的皇太子拓跋宏，以“太上皇帝”的身份自处。北魏历史进入孝文帝朝。

    关于献文帝退位的原由，《魏书》卷6《显祖纪》称因其“雅薄时务，常有遗世之心”；退位之后，“徙御崇光宫，采椽不斫，土阶而已。国之大事咸以闻”。似乎真的过上了不问世事的隐居生活，唐朝人怀疑献文帝是在皇太后冯氏的逼迫下退位的，后人遂据以为信史，但献文帝内禅于其子，完全有可能是为进一步削弱冯氏权力而做出的努力。从《魏书》的记录可知，退位后的献文帝，既没有放弃、也没有丧失实际的权力。“太上皇帝”仍然掌握着“万机大政”，还曾两次统率大军前往漠北，征讨柔然，其宠臣李“参决军国大议，兼典选举，权倾内外，百僚莫不曲节以事之”(《魏书》卷46《李传》)。献文帝年纪轻轻便传位于皇太子，自然有助于巩固孝文帝的地位，而他以“太上皇帝”自居，冯氏皇太后的身份便显得极为尴尬。从孝文帝继位到“太上皇帝”拓跋弘去世五六年间，我们在《魏书》中确实也找不到关于冯氏活动的记录。献文诛杀冯氏宠幸的李弈等因李告发，李因此而受宠于献文，冯氏对李自然会切齿痛恨，但直到献文帝“暴崩”之后，冯氏再次执政之太和元年(477)才将李诛除。如果冯氏有能力逼迫献文帝退位，何至于放任李“权倾内外”如此之久?　冯氏“罢令”结束第一次执政，应当就在献文帝传位于孝文帝而称太上皇帝之时。

    承明元年(476)　六月，“太上皇帝”拓跋弘去世，今本《魏书》沿自北魏国史，对于献文帝死因，讳莫如深。唐朝人揣度献文帝之死为“暴崩”，是冯氏行“酖毒”所致。《魏书》卷7上《孝文帝纪上》当月两条记录倒是颇值得注意：“六月甲子，诏中外戒严，分京师见兵为三等，第一军出，遣第一兵，二等兵亦如之。辛未，太上皇帝崩。”两条记录，既可视为单独记事，也可视为相互联系的事件。

    平城内外突然戒严，显然是有大事发生。京城内现有军队被分为三个等级，或许是按精锐程度。迅速派出精锐，第二、三批军队络绎派出，显出事态严重。“京城见军”是由谁控制的?他们被派往哪里?“京城见军”以外的军队又是谁控制的?　驻扎何处?　所有这些疑问，在《魏书》中都得不到答案，似也无人给出合理的解释。个人阅读此节，总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感觉：此时“太上皇帝”正按惯例率军“巡幸阴山”，而隐忍已久的冯氏利用其掌控的部队发动政变，“京城见军”紧急行动的目标是在阴山一带活动的“太上皇帝”拓跋弘。此年六月甲子为初六日，辛未为十三日，“阴山去平城六百里”(《南齐书》卷57《魏虏传》)，鲜卑骑兵为主的部队，六七日间一个来回当不是问题。戒严与军队的突然行动，应该都与献文帝死亡有直接的关系，至于最后是毒杀还是其他方法，无关紧要。历史记录缺失或语焉不详，有时需要合理的推测与想象，好在此文并非正经八百的史学论文，且借此机会放纵一把。

    “太上皇帝”死去，皇太后冯氏被尊为太皇太后，“临朝称制”。从此直至其于太和十四年去世，十四五年间，冯氏牢牢地控制着朝政，改革时代终于来临。

    冯　氏更喜欢中原文化，对鲜卑武人粗鄙无文不存好感，她“粗学书计”，并非天生的改革者，但她长期以“女主”执政，北魏政治格局因而发生巨大变化，使改革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北魏此前数代鲜卑族皇帝，喜好马背上的生活，不断率领军队四处征讨，劫掠财物、牲畜与人口，赏赐、笼络随驾征讨的军士与臣僚，若非特殊原因，每年都要率领军队“巡幸阴山”，实际上是到草原上劫掠、射猎一番。即使是重视中原、颇有“君人之度”的文成帝，也以弯弧发矢、射高及远而闻名，群臣树碑称颂其神勇，残碑至今犹存。鲜卑武人及附属拓跋鲜卑的部落酋长，是统治阶层的核心，对中原的管理，主要依靠武力威慑。

    冯氏执政，任用汉族文士的同时，信任身边的宦官及一批被称为“恩倖”的私宠。宦官、恩倖得封王、侯，充任朝廷各部门主官，担任地方大员。当然，冯氏对这些人也能严加管束，他们也能忠实地执行冯氏的政策法令。冯氏的一些私宠，甚至是孝文朝改革的中流砥柱，如孝文朝改革所依仗的重臣李冲。这打破了鲜卑贵族独享政权的局面，为冯氏推行改革提供了政治上的条件。

    作为汉族女性，冯氏以宫廷作为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太和五年(481)春，冯氏携孝文帝巡视河北，这是她唯一一次远离京城。行进途中，僧人法秀在京城谋反，不少官员牵涉其中，结果巡视活动匆匆结束。冯氏执政后，皇帝率众劫掠、赏赐这种草原首领维系部众效忠的统治方式，难以继续维持。仿照秦汉以来中原政权的传统作法，按时、定额给官员发放俸禄，势在必然。

    俸禄从来都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体制下各政权最为主要的财政开支，要推行俸禄制度，就必须有稳定的财政收入。冯氏当政时，北魏的地方管理体制虽不断成熟，但仍存在很大的问题。不少地方只能通过镇、戍，维持军事性控制，即便设置州、郡、县的地区，基层行政组织阙如，不少民户依附于豪强大族，官府允许豪强管理受其庇护的百姓，代收代缴租税，实质上是北魏统治者所熟悉的草原部落统辖方式在中原地区翻版。在冯氏执政后的新的政治形势下，全面实行州、郡、县行政，健全基层行政组织，实现官府对民户的掌控，保证稳定的赋税收入，便提上了议事日程。冯氏发起的改革活动，与其说是北魏前期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不如说是冯氏执政后北魏政治形势变化使然。

    冯氏第二次执政不久，便开始营造改革的气氛。“太后以高祖富于春秋，乃作《劝戒歌》三百余章，又作《皇诰》十八篇，文多不载。”(《魏书·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劝戒歌》《皇诰》，是冯氏代孝文帝行使皇帝权力所颁布的文告，并非全是冯氏亲自撰写。这两个文件，因文字较多，《魏书》未加采录，今已不存，但通过《魏书》　中相关记载的综合分析，我们还是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劝戒歌》是以浅显易懂的诗歌形式，主要向鲜卑族官员灌输中原文化精神，并被谱成曲调演唱，在太和五年即已颁布给群臣；《皇诰》则是以更典雅的文体，阐述变革制度的主张，早在太和二年就基本成形。汉族官员高允、高闾、李冲等人都曾参与《皇诰》的制订，原本叫“太皇太后十八条之令”，太和九年(485)正月，以孝文帝的名义在朝堂之上郑重地颁发给群臣，于是称作《皇诰》。《皇诰》　正式颁布前后，各项改革措施紧锣密鼓地推出。

    太和八年(484)，颁布俸禄制，官员按季领取任职报酬；次年，颁布均田法令，确认耕地的所有权，限制私有耕地的买卖，规范空荒土地的使用与占有；太和十年二月，开始在各地设党、里、邻三长，民户五户置一邻长，五邻置一里

    长，五里置一党长，建立地方基层组职。在三长制、均田制推行的同时，普遍将各地武力威慑的镇、戍，改为州、郡行政。均田制、三长制等，经过调整，一直到唐代中期，都是隋唐统一时期的基本制度。

    仿照中原传统政权而进行的礼制改革，也在逐步推行。《魏书》　卷7下　《高祖纪下》记载，太和十年四月“始制五等公服”；八月，“给尚书五等品爵以上朱衣、玉珮、大小组绶”；九月，“诏起明堂、辟雍”；十一年正月，“诏定乐章，非雅者除之”；十二年闰九月，“帝观筑圆丘于南郊”；次年正月，“车驾有事于圆丘，于是初备大驾”；五月，“车驾有事于方泽”。圆丘祭天、方泽祭地、明堂承上天赋政于万民、辟雍兴行教化，均是儒家倡导的礼仪建筑；按礼仪制定五品以上官员朝服，这在北魏历史上也是首次。

    太和十四年(490)冯氏去世，人亡而政不息。

    孝文帝正式成为改革的主导者，时年23岁。

    孝文帝是冯氏改革的参与者与推进者，也是冯氏改革最重要的成就。冯氏下令在太学系统之外，兴办皇宗学，主要教育皇室子弟。孝文帝及其改革所倚重的任城王元澄，都曾在其中学习。据元澄所说，孝文帝在学校中，成天捧着经典，对儒家礼仪尤为热心。《高祖纪下》说，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迁都洛阳后，他喜欢招聚群臣，赋诗作颂，并曾以自己《文集》赠予臣下，可知这一段描述并非颂圣之词。孝文帝成为中原文明的热情的追随者，对从南朝逃亡而来的文化人颇为重视，对于平城弥漫的草原文化深为鄙夷。

    冯太后的丧礼，成为孝文帝表达改革决心的重要手段。他追谥冯氏为“文明太皇太后”，表示自己要为冯氏守孝三年，为此与鲜卑贵族、朝臣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当然，孝文帝并没有真的放弃政事，而是通过冯氏丧制之争，宣传了儒家孝道，明确告诉群臣：冯太后促成了国家走向文明的道路，自己将遵循她开创的政治轨辙，继续推进改革。其后两三年中，孝文帝时常到冯氏陵墓前祭拜追思，还下令在冯氏陵墓旁边，为自己建造一座规模较小的陵墓，“有终焉瞻望之志”，表明了追随冯氏的心迹。

    北魏这一鲜卑族建立的政权，在华夏历史占有何种地位，是孝文帝特别关心的问题。太和十四年八月，孝文帝发起关于北魏五德行次的讨论。古人认为，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决定万事万物的运行，在政权传承上则表现为“五德终始”，每一个合法政权都有相应的一个“德”。经过争论，次年达成共识：北魏以黄帝为远祖，直接承继西晋金德，金生水，北魏为水德，承西晋而为华夏正统政权，十六国时期各族政权，以及江南的东晋、宋、齐政权被认定为僭伪。使北魏真正成为华夏文明的传承者，成为其后孝文帝改革的主要方向。

    太和十五年，孝文帝下令对平城建筑进行大规模的新建、改造。新的建设仿照汉晋洛阳规模与形制，而且派精通建筑的人员前往建康，暗中观摩南朝都城样式，目的是要将平城建设成一个“万国俱瞻”的华夏文化中心。冯氏在世时即已规划的明堂，终于开工建成，太庙这一重要礼仪建筑，也重新修造。

    太和十五年四月，在改建太庙的同时，孝文帝下令重新确定祖宗庙号，由此将改革全面推向政治层面。

    当时北魏太庙中供奉的始祖，是拓跋部落联盟创立者力微，太祖则是草原时代的首领拓跋郁律。北魏前期，皇帝仍被视为部落联盟的首领，新皇帝继位，都要按部落时代传统，用黑毡蒙盖七人，代表七个初始联盟的部落，皇帝在黑毡上向西祭拜天神，才算正式拥有权力。道武帝拓跋珪曾明令将国号改为“魏”，但鲜卑族统治者更喜欢使用草原时期就开始使用的名号，称北魏为“大代”。在他们的认识中，部落联盟时代是北魏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然这也是他们在北魏享有排他性政治权力的原因。

    孝文帝认为，率领拓跋鲜卑走进中原的道武帝拓跋珪才是北魏政权真正的创立者，功业远远高于远祖拓跋郁律，不应只是可能因世代推移而请出太庙的“烈祖”，因而下令将拓跋珪的庙号改为太祖，太庙中只设拓跋珪以来皇帝的灵位。按汉晋礼制，太庙中应当尊谥七位祖宗，但从拓跋珪到孝文帝时，加上死时只是皇太子、后来被尊为第四代皇帝的拓跋晃，已成神灵的皇帝满打满算也只有六位。于是一些鲜卑贵族建议，新建的太庙中暂时仍按先前的庙号祭祀。为了使庙号改革不打折扣，孝文帝表示可以在太庙中预先为自己设立一个位置，凑足“天子七庙”之数，这种做法不合礼制，却显示了孝文帝与草原传统割裂的决心。

    改革庙号后，孝文帝下令：只有太祖拓跋珪以下的皇室子弟，才能封王，非皇室子弟而拥有王、公、侯爵者，各降一等封授。王公们世袭拥有的将军号也被剥夺，一大批鲜卑贵族因此丧失了昔日的政治地位。

    太和十七(493)年六月，孝文帝下诏颁布《职员令》二十一卷，其梗概记录在　《魏书》卷113《官氏志》中。大体来说，《职员令》采用汉晋制度，中央以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为运作核心，地方采取州、郡、县三级行政；官分九品，但各品又分正、从，正、从各品又各分为上、中、下三阶，共九品54阶；所有官员进阶升品，须经严格的政绩考核，年度考核及任职考核优秀者越阶进品，考核结果为中等者不得提升，考核在下等者则贬官受罚。孝文帝后来又对《职员令》加以调整，太和二十三年去世前完成。《职员令》的颁布，是孝文帝政治改革的重要举措，贯彻了孝文帝重文轻武以及“职司从事”的设官原则，北魏此前“胡汉杂糅”的官名与机构，被全面清理，鲜卑贵族不能再凭借特权占据政治要津，干预朝政。品阶制度与考核制度相结合，前所未有，是隋唐时期相关制度的渊源。

    改庙号、定行次、改官制，这些改革强烈地改变了北魏政权的面貌，近乎革命，与冯太后时期的改革相比，极大地伤害了鲜卑贵族的既得利益，引起他们的不满与抵制。孝文帝认识到平城偏处一方，鲜卑武人群聚，“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魏书》　卷19中　《任城王元澄传》)，因此秘密筹划迁都于“居天下之中”的洛阳。在孝文帝看来，洛阳为汉晋旧都，周公创始，在其遗址上创立新都，将会使北魏真正成为华夏文明的传承者。

    迁都的准备是在“南伐”的旗号下进行的。政治改革陷入危机，对南方南齐政权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战争行动，无疑会使尚武的鲜卑人欢欣鼓舞。孝文帝调集了三十万军队，号称百万，太和十七年八月，再一次祭拜冯太后陵墓后，兵分两路南进。史实表明，经过特意安排，各支部队的指挥权切实掌握在孝文帝信任的、支持改革的人手中。大军按计划汇聚于洛阳，兵威之下，鲜卑贵族不得不接受迁都的事实，也使后来一些鲜卑贵族暗中进行的叛乱活动未能翻起大浪。

    西晋乱亡之后，经过近两个世纪的遗弃，汉晋旧都洛阳已是一片荒丘野草，从决定迁都到孝文帝去世的六年间，新都一直处于建设之中，孝文帝去世后才建成并启用。这六年间，孝文帝经常亲自率军“南伐”至汉水、淮河流域，将北魏疆域进一步向南推进，以确保洛阳的安全，最后病死于行军途中。同时，针对鲜卑等民族的一系列汉化改革法令相继颁布：南迁者一律将籍贯改成河南郡洛阳县人，学说洛阳话，穿用中原汉人的服饰，他们用以标识身份的部落名号，或取音、或取意，按汉族主流习惯改成单字姓氏。

    通过孝文帝一朝的改革，北魏政权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彻底转化为传统的中原政权，十六国以来的民族交融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随着政治文化转型及迁都洛阳，北魏政权获得北方士人心理上的认同，南方政权文化心理上的优越感逐渐消失，南北政权之间在文化上互争雄长成为常态，南北统一的趋势逐步显现。孝文帝在历史上、在今天都一直在历史记忆中占据重要地位，即因于此。

    当然，一些改革也存在问题。迁都洛阳的同一年，出身南方第一高门琅邪王氏的王肃，投奔北魏，孝文帝对他极为欣赏，与其深谈，“促席移景，不觉坐之疲淹”(《魏书》卷63《王肃传》)，并让自己寡居的妹妹陈留公主嫁给王肃。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特别强调王肃北奔对孝文帝采用南朝礼仪制度的影响。王肃主要的影响，其实很可能是促成孝文帝采用南方盛行的门阀制度。孝文帝下令鲜卑等草原人后裔，其家族按部落时代的地位，及其祖先在北魏时的功绩官爵情况，分成甲、乙、丙、丁四姓，中原士人则依据其家族的历史声望及对北魏的贡献，大体分为全国大姓及州大姓、郡大姓、县大姓几个等级，鼓励二者相互间按等级通婚，选官时首先考虑其家族门第高低及通婚家族是否相类，明确规定一些官职为“清”官，只能由高门大族子弟担任。门阀制度的推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交融，但培育了一批新的特权阶层，阻止了社会流动，引起鲜卑族下层武人的严重不满，成为北魏迅速乱亡的一个原因。孝文帝搞的这套门阀制度，在西魏时便受到严厉的批判，被明令废除。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本文图片及说明均出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