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国良

    曾经，由于对于管理学理论和实践的偏见，国内高校长期普遍没有开设管理专业，而十年“文革”的荒芜更使得经济发展的紧迫和管理学识技能的稀缺成为非常突出的矛盾。受上海交通大学的推荐和委派，我曾于不惑之年赴联邦德国进修学习经济和企业管理，成为康斯坦茨大学蒂默尔曼教授的学生。蒂默尔曼教授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时任康斯坦茨大学副校长、企业管理系主任，学术造诣深厚，无论在学界还是在政界，他都享有非凡的声望。

    1983年春天在一次会见我们时，蒂默尔曼教授主动提出将于5月16日的一个国定假日，带领我们去瑞士日内瓦作一次长途旅游。然而此后不久却发生了意外:教授在瑞士圣伽伦大学授课时，不慎在学校门口的台阶上摔了一跤，造成右腿胫骨骨折，所有的课程和社会活动都停了下来。当我们赶去他家探望时，只见教授把绑着石膏的腿高搁在垫子上，却依托一个特制的支架，还在那里聚精会神地工作着。

    5月16日临近时，意外地得到蒂默尔曼教授的告知:日内瓦之行按原计划进行。欧洲的五月，阳光明媚，鲜花盛开，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教授带领两位博士、三位中国学生和两位夫人，分乘两辆奔驰长驱日内瓦。我坐在教授驾驶的车里，听着他天南地北的神侃，由于一路上欢声笑语与新鲜的景点不断，以致四百多公里、三个多小时行程在不经意中流淌过去了。蒂默尔曼以他娴熟的法语和对瑞士深度的了解兼做了导游。大半天的驾车、步行游览，明显看得出刚拆去石膏不久的伤腿给教授带来痛楚，返程的高速公路上只见他将车置于巡航，不得已把伤腿抬高搁于驾驶盘上来减轻难忍的疼痛。由于当时我们几位中国学生都没有驾照，实在无奈帮不上忙，只能干瞪眼，深觉愧疚。蒂默尔曼教授身上体现出来的德国民族的言必行、行必果和那种顽强拼搏、不屈不挠的精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于1984年进修期满回国。之后，教授也离开了康斯坦茨大学，转往瑞士圣伽伦大学任教，在连续任职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政府国防部国务秘书　(由于德国政府各部不设副职，国防部国务秘书即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　和德意志银行副总多年后，再回到圣伽伦大学，于2004年因哮喘并发肾衰竭而去世，享年68岁，安葬于德国、瑞士边境瑞士一侧的克劳依茨林根。

    新世纪，我受聘担任同济大学与德国DAAD (德国国家学术交流基金)　合办的“中德学院”项目的中方评审专家，通过项目主任Sund　教授与导师夫人重新联系上了。2007年因公出差法国，想去为导师扫墓，却终因当年瑞士尚不属申根国家，不得不止步于德国一侧的康斯坦茨，我遂将导师夫人请过边境作了一次愉快的小聚。

    我于2011年年满70岁退休。去年9月底，儿子去法国参加会议，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想这也许是最后一次为导师扫墓的机会，遂决定10月1日与儿子在德国斯图加特会合，租一辆车，由他驾车南下赴瑞士。2日我们抵达边境德国一侧的康斯坦茨，却没有考虑到因是星期天，商店全部关门，而第二天虽是周一、却恰逢德国统一日，又是全国放假；正愁无处买鲜花时，服务小姐与旅店老板得知我们专程异国远道而来为导师扫墓后，将旅店内备用的要放置于客房内的白色蔷薇花赠与了我们　(我们提出付钱，但老板坚辞不收)。

    3日下午2点，在导航帮助下，我们按约到达蒂默尔曼教授夫人家，受到她热情的款待。虽然已过去三十多年，老房子的模样还留存在记忆中。看来房子刚刚重新装修完成不久，一楼的书房、起居室、厨房及房后花园都十分整洁，看不到中国家庭中常见的冗余杂物，不奢华，但清雅实用，足显一个独居女主人的精明练达。导师夫人长我两岁，九年不见，尽管已是将近八十的老妇，无论语言、思维和动作仍然十分敏捷。我将带来的一条杭州丝绸巾与一对瓷碗赠送给她，并说:“一对，意味着就像蒂默尔曼教授在世时那样”。导师夫人立即把头巾披在肩上，左转右侧，连声问:好看吗?　她取出厚厚几本照相册，对着教授在德国与我们共处时光，以及教授夫妇在中国讲学、游览的经历，沉浸于深情的回忆当中。接着教授夫人从书房取出一个深蓝绒布盒子，里面是一枚制作精致的金属绶章，是蒂默尔曼教授离职德国国防部国务秘书时，由联邦国防部长为表彰其出色的工作亲自授予的。绶章的正面是阳文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防部长”铭文，中间是代表德国国防军的黑铁十字和鹰，反面则镌刻着蒂默尔曼教授的签名，这显然是一份具有非凡荣誉、非常值得纪念的重要物品。待我从教授夫人手中接过来仔细端详时，教授夫人说:“这个绶章赠送给你”。我抬起头，以为我听错，充满疑惑地复述了一遍“赠送给我?”教授夫人微笑着肯定地点了一下头。教授夫人以如此珍贵的私人性的重要物品赠送于我，我想是对我与导师师生情谊的肯定，是对我不顾高龄、两次万里来为导师祭奠的感念和鼓励。我站起来，紧紧握住教授夫人的手，连声说“我将在中国很好地保存。谢谢您!”

    我们一起驾车出发去导师墓地。车行约二十分钟，在博登湖边的一片小树林旁，教授夫人说:“到了，靠边停车吧。”没有见到墓地的大门或其他的什么标记啊———我觉得纳闷，也没顾得穿上深色外套，赶紧捧上鲜花紧跟着教授夫人沿着林间小道往树林里走。树林，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树林，在欧洲，这种树林俯拾皆是。林中，枯败的落叶层层叠叠，进入树林不足百米，导师夫人在一棵篮球般粗的树旁停住，说“就是这里”。我掩不住内心的惊讶与疑惑，结巴地说:“就是这里啊? !”她指着这棵树，“这棵树上面有一个绿色的BP标记，地上也还有一个木桩，挂着一枚金属标牌，这些都表明这棵树是经登记具有法律效力，未经批准，在99年内不得砍伐。我丈夫就安息在这棵树下。”教授夫人就像知道我还想问什么问题，继续坦然平静地说，99年足够啦，到那时，我们的外孙子、外孙女都已不在世了　(导师有儿子，但没有孙子)。我见树根下有几枝尚未完全枯萎的红玫瑰，应是不久前有人来祭奠过，遂也将手上的一束白蔷薇花依树放到地上，退后三步，向这棵树———导师的墓，深深地三鞠躬。一位身居联邦副部长高位的著名的教授，对社会作出过重要贡献，就这样了无声息地躺在此地。

    “饮水思源”是母校交通大学的校训，我终于了却了多年以来飞渡重洋为我的导师———蒂默尔曼教授祭奠一次的心愿。

    他是我的楷模。

    愿蒂默尔曼教授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