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付鑫鑫
日前，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弯镇双元村春秋战国墓地考古发掘工作收尾。在近一年的科学勘探及发掘中，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联合青白江区文物保护中心共发掘清理墓葬180座，出土文物千余件，包括青铜器、陶器、漆木器、少量玉石器。
540多件青铜器中，有鼎、壶、敦、盏、鍪等容器，钺、剑、矛、戈、双剑鞘等兵器，斤、凿、锯、削等工具，还有带钩、铜环、双鱼等小饰件。这些青铜器大多保存完好、纹饰精美，整个墓葬群堪称一座“地下青铜器宝库”。
体量最大的154号船棺墓中，出土数枚青铜印章，其特征与成都市商业街1号棺出土的印章特征非常接近。而商业街船棺墓葬被认为是战国早期古蜀国开明王朝王族，甚或蜀王本人的家族墓地，由此推断，双元村154号墓主身份也相对较高。
李白曾在《蜀道难》中写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感慨始终成谜的古蜀文明。而此次，双元村船棺墓葬群，从春秋中晚期延至战国中晚期，横跨200余年，其墓葬数量之多、随葬品之丰富，为进一步揭开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研究古蜀的历史文化、丧葬习俗以及东周各诸侯国间的交流往来等提供了重要史料。
饰有龙纹、虎纹、蝉纹、花蒂纹、手心纹的青铜兵器;蟠螭纹、涡云纹清晰可见的青铜尖底盒;带有明显修补痕迹、楚风浓郁的青铜鼎;双剑鞘中“附赠”回首龙纹小飞刀;刻有巴蜀图语的环首刀……在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博物馆地下一楼库房，记者见到了青白江区双元村春秋战国墓地出土的540余件青铜器，蔚为壮观。
龙虎纹饰，或为图腾崇拜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现场领队王天佑介绍说:“我们发现了190座墓葬，已经发掘清理的有180座。墓向大部分为南北向，少量为东西向。墓葬大多成群、成排、成组分布，一般十多座一群，每一群墓葬的方向基本一致。每一组数量不等，最常见的是两座一组，有可能是夫妻墓;由于墓葬年代跨度较大，从春秋中、晚期延续至战国中晚期。据此推断，这个墓地应为聚族而葬的公共墓地。”
“你看，这是双剑鞘，以前出土的屈指可数，但这次一共出土了4把。”籍贯陕西宝鸡的王天佑憨厚地笑着说，“奇怪的是，这个双剑鞘里有双剑、还有一把小刀。刀把上透雕的回首龙纹，特别漂亮。”记者凑近观察，不仅最上端的回首龙栩栩如生，而且下端的刀尖锐利，刀刃约两张A4纸的厚度，锋利异常，彰显了春秋战国时代精湛的青铜工艺。
饰有龙纹、虎纹的青铜戈，被王天佑逐一挑拣出来。龙纹是“侧身像”，头大身子小，尾巴上翘，怒目圆睁，威风凛凛。龙角高于龙身，突出部分与戈的胡部相脱离，空悬于戈的内部。王天佑说:“装木柲时，龙角与内部的空档，便于把木柲卡得更紧，防止青铜戈脱落，相当于加了‘双保险’。”龙的双爪向前伸展，锐利的爪尖似要刺破敌人的攻势。浮雕的虎头五官清晰可辨，鼻子与眉毛连成一体，额头中间还隐约看见变形的“王”字。
兵器中，除了戈，还有大量矛。矛的上部形如柳叶，中部阴刻各种蝉纹、尖嘴鸟，个别矛上还有手心纹、花蒂纹以及老虎的图案。
为什么兵器上要装饰动物? 王天佑解释说，根据推测，这些动物很可能是人们的图腾崇拜，他们希冀使用了带有龙、虎等猛兽纹饰的兵器，可以从中汲取力量、最终赢得胜利。手心纹、花蒂纹则属于巴蜀图语的一部分，至今没有定论。
据悉，180座墓葬中，墓葬形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大量墓葬使用船棺为葬具，个别为木椁。出土的文物除了青铜器，还有陶器，主要包括壶、釜、豆、罐、尖底盏、器盖等器类，不少陶器底部还有火烧痕迹，推断曾是生活中的实用器。
出土漆木器40余件，有耳杯、木盒、木构件、木蝉、漆木镜等。青白江区文保中心主任肖震说，漆木器全部送至成都市区脱水处理。“漆木器如果不做脱水处理，容易开裂、掉漆。库房如今放有十多盒干燥剂，为的就是更好保护青铜器。两者一湿一干，万万不能‘同居’。”
下一步，等到专家们把文物清理修复之后，文保中心计划展出部分文物，并适时地设计相应的文创产品，引导更多人参与到古蜀文明、巴蜀图语的研究中。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论起这次墓葬群的发现，还得从两年前开始说。青白江区文保中心可移动文物保护部负责人兰玉龙是最先接触考古工地的几个人之一。
在办公楼遇见兰玉龙时，他刚从双元村考古工地回来。就在食堂午饭的空档，他接受记者采访说，2015年10月，为配合成都建工电商综合物流园一期 (100亩) 项目的建设，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青白江区文物保护中心联合对该基建工地进行考古勘探。
2016年3月进场时，兰玉龙及同事在基建工地的东北部，即物流园一、二号库房位置做勘探时发掘土层中有异样。“我们先是发现了一座船棺墓，里面还有两件青铜器，当时很兴奋，立即上报给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经专家确认，墓葬属于战国时期。”兰玉龙说，经过上报国家文物局，去年5月，考古队和文保中心组织人员，重新密集钻探，初步判断约有几十座墓葬。
伴随着发现的墓葬越来越多，出土文物也越来越丰富。比如说，11号和15号墓出的青铜器特别多，尤其是青铜剑、青铜釜等。个别墓葬里，还发现了墓主人的牙齿和人体的指骨。王天佑说，如果想从牙齿、指骨的DNA来还原古蜀人的族源，恐怕只能耐心等到科技考古的结果。此外，有的墓葬还出土了梅花鹿的后腿骨，以及桃核、稻谷和瓜子。“动物考古专家判断说是梅花鹿的后腿骨，我在现场也不认识;桃核，倒是一眼就看出来了;稻谷、瓜子是在实验室用显微镜看出来的。”
有十多年勘探经验的兰玉龙说:“判断一个地方是否有墓葬，主要依据是土质。钻探器取土上来，在纵切面上看，哪一层是未经人为搅动的生土，还是有人类活动痕迹的花土? 颜色不一样，看得多了就有经验。之前，在靠近青白江区的新都区，我们也发现过商周遗址，所以，这次考古勘探特别留心。”
如果说刚开始的几十座墓葬是“得来全不费功夫”，那么，在圈定的范围内找全190座墓葬并划定清楚每一座墓葬的边界，则是让王天佑及其团队狠下了一番力气。用王天佑的话说，“鬼知道我们经历了什么！”
夏季上工地，必须早起，趁天气凉爽，抓紧时间清理发掘;过了中午，太阳直射，恍若炙烤。王天佑说:“像我这么胖的人，夏天上工地，汗如雨下。遇上雨季，发掘到一半的墓坑里全是积雨，又得抽水，否则，‘浑水摸鱼’把遗迹都破坏了。我们过的日子，简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2011年参加工作的张光磊，也是文保中心的工作人员。“我跟着考古队员一直在找墓。天晴时，工地上的回填土和生土几乎没有颜色差异。只能打井抽水，或者‘靠天吃饭’盼下雨，把地面浇得微湿，回填土的痕迹才能显露出来。”张光磊看了看外面阴云密布的天空说，“像今天这样的天气就很宝贵，之前几天都下小雨。土地微湿，不粘脚，正好辨认回填土。土地太湿了也不行，一脚下去全是泥，痕迹都搅乱了。”
为巴蜀文明框架提供“血肉”
天气好时，考古队员一天能找几个墓;天气不好，几天也寻不着一个。“冬天‘刮地皮’，特别干，工地的黄沙土又细又粘，刮一次不放心，还得刮第二次，生怕有什么遗漏。”张光磊说，他还兼职摄影，去年为拍好船棺墓全景，经常爬四五米高的梯子。“家用的铝合金叉梯，两三个人在下面扶着，我一个人爬上去。遇上地不平，扶梯子的人一动，我就吓得不行……像王天佑老师那样的身材，也要爬梯子拍照呢，我得多学习。今年初，文保中心买了无人机就方便多了。”至今，张光磊仍然懊恼，清理“棺王”时，自己不在现场。
次日清晨，王天佑领着记者上考古工地，一睹“棺王”的真容。乍暖还寒时节的春风，在开阔的工地上，呼啸而过，带来堪比冬天的凛冽寒意。
工地约有两个足球场大，王天佑直奔中部的“棺王”。据介绍，180座墓葬中，墓圹长度不等，最长的超过8米，最短的仅1米多。从墓葬的形制、葬具、随葬品等综合分析，墓主身份存在不同的等级划分。“棺王”编号为154号，墓圹长8.2米、宽2.1米，船棺长6.3米、宽1米。
在“棺王”旁边，地上还有一副楠木棺盖，中间是两个大窟窿。王天佑说，那是盗墓贼打穿棺盖留下的盗洞，经时久远，盗墓的年代已不可考。棺体静静地躺在2米多的土坑中，周围一圈全是青膏泥，隐隐地泛着绿光。
王天佑说，“棺王”揭开前，他和同事们兴高采烈地杀鸡吃肉庆祝一番。“我们还讨论说，希望能出个竹简、木简之类，解读巴蜀图语;或者多出些漆木器等高等级文物呢。”
腊八节，青白江区大雾。众人合力抬起“棺王”棺盖，棺舱内满满的都是淤土。慢慢清理发现，有精美的漆木器、青铜兵器。王天佑用手示意说:“朝北树根那端是人头枕着的地方，朝南树枝这端是人脚，青铜兵器分布在中间腰部位置。树枝部分两个半圆形的凹槽是榫口，和棺盖上的凸起两两相合，保证密封性。其他开口部分，也用青膏泥缝合，防止地下水渗入。”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云洪说，所谓船棺就是将截成段的木头，从中间一剖为二，上三分之一做棺盖，下三分之二雕凿成独木舟形，作为葬具，装殓尸体及随葬品。船棺最早出现在西周晚期，在春秋战国时被巴蜀人广泛使用。秦灭巴蜀后，蜀人南迁，关中汉人入蜀，木椁墓、木棺墓逐渐兴起。西汉初期，船棺基本消亡。
“以往，成都周边出土的船棺墓多是战国时期，春秋时期较少。这次，双元村墓葬中，发现不少春秋时期的文物，为巴蜀文明演进的脉络提供了更多的‘血肉’支撑。”陈云洪说，“换句话讲，以前，我们可能只是知道一个大体框架，这次发掘提供了更多内容来充实框架。”
东晋常璩撰写的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中，记有:“周失纪纲，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后有王曰杜宇…… (遂) 禅位于开明……开明位号曰丛帝。丛帝生卢帝。”王天佑引述道，古蜀国延续几百年，不可能只有“点到为止”的几位帝王。此次出土的青铜器涵盖春秋战国时期的主要器型;从青铜器和漆木器上的纹饰推断，蜀国与楚国文化交流密切;横跨200余年的墓葬群有助于清晰呈现东周时期古蜀国的历史脉络、丧葬习俗和对外文化交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