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虹

    尽管可感知的方式很多，但事实上，以往文化地理学者做研究时更愿意直接或间接采用视觉的方式去获取地方性知识，形成地方意象，那些无法用文本表达，甚至仅仅是难以用明确的语言表达的鲜活的内容，比如气味、声音等在这样的研究范式下被遮蔽了。Soundscape概念的提出，则让常年浸淫在可视文化中的学者猛然意识到：声音一直是人们认知世界、理解地方的通道之一。

    “羊（个）肚子手巾哟，三道道蓝；咱们见个面面容易，（哎呀）拉话话难。

    一个在那山上哟，一个在那沟，咱们拉不上那话话，（哎呀）招一招手。

    瞭得见那村村哟，瞭不见个那（个）人，我泪格蛋蛋抛在（哎呀）沙蒿蒿林。

    我泪格蛋蛋抛在（哎呀）沙蒿蒿林……”

    “对坝坝的那个圪梁梁上那是一个谁，那是我那要命的二妹妹。

    二妹妹在那圪梁梁上，哥哥站在那沟，探不上那个妹妹，哥哥我就招一招手。

    对坝坝的那个圪梁梁上长着十个样样草，十样样那个看见了妹子九样样好。

    你在你的那个圪梁梁上，我在一个沟，看的哥哥我两眼流呀流眼泪……”

    这一声声或悠扬高亢、或哀婉忧伤的信天游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入那个梁岇重叠、沟壑纵横的陕北黄土高原，几乎不用任何过渡与中介，就能令人感受到陕北高原那种苍凉、壮阔与悲情。这样的以情入声、由声入景的方式，比任何书面的语言文字都更能直接地唤起我们对某一种特定环境的记忆。用近年来人文地理学的热词“地方感”的概念，民歌就是地方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用民歌，或更广泛一些，透过声音来研究人与地方、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就是soundscape，中文译为“声音景观”。

    Soundscape是近十几年来在西方人文地理学界兴起的一种新的研究取向，意欲在我们熟识的文本、图像资料之外，强调声音在地方文化建构中的作用与意义。因为在过往的文化地理研究中，我们借以研究地方文化和文化地域差异的材料以可视性的景观要素为主，而除语言（方言）之外的由听觉获取的文化要素，如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声音、礼俗中的音乐与民间乐曲等，它们在地方文化中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人们实际的生活体验中，声音可以更直接地唤起人们对一个地方的感官记忆，从而成为与可视的物理景观和人文景观有着同等价值的文化景观要素。从音乐学传递过来的soundscape概念正是试图纠正人们对声音以及声音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忽视，进而为文化地理学研究开辟一条新的路径。

    Soundscape的缘起

    最早提出soundscape的是加拿大作曲家R. Murray Schafer。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启用这个词时，Schafer正带领着研究小组调查温哥华的“环境中的音乐”。在这个项目中，他试图描绘环境中的噪声污染，因此将调查的范围从自然声与人工声延伸到记忆声、联想声、文化声、社会声等。随后Schafer出版了《范库弗峰的声景》一书，并在加拿大CBC广播电台开设了“加拿大音乐风景”的广播节目。为了准确地描述他的工作，Schafer在之后试图定义soundscape：“声音景观，即声音环境。具体来讲，作为声音环境的任何组成都被视为它的研究范畴。”（Schafer，Our Sonic Environment and the Turning of the World：The Soundscape，pp274-275，1977）显然，Schafer借用了地理学中landscape的概念，将声音纳入环境的范畴，视为人类生活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Soundscape的概念一经提出，仿佛石破天惊，首先触动的是一众音乐学者。他们发现原来在自己一直试图科学、客观地描述的音乐中，环境的因素有这么重要。紧接着，这一概念为其他学科的学者所关注，研究随之拓展到环境中的所有声音：除了我们能辨识出的音乐、鸟鸣、钟声等之外，还包括机器的轰鸣声和工厂的噪音，特别是在目前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正因为soundscape关注的是声音与环境，因此也有人把soundscape置于声音生态学（acoustic ecology）的学科范畴。

    Soundscape最早在中国引发关注，同样是在音乐学界，时间大约是在上世纪90年代（汤亚汀《西方小音乐文化比较研究中的新概念》，载《中国音乐学》1994年第1期，95-108页）。在引介之初，中国音乐学界就把soundscape译为“声音景观”，显然是将听觉在获取地方信息方面的重要性等同于视觉，可谓直指soundscape的核心，正如同Schafer自己宣示的那样：soundscape包含听的活动，而不是客观的看。这也可视为音乐学者意欲将视觉拉下文化研究王座的宣言。

    由于soundscape激发了音乐学者关注声音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因此到本世纪初，中国音乐学界对soundscape的研究转为兴盛，甚至形成了专门之作（汤亚汀《城市音乐景观》，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年）。这项研究从音乐学的角度分析音乐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背后的环境特点，因此其中对音乐景观的界定，采用的是美国音乐学家 Kay Kaufman Shelemay在其《声音景观：探索变化中的世界》（Soundscape：Exploring Music in a Changing World）中的定义：“一种声音景观，即是一种音乐文化有特色的背景、声音与意义。”国内的音乐学家发现采用声音景观的概念更契合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理念，因为民族音乐学家正是从文化整体观（cultural holism）考察音乐事件，即探究音乐事件发生的地点、场合、人以及由人的行为产生的音乐文化以及它们所共同构成的完整的音乐文化生态（薛伍利《陕北民歌信天游的文化生态分析》，载《音乐天地》，2012年第3期）。更进一步，音乐学者们还从“景观”这一概念出发，在与文化地理学对接后将“声音景观”应用到建构音乐地理学中，成绩斐然（薛艺兵《流动的声音景观——音乐地理学方法新探》，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几乎同时注意到soundscape的另一个学科是城市规划学。受到改善城市环境的触动，在对造型、色彩、层次等视觉空间进行研究的同时，声音也被关照并成为环境设计的组成，甚至还衍生出声音陈设（sound furnishing）的概念。按照城市规划学者的界定，“声音陈设并非简单的指音乐，它还包括了自然声音、人的活动声、人为制造的声音，历史声、文化音和社会音”（董文思、甘伟《从视觉空间到听觉空间——城市声音景观的混音设计的探索》，载《中国建筑学会室内设计分会2008郑州年会暨国际学术交流会论文集》，41-44页）。这个定义太容易让我们联想到soundscape最初的内涵，其间的关联不言而喻。

    经过数十年各个领域学者们的共同努力，大概到了20世纪90年代，soundscape终于有了最权威的定义：“在声音世界中，能够带来感性、美学和总是能够相互区分的声音现象的总和。”

    地方感知与Soundscape

    地方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当今最有声望的人本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在1975年就曾强调：地方是由经验建构的意义的中心。地方不仅是通过眼睛和思想感知，同时也是通过客观化的经验用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感知［Yi-Fu Tuan，“Place：an experiential perspective”，Geographical Review，Volume LXV（2），1975，Apr.］。

    一般来讲，地理学从两个层面研究地方：一是作为空间层级中的地点、位置，二是作为一个具有独特品质的空间。而作为独特品质空间的那个地方的意义，正如段义孚所言，在于它是可以感知的，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视觉、味觉、听觉直接感知，还可以通过文学、诗歌间接感知，在感知基础上形成特

    有的地方意象。尽管可感知的方式很多，但事实上，以往在做文化地理研究时，我们更愿意直接或间接采用视觉的方式去获取地方性知识，形成地方意象。这一倾向当然与我们过去一直试图用客观、科学的方法认识地方、解释地方的理念有关。文化地理学者为此还形成了一整套固定的方式来理解和阐释丰富生动的地方，力图以上帝的视角来考察文化现象的地域特征，分析其地域差异的空间特点（王恩涌等编著《文化地理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这样的研究方法在早期对文化地理研究居功至伟，可以让我们较为容易地把握纷繁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及其与区域之间的关系（周振鹤《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但不可否认的是，那些无法用文本表达，甚至仅仅是难以用明确的语言表达的鲜活的内容，比如气味、声音等在这样的研究范式下被遮蔽了。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也同样，主要以那些保留在历史文献中的以视觉方式采集到的资料对历史时期文化现象与区域差异进行大尺度的、静态的复原（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张晓虹《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陕西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事实上，这一研究路径在早期文化地理研究中影响非常之深刻，即使是以声音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的音乐地理学，这样的取向也十分突出。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受历史地理学与文化地理学的启发，中国音乐学界已开始关注起音乐、或者说是民族音乐的地域差异（苗晶、乔建中《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杨匡民《民族旋律地方色彩的形成及色彩区的划分》，1987），这些研究带有鲜明的地理学倾向。果然他们很快在1990年代初祭出了音乐地理学的大旗（乔建中《音地关系探微——从民间音乐的分布作音乐地理学的一般探讨》，载刘靖之编《民族音乐》第三辑，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第20-29页）。然而，早期的音乐地理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同一时期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模式，即主要是大空间尺度的、断面式的静态研究。这样的研究虽然不乏科学、严谨，但剥离了供其养分并与之水乳交融的地域文化，声音尽管纯粹，但它对透过文化现象感知地方来讲，却缺乏一种活泼泼的灵动。

    随着上世纪后现代理论对人文社会科学各个方面的冲击，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开始发生转变。其中之一，就是调整了现代性中过于关注时间的倾向，从此空间开始受到重视，被认为是在社会关系的生产中居于与时间同等重要地位的元素。后现代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福柯就明确指出，空间是由社会构建的产物，而社会构建物本身又是按空间组合的，因此空间是相互系列动态的过程——权力和象征——加以构建的话语领域 （福柯、雷比诺《空间、知识、权力——福柯访谈录》，载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第l—17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显然，空间从此不再是地理学的专属名词。

    由于空间不再是地理学的专属名词，其他学科的介入与研究，反过来迫使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重新审视自以为熟知的空间。这时候空间不仅仅是那个有着明确物理属性的实体，而是内涵着各种力量交织的社会关系。同时，在社会关系的建构中，空间也不再是一个被动的容器，而是在其中能动地重构地方、再造区域。地方和区域也顺理成章地不再是纯粹的物理实体，而是带有文化属性的空间。透过身份认同或情感印记，地方在空间生产中获取了意义，空间在地方建构上得到了升华。在这一交互过程中，地方和空间都被重新阐释：从文化地理来看，地方是聚集了人们的经历、记忆、愿望、认同等多种情感的场所；而空间更多带有抽象的表征意义，具有隐喻性（周尚意等《景观表征权力与地方文化演替的关系——以北京前门-大栅栏商业区景观改造为例》，载《人文地理》2010年第5期，第1-5页）。

    重新阐发后的地方与空间被赋予更深的含义，而附着在其中的景观也同样被再诠释，它现在主要是指研究一个地方/空间及其外观是如何获得文化/社会意义的，既有现实的也有表征的。既然地方的意义是透过表征呈现的，通过人们感官可获取的信息在认知地方过程中都应该具有同等价值，那么，我们就需要反躬自问：除了习以为常的景观（landscape）外，我们在过往的研究中是不是还忽略了什么？

    由此不难理解，soundscape概念的提出，对我们这些常年浸淫在可视文化中的文化地理学者具有怎样的振聋发聩的功效！它使我们猛省：声音本来一直是人们认知世界、理解地方的通道之一。特别是soundscape，或者说声音景观，强调的是主观的聆听（hear）［Rhiannon Graybill，“‘Hear and Give Ear！’：The soundscape of Jeremiah”，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2016，Vol.40（4）：pp467-490］，相对于比较客观的观看或凝视（gaze）更能激发人们对地方的强烈情感，“声音不是简单地为生动服务，相反的，它还消弭了自身以及言说者和空间的界线”（上引文，pp484）。因此在地方感建构中的意义更为深远，对于文化地理学者最关心的地方以及地方性的阐发无疑有着更为突出的价值。

    Soundscape与新文化地理学

    Schafer 最初提出soundscape时，旨在将音乐与各种声音还原到它产生的地域中，而不是将它们抽离出来作样本式的实验室观察。因此，他强调在考察soundscape时，需要区分一般的声音（keynote sounds)、标志性声音（soundmark）和符号性声音（signals）。这也成为早期soundscape研究的主要范式［K.Kato，“Soundscape， cultural landscape and connectivity”，Sites：A Journal of Social Anthropology and Cultural Studies，2009，Vol.6（2）：pp80-91］。然而，随着人们对soundscape研究兴趣的逐渐增强，不同学科都跃跃欲试，用自己擅长的方法对这一专题进行研究，使得目前的研究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

    由于soundscape与地理学之间的天然联系，地理学者成为研究soundscape的当然主力。如法国学者Olivier Balay对19世纪里昂城市改造过程中soundscape的演变进行了系统研究。他指出19世纪里昂城市改造过程中，由于街道的宽度与布局以及建筑外立面的变化导致了城市声音景观在一个世纪内发生了重大变化（“The 19th century transformation of the urban soundscape”，Intre-noise，2007，Istanbul）。

    不过，目前从地理学角度对soundscape进行研究的似可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一类是采用地理学独特的空间分析方法，从技术的角度入手分析soundscape的特点，目前是为城市规划提供借鉴。如韩国学者Joo Young Hong和Jin Yong Jeon用空间统计建模的方式分析了首尔城市区域声音景观变量之间的空间关系。其中，声音景观地图的绘制需要收集大量的城市交通噪音、人声、水声和鸟鸣等声音数据，再参考心理声学参数进行空间分析（“Exploring spatial relationships among soundscape variables in urban areas：A spatial statistical modelling approach”，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2017，Vol. 157，pp352-364）。这样的研究无论是方法，还是目的，都具有经典地理学的意味；另一类是借用结构主义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透过分析音乐在公共领域中政治抗议活动的作用，讨论soundscape与身份建构、社会区隔和极化以及权力斗争之间的相互关系［Konca Saher、Murat Cetin，“Music and performance as sonic acts of political struggle；counter-political soundscapes in urban realm”，Sociology Study，2016， Vol.6（6），pp378 -391］。将声音景观与政治权力斗争结合在一起，这是典型的新文化地理学研究范式。

    在新近的soundscape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辨识出那些带有明显后现代意味的名词：身份认同、地方记忆、权力关系等等（汤亚汀《后现代语境与中国声音景观断想——兼及“新格罗夫”条目“音乐人类学：当代问题”》，载《音乐艺术》2009年第1期）。如Pinar Yelmi在对伊斯坦布尔的声音景观文化进行研究后，指出声音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构成，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它强化了人们的地域和文化身份意识［Pinar Yelmi，“Protecting contemporary cultural soundscapes 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ounds of Istanbul”，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16，Vol.22（4）：pp302-311］。从日常生活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研究soundscape，虽然是文化地理研究的特色，但显然更接近Schafer最初提出soundscape的本义。

    对soundscape的青睐，不仅仅局限在文化地理学，历史学研究也对这一令人兴奋的主题抱有热情。澳大利亚学者David Garrioch详细研究了17世纪以来社会与政治结构变化下欧洲城市soundscape的演变历程。身份认同与社会关系的建构是其中的关键词［“Sounds of the city：the soundscape of early modern European towns”，Urban History，2003，Vol.3（1）:pp5-25］。这一研究如果非要贴一个标签，大致可归为新文化史学。

    由soundscape概念的产生、发展以及研究现状可知，soundscape的要义在于强调声音与环境的关系，这正与文化地理学所关注的文化生态一拍即合。尤其是透过声音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声音在感知地方方面的意义被不断阐发，声音成为与地物同等重要的景观要素。揭示声音在表征地方文化中的作用与意义，应该是soundscape成为文化地理学研究主题的重要动力。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批准号：4117112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