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初，农业部在武汉召开会议，专题部署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全面禁捕工作，切实加强长江水生生物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保护。而在四川省合江县的赤水河口，为期十年的全面禁渔已悄然落地。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危起伟看来，有序推进大江大河的长期禁捕，让渔民退捕还鱼，保护遭受重创的渔业资源已是迫在眉睫。

    打渔者能否变身护鱼人？

    作为世界水生生物多样性最为典型的河流之一，长江原有鱼类400余种，其中特有鱼类170多种。近年来，受水利工程、水域污染、过度捕捞、航道整治、挖砂采石等影响，长江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化，生物多样性指数持续下降，“四大家鱼”(青鱼、草鱼、鲢鱼、鳙鱼)　的种鱼苗发生量与上世纪50年代相比下降了97%。

    危起伟告诉记者，目前长江正面临珍稀特有物种全面衰退、部分物种濒临灭绝的境地。加上长江沿线水质污染、岸线过度开发等，使得日趋减少的水产资源雪上加霜：“长江流域的渔业资源是我国淡水渔业摇篮，而长江鱼类的栖息地，也是经过亿万年进化而成的，包括鱼类洄游通道、产卵场、索饵场等，但现在都被破坏得差不多了。如果长江的生物多样性继续遭受破坏，那不仅长江里的鱼遭殃，共饮长江水的整个长江流域的百姓也会面临用水安全问题。”

    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水产品总产量达6700万吨，其中，由捕捞所贡献的数量不足10万吨。危起伟指出，大江大河的捕捞行业即便全盘退出，也不会影响我国渔业的整体发展：“如果说几十年前捕鱼是为了解决渔民温饱问题，那现在长江里的那点资源已经不足以支撑十多万职业渔民的生活。渔民即使继续捕鱼，也会面临越捕越穷的境地。而市面上少了这些鱼，并不会构成食物危机。因此，无论是从渔民的长远生存，还是保护流域生态安全的角度，开展退捕还鱼都是十分必要的。”

    在他看来，实施渔民上岸工程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各地政府做好后续工作尤为重要，不仅要让渔民真上岸，还要过得好：“其实渔民这个群体并不算庞大，但生活条件相对比较辛苦。很多渔民上岸后苦于没有别的技能，依旧只能靠捕鱼为生。对于这些生活有困难的渔民，是否可将他们纳入精准识别、精准扶贫的范畴？　在养老、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方面能否对渔民予以倾斜并提高保障标准？”

    危起伟建议，在引导渔民转产转业方面，除了由传统捕捞转向水产养殖、水产品加工等，一些有条件的地方是否能尝试让渔民由打渔者逐渐转变为护鱼者，让他们来监管偷捕盗捕：“伐木工可以变成护林员，打鸟人可以变成护鸟人，打渔人为什么不能变成护鱼人呢？　很多渔民对长江都是有真感情的，眼看捕不上来鱼他们也着急。这些人既有保卫长江的积极性，又熟悉地形和捕鱼套路，让他们做护鱼员，未尝不是一个良策。”

    齐抓共管修复长江生态

    要实现这样的转变，长江流域的全面禁渔势在必行。从2003年起，长江每年禁渔3个月，自去年起这一时间被延长至了4个月。在此期间，各地常常会开展增殖放流，但即便如此，长江里的鱼还是没有逃脱越来越少的命运。有些地方禁渔一结束，刚长成的幼鱼便出现在了市场上。

    2006年，中科院院士曹文宣就曾提出长江全面禁渔10年。在危起伟看来，如果长江真能全面禁渔10年，至少能让长江有一个休养生息的喘息之机：“我国的淡水渔业养殖中约有一半产量是四大家鱼，目前它们的种质资源质量在下降。四大家鱼的繁殖周期一般在3到4年，10年约有2个世代。禁渔10年应该可以帮助它们恢复和保持优良的种质资源，使四大家鱼的自然繁殖维持一个动态稳定的合理种群数量。”

    显然，全面禁渔不能“一刀切”，也无法一蹴而就。危起伟认为可先将国家级、省级保护区核心区、缓冲期和整个保护区内的渔民逐步转产，随后将长江干流和主要湖口的渔民转产，最后实现长江全线禁渔。

    在危起伟看来，全面禁渔只是短时间内保护渔业资源的一种“缓冲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江的资源保护问题。因为长江水系是一个巨大而独特的系统，包括污染、航运、水利工程等对渔业乃至整个长江的生态系统都有严重影响，有关方面应统筹考虑、科学规划，梳理出一个切实可行的保护思路，以鱼类保护为突破口，逐渐带动整个长江生态系统的保护，齐抓共管守护一江生命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