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高矅
1959年底，英国出版了《物种起源》一书。达尔文亲自将此书寄给了美国哈佛大学植物学家阿萨·格雷(AsaGray)。格雷在这本新书上做了许多笔记，随后把书借给了妻子的娘家兄弟、儿童福利活动家查尔斯·洛林 ·布雷斯 (Charles Loring Brace)。恰逢布雷斯前往马萨诸塞州康科德演讲，便把书带到了政治家富兰克林·桑博恩(Franklin Sanborn)家里。1860年新年，布雷斯和桑博恩等四人围坐在康科德的一张餐桌边，思考着这本面世不过一个月的书，另两位是哲学家布朗森·奥尔科特 (BronsonAlcott)和 作家梭罗 (Henry David Thoreau)，也都颇具声望。
兰德尔 · 富勒(Randall Fuller)在他最近出版的新书《一本改变美国的书》 (TheBook That Changed America：How Darwin’s Theory of Evolution IgnitedaNation)中提出一个观点:达尔文《物种起源》最初在美国的传阅，催化了美国的废奴运动，并由此改变了美国。
格雷和康科德餐桌边的那四位读者一直都热衷于推动奴隶制度的废除。其中，只有格雷对达尔文演化论中深奥的生物学细节感兴趣，其他几位的关注点都在于书中所提示的关于人种的内容。
结合《物种起源》的字面内容，最早这几位读者的读后感无疑是很古怪的。因为达尔文在书中小心地回避了人类演化的问题，对种族问题更是只字不提。尤其是在结论中，达尔文丝毫未有可能具有煽动性的、容易被认为是异端的措辞，也并未直陈:尽管人类被认为是上帝创造的，但实际上是演化而来的。他在500页的作品中，只用短短12个内敛节制的词汇一笔带过这个敏感的问题:Light will be thrown on the originofman and his history(人类的起源和历史终将被阐明)。
然而，这足够了。每个人，包括康科德餐桌边的四位，分明能从字里行间体会到达尔文内心的声音:人类，就像其他物种，是通过自然选择从自己的祖先那里演化来的。
那么这与废奴运动有何关联呢? 当时的人们正在热烈辩论，人类是单一起源，还是不同种族独立起源? 多重起源说广受为奴隶制辩护的人们的欢
迎。按照他们的想法，亚当夏娃创造白人，而其他种族来源于更早、更低级的生物，由此，白人可以对非上帝创造的非白色人种适用不同的道德标准。多重起源论者往往认为，黑人只是近似于人类但是比人类低级，或者压根就是从其他物种来的。这就是白人借以奴役黑人的说辞。
但是，如果人类是单一起源———就像达尔文认为的———与其他物种的起源一样，那么黑人和白人就相当于是遥远的亲戚，那么奴隶制在道德上就无法立足了。在演化生物学史上，这种情形可能并不多见———达尔文的想法和《圣经》的字面意思是趋同的。《创世纪》也持人类单一起源说，奴隶制的支持者忽视了这个细节。根据富勒在书中所揭示的，达尔文之所以令格雷和康科德诸位感到兴奋，是因为提供了足以推翻多重起源论的科学的理由。
富勒新书中还有一部分有趣的内容，呈现了康科德知识圈的面貌。他笔下的人事范围宽广，包括许多别具色彩的人物:比如奥尔科特的女儿露易莎·梅·奥尔科特 (Louisa May Alcott)，她在作为《小妇人》的作者而家喻户晓之前，写过不同种族之爱的故事，尽管这在当时是必然无法发表的;哈佛教授路易斯·阿加西斯(Louis Agassiz) 是种族主义和多起源论支持者，近乎不共戴天地反对着达尔文的理论;约翰·布朗(JohnBrown) 试图主导一场奴隶反抗，最终失败，桑博恩曾暗中给他提供过经济支持;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由一名奴隶奋斗为演说家和作家……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遗憾的是，富勒搜集的这些丰富的素材仍然不足以支持他的论点———达尔文的书为废奴主义者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并最终导致了美国内战。
首先，康科德的废奴主义者们尽管从达尔文的理论中找到了依据，但他们在道德层面对奴隶制的谴责其实在此之前就已经很强烈了，对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几乎没有直接影响，只是这种影响力潜移默化，持续“闷烧”了几十年。第二，达尔文的观点其实也给了奴隶制的支持者们以匕首和投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就选择性地采用 了达尔文的观点———自然群落间的种间竞争，并因此认为白人在生存竞争中超过了黑人。就像《圣经》本身那样，“起源”的话题被不同的观点断章取义地加以利用，去支持多样化但经常彼此冲突的意识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起源”问题所带来的真正革命:在涉及生命史的讨论时，人们逐渐用纯粹的自然主义的解释取代了神圣的创造论的观点。在此书出版后的十年中，几乎所有美国科学家和知识分子都接纳了达尔文的观点。这不仅改变了生物学的环境，也修正了人类对自我的认识。上帝创造人类的观点渐渐褪色，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是随时出现变数的自然界选择和洗牌的产物。达尔文在一封写给格雷的信中也毫不讳言:人类的演化是和上帝无关的。
然而，或许是因为信仰的因素，富勒书中的五位主人公中有四位最终并未坚持到底地接纳达尔文的观点，只有梭罗，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正是在处理康科德的林地数据中度过的，但他也未能完全接受达尔文的自然主义观点，比如他认为科学在解释情感和行为方面仍然是无力的。
自1860年至今，事情似乎并无多大变化。2014年，一项盖洛普调查显示，42%的美国人是反对演化论的地球创造论者;31%是神学演化论者，接受某种形式的人类演化，但坚持认为这是由上帝指导的;只有19%坚持达尔文自然演化的观点。
(本文编译自芝加哥大学生态和演化学系教授Jerry A.Coyne发表于 《华盛顿邮报》的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