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新

    在法国，多次民调显示，右翼和极右翼政党得票均遥遥领先于目前执政的社会党及其左翼政治联盟，很有可能在今年4月举行的总统大选中获胜。在刚过去的2016年，英国通过全民公投，将退出欧盟；美国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赢得总统大选；综观国际局势，右翼政治势力和孤立主义在欧美正呈现明显的抬头态势。尤其是近一段时间来，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签署了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修建隔离墙、暂停向六个伊斯兰国家民众发放入美签证等行政命令，震动世界，让很多人感到困惑。

    在笔者看来，这一现象是经济全球化以来西方国家长期积累的内部矛盾的必然产物。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全球化在世界近现代史上一直发生和存在，但我们现在所说的全球化主要指冷战结束后加速形成的全球资本、商品和人力资源市场，即经济全球化，当代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　(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或“科技革命”)　为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但这种经济全球化　(至少是潜在的全球化驱动力)　应追溯至18世纪中叶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贯穿着资本主义发展的始终。1983年，哈佛大学教授泰奥多尔·莱维　在　《哈佛商业评论》　发文提出“市场的全球化”概念(The globalization of markets)，对既往数十年的全球化做了一定的总结，并使这个概念逐步为世人所接受。

    与上述经济全球化相伴随的，或者说全球化的另一面，是意识形态的博弈和国际政治的剧烈震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生产力的发展经常需要打破落后的生产关系的桎梏，继而形成新的生产关系及保护这种关系的新的上层建筑。与此同时，资本具有贪婪性和扩张的本能，不断寻求更多的资源，谋求建立更大的市场，从而形成垄断资本主义，因此，所谓的“经济全球化”或“市场全球化”实际就是垄断式资本主义全球市场。西方国家的主流政治主张、政治制度均建立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并为其服务。

    在这个过程中，寡头资本集团之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利益矛盾和激烈竞争，两次世界大战的产生均根源于此。二战以后，从“欧洲煤钢联营”(ECSC)　和后来的“欧洲共同市场”(ECM)、“欧洲联盟”(EU)，从美国所主导的以布雷顿森林体系　(美元中心)　为基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到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　和近年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中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都是欧美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表现。

    这种单边型经济全球化不仅以经济殖民的形式冲击和破坏世界上不发达国家自身原有的经济发展规律，并在政治上成为马克思所说的“世界战争策源地”(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战争等都是例证)，而且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不可避免地牺牲了很多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制造了　巨大的社会矛盾，并在政治上表现为其利益代言人　(民选代表)　和既得利益阶层代表之间的权力争斗，并集中体现在每次国家和政府首脑选举的时候。然而前者并非一成不变地选择代言人，而是在一定时期内会根据其利益诉求有所取舍，或所谓的左翼政党及某个领袖，或右翼政党及某个领袖。然而从二战之后至今，虽然不同阶层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一直存在　(例如反全球化运动:anti-globalization)，但左翼和右翼中的左倾政治力量一直据主导地位，极右力量从未获得过国家政权。这一现象符合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和其谋求建立全球资本市场的根本需要。

    然而积微成著，物有张弛。十多年来，伴随着西方政治军事势力范围的高度扩张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在多次局部战争造成的大范围难民问题激化下，欧美之间的矛盾及其国家内部矛盾达到了一个新的尖锐程度，感到自身利益严重受损的中下层民众越来越多地站出来，撕下其身上被贴的“沉默的多数”的政治标签，表达了　简单、明确甚至显得粗暴的诉求，在选举中直接把票投给了普遍鼓吹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的极右政党或其他政党中的激进右派。被舆论视为“黑马”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法国国民阵线和共和党居高不下的民意、奥地利自由党候选人诺贝特·霍费尔所获的高达49.7%的选票都是上述社会矛盾和民意的突出表现。

    中国从自身建设和发展需要出发，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面对欧美近期呈现的非常不同的政局和走上前台的新的政治势力和政治人物，在笔者看来，我们应该做的主要有两点:

    首先，不能为当事国的舆情，或者更准确地说被某一阵营的立场所左右，而应该认真研读这些新的以及原有政治势力和政治人物的言论和竞选主张，避免产生偏见，纠正我们原来对欧美所谓“左翼”和“右翼”政党贴标签式的判断误差，真正从中国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长远利益出发，正确地应对复杂的局面。

    其次，欧盟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这是西方国家内部矛盾的必然产物，是其自我调整的过程性现象。我们更应该做的恐怕是认真研究合适的对策，从而做到最大程度地降低这些变化对中国利益的影响。欧美政治派别“左翼”或“右翼”是其国内所贴的政治标签，换成我们的视角，或放到国际社会这个更大的范畴，是否仍旧如此?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法语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