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楼乘震曾采访过上百位文化名人，《铁骨柔情》是他从大量通讯特写对话稿中精选部分文稿汇编而成的文集，被采访者有巴金、贾植芳、黄裳、曾彦修、邓云乡、罗洪、谢晋、贺友直、黄永玉、陈逸飞、巴克·吕布等五十五位国内外名家。这些通讯特写记录了他们的音容笑貌、所思所感，文字生动真实，视角独到，具有特别的史料价值。巴老去世后，楼乘震采访了新华社记者郭玲春、赵兰英，请她们回忆与巴老交往的珍贵点滴。本报特摘选这篇文章，以飨读者。
文学巨匠、“二十世纪中国的良心”“人民作家”巴金曾在历史的关键时期感动过中国，这种感动已经铭记在历史之中。
第一次见巴老
郭玲春：我第一次见到巴老，是在他的家里。这次难忘的采访是我一生中珍贵的记忆。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春天的一个下午，江南的细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我叩开了武康路113号的大门，走过十几米长的小径来到客厅，巴老坐在一把高背的木扶手沙发椅上，他站起来迎接我。我面前的巴老个子不高，银灰色的头发，眼睛里闪着智慧的光。巴老一口四川乡音，讲话的节奏有些快，面对我这个不擅提问的记者似乎也不擅言辞，但他思路清晰，更有超乎他年龄的敏捷。
采访开始，巴老回答我第一个问题的第一句话是：“我不懂文学，我没有任何的写作诀窍。”这也是他经常在文章里所表白的。给我的第一感觉是，这并非故作谦虚，而是出自巴老的内心，但作为崇敬他的读者，我很难接受这样的回答。或许是看出了我的疑惑，他补充说：“我只是把这颗心交给了读者。”
那年巴老七十五岁，他希望再有五年的工作时间，补偿损失的光阴。他告诉我，他还想做三件事，第一，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第二，写《随想录》；第三，完成两部长篇小说，其中一部构思已就，题目是《一双美丽的眼睛》。这部长篇以知识分子为主角，而主题仍然定格在反对封建礼教。巴老又提到了农村依旧风行的买卖婚姻，提到长盛不衰的长官意志，他认为，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对国家、民族的残害应当引起高度的警觉，他想在有生之年以长篇小说作为“投枪”，向尚未清除的封建主义再一次宣战。
听巴老讲话，你会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忧国忧民的情怀，感受到他身上依然跃动的一种激情，磨难和屈辱没有销蚀他的善良和意志，他还是上世纪三十年代那个《家》的作者巴金。
采访告一段落，我起身道别，巴老让我留步。他上楼取回一本书，说：“你来之前就准备了，今天是‘三八’，你的节日。”翻开书的扉页，上面写有赠给我的题字和巴老的签名，我记得那个日子：1979年3月8日。
回到分社，我翻阅《随想录》，我边哭边读着用血泪写成的文字。那天是周末，接到一个电话，说巴老即将出访法国，问我还有什么问题，他愿意再给我留出一些时间。我回答说不用了，因为材料足够。懵懂的我，竟然错失了再一次倾听巴老讲话的大好机会。之后，我写的通讯标题借用了巴老自己的话：一颗燃烧的心。这是我，一个读者、一个年轻记者有幸坐在巴老的身边，面对这位忘却自己的伤痛而期望国家强盛、为此捧出真诚的心的作家，所真正体味到的。
与沈从文的友情
赵兰英：我曾看到萧珊写给沈从文的信，这封信是萧珊1972年6月8日写的，那个时候萧珊已经病了，病得很重很重，巴金一家收到一封沈从文先生的信。从文先生的这封信有长长的五页纸，信里面讲了他所知道的北京的一些朋友的情况，然后讲北京的这些朋友都在想念你们，请告诉你们的一些情况。当时，因为巴老没有通信的自由，所以由萧珊给沈从文夫妇写了一封回信。这封回信比较短，也就是介绍了一下他们家现在的一些情况。从文先生收到萧珊写的这封信，一直把它珍藏着，1984年复印给巴老。
大概1974年，萧珊写这封信的两年以后，沈从文先生有机会到上海来，去看望巴老。萧珊这个时候已经去世了，巴老的家冷冷清清的。他们两个老朋友各自搬了一张凳子，坐在屋檐下聊天。我想，两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巨匠，在那样一个动乱的年代，在巴老家四面墙上的那些大字报、那些标语还没有撕掉，两个人心灵上又有那么多创伤的时候，坐在一起交谈，那么他们交谈了一些什么呢？我们无法知道。我觉得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空白，非常的遗憾。巴老一直在讲，友情和亲情是生命当中的一盏长明灯，一个人的生命如果没有亲情、没有友情是没有意义的。
郭玲春：提到巴老与沈从文的友谊，想起了与我有关的一则故事。《再思录》有一篇《怀念从文》的文章，其中提到了我。从文先生去世的消息，最早是由海外媒体播发的，直到一周以后的追悼会，新华社才见报道。巴老在文章里写道：“一连几天我翻看上海和北京的报纸，我很想知道一点从文最后的情况。可是日报上我找不到这个敬爱的名字。后来才读到新华社郭玲春同志简短的报道，提到女儿小林代我献的花篮，我认识郭玲春，却不理解她为什么这样吝惜自己的笔墨，难道不知道这位热爱人民的善良作家的最后牵动着全世界多少读者的心？！”之后巴老笔锋一转，自问自答，说后来有人告诉他，此事与记者无关，而是另有内情。意思是，郭玲春只是遵照上面的旨意而已。关于迟发消息，作为当事记者，我负有绝对的责任，但并不知情的巴老，是从哪个方面获得信息从而作出结论？
不久，我到上海采访，去华东医院看望巴老。刚看到我，巴老有些迟疑。我说：“巴老，你不认识我啦？”他立即敏捷地反应：“噢！郭玲春，那说明你很久没来看我了。”巴老靠在椅子上，我在他身边坐下问：“巴老，你在怀念从文的文章里说有人告诉你，迟发消息的事不怪郭玲春，这个人，是谁啊？”巴老突然咧着嘴像孩子那样嘿嘿一笑，说：“这，这个人就是我自己啊！”他边说边拍拍我的手：“就是我自己。”我们都笑了，为他的“狡黠”和如今的“坦白”。我知道，巴老的批评并不是针对一篇新闻报道，他是为朋友，为一代文人曾经和现在还面临的不公正待遇鸣不平。沈从文，这位中国优秀的作家，他的贡献、业绩长期以来被遗忘、被抹杀，在中国文学史上，只在“其他”这一章节上轻描淡写地扫过一笔。我读《怀念从文》，能感受到巴老的不平和愤怒，是为了他的挚友，也为许许多多有着共同遭遇的作家、文人乃至中国的一代知识分子。
他晚年一直生活在痛苦当中
赵兰英：他对感情、亲情、友情看得特别特别的重。有一件事情我很感动，大概是1993年的夏天吧，本来曹禺跟巴老约好一块儿到杭州见面，但是曹禺病了，医生不让他来，曹禺失约了。巴老一直想念他，很快中秋节到了，巴老拿起电话给曹禺打电话，他就说了一句非常让人感动也非常智慧的话，巴老对曹禺讲：“我们共有一个月亮。”曹禺也非常的机敏，说：“我们共吃一个月饼。”六十多年前曹禺的作品多是在巴老参与编辑的《文学季刊》和出版社发表的，那个时候曹禺还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曹禺曾经给巴老写过一封信，这一封信当中有这么一句话：“我希望死在你的前面，把痛苦留给你。”
曹禺比巴老年轻六岁，他走在了巴老的前面。巴老晚年其实一直生活在痛苦当中。他这个痛苦，一方面是来自他的病情，更多的是他的精神、心灵的痛苦。这个痛苦，一是朋友们一个一个地离开了他。比如去世比较早的郑振铎先生，他对郑振铎先生的感情非常深厚。另外，他觉得一个人的生命在于奉献，但是他现在老了病了，不能够奉献了，是向社会索取了，所以他感觉很痛苦。他曾经一次又一次地跟我说：“我老了，我是大家的包袱，我是大家的累赘，我再也不能够为大家做什么了。”他也多次跟医护人员说：“你们不要抢救我了，不要用好药了，我已经九十六岁了，我已经不能为社会做事了。”他还说：“人家说我长寿，长寿其实是很痛苦的，长寿并不是一件好事，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我现在很悲哀，什么也不能够做了，等死。”还有一个痛苦，他觉得一个作家靠写作生活，靠读者养活。所以他一直讲，他愿意像士兵一样拿着枪战死在战场，他要拿着笔去死。这也是他一生的一个信念。但是，他后来因为帕金森症等各种毛病，不能拿笔了，再也不能够写了。他就觉得活着没有什么意思了。他对不起读者，很痛苦。他是希望把自己完完全全奉献给社会、奉献给读者的这么一个很慈祥的老人。
是文坛的巨星，也是一个慈祥的老人
郭玲春：那些天，我们也去游园，常有些不相识的读者请求与巴老合影。有一次，我问：“巴老，你不是不喜欢照相吗？”巴老说：“是啊，可是我怕得罪人呐！”
我们谈喝酒、谈戒烟、谈钓鱼、谈电影、谈长寿……坐在巴老身边，离他越近，你越会感觉他的亲近、随和，如同你的父辈，你的朋友，他是文坛的巨星，也是一个慈祥的老人，一个宽厚的长者。
赵兰英：有一次，有一位医生为了检验一下巴老的视力怎么样，就竖起一个手指，问：“这是几啊？”巴老说“三”，大家都愣了，怎么会是三呢？巴老很理直气壮地说：“他竖一个手指，肯定是问我这个手指有几节骨头，不然的话他竖一个手指有什么好问的啊？”大家都笑了。当年美籍作家聂华苓到上海来，住在国际饭店，巴老去看她。她第一次看见巴老，所以很激动，走上前握住巴老的手说：“巴老，能和你握手，我非常的荣幸，你这只手是写过无数部伟大作品的手。”巴老把手抽回来，挥了挥，大声说：“这是一只吃饭的手。”大家先愣了一下，后来都笑了。这就是巴老的幽默。其实巴老讲了一个大实话，他一直觉得这是一只吃饭的手，作家是靠作品生存的，如果读者不买作家的书，那么作家就无法生存，所以他一直讲读者是作家的衣食父母。我们平时看到他的时候都觉得他一个人很沉默，不善言语，但是你要跟他熟了以后他就是非常的幽默，反应也是非常的快的。冰心评价过巴老，说他是一个热水瓶，外面是冷的，里面是热的，我觉得冰心老人真的是很了解很熟悉巴老，她这个评价真是太准确了，非常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