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斯扬
一般意义上的学术分歧很少在公众之间激起争论，除非话题精彩有趣，或者对立的双方能够引来大家的注意。倘若真是这样——让公众产生围观亦或参与的兴趣，对于科学的发展而言，固然是一件好事，因为广泛的讨论和深入的思考有助于我们去理解人类这个复杂的物种。
当今的语言学恰好碰到了这样的分歧。美国作家汤姆·沃尔夫（Tom Wolfe）带着他的新书《言语的王国》（The Kingdom of Speech），以及《哈泼斯杂志》上的一篇封面报道加入了论战。这是一场什么样的讨论？相关的背景知识必不可少，所以我们有必要去了解一下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关于人类语言习得的重要理论假设。从上世纪50年代末期到现在，围绕“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acquisition device）的各种文章不计其数，就连专著也达到了上百本。在乔姆斯基看来，人类先天具有一种习得语言的特殊生物属性，支撑这个观点的主要证据是儿童掌握的语言方面的知识远比他们接触到的语言材料要丰富。凭借特有的语言习得机制，儿童可以在“刺激贫乏”（poverty of the stimulus）的环境下习得人类语言。认知科学家们为此争执不休，一方坚持“刺激贫乏”的存在，另一方则不以为然地称其为“想象力的缺乏”（poverty of imagination）。争论一直在升级，而关键的一点是在多大程度上，人类的语法是天生的。
美国语言学家埃弗里特（Daniel Everett） 2005年在《当代人类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论文，观点是皮拉罕语（Pirah？）——一种在亚马逊河流域使用，并且与其他任何现存语言没有亲缘关系的孤立语种——无论发音还是语法结构都极为有限，完全不同于研究者之前所发现的那些语言。皮拉罕人擅长通过唱歌、哼鸣、喊叫或吹口哨相互传递信息，在皮拉罕语里面，不存在左或右的说法，蓝色和绿色的发音相同，没有专门形容红、黑、白的词语，语句无法连接从句或其他形式的短语。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缺失？在埃弗里特看来，并非皮拉罕人与生俱来的认知局限，而是他们与众不同的文化价值，特别是“直接经验原则”。
埃弗里特心里清楚，提出这样的结论肯定会招来非议，果不其然，在随后的十多年间，针锋相对的学术论文与专著铺天盖地，甚至还有人身攻击。他表示自己既非乔姆斯基笔下的毫不相干、招摇撞骗之人，也不是沃尔夫口中打破陈规、叫板权威的英雄。他说他的文章最初能讨得媒体欢心，是因为其中的观点对“当代最重要的知识分子”（这是《纽约时报》贴的标签）——乔姆斯基的学术思想核心构成了挑战。“说皮拉罕语没有从句，这可不是信口开河，我欢迎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人给我的推论挑挑刺，提供我在研究中忽略的例子和数据，或者通过自己的田野调查来复核这个结论正确与否。”埃弗里特说。
乔姆斯基与马克·豪泽（Marc Hauser）、特库姆塞·费奇（Tecumseh Fitch）在2002年合作了一篇论文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研究对象是“语言官能”（the faculty of language），并界定了“广义”（FLB）与“狭义”(FLN）两种类型。他们认为FLN只包含递归,而这是人类语言器官独有且唯一的构成要素,使得人类语言可以对“有限的手段进行无限运用”。大多数人将埃弗里特所归纳的皮拉罕语的特征视为一个原始性的反证——不存在所谓的递归现象，这就意味着乔姆斯基一直以来关于语言/语法的整体概念是有问题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埃弗里特当时的文章里面，最关注的其实是文化与语法的联系。皮拉罕语没有数字、没有神话、也没有宗教，皮拉罕人从始至终只会这么一种语言，族群内部则维持着人类文献记载以来最简单的亲属关系。
置若罔闻，在面对学术分歧时本无可厚非，事实上埃弗里特也没有那么多精力去逐一回应来自乔姆斯基方面的批评。后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应《当代人类学》（前者是后者的出版商）编辑的要求发布了一篇新闻稿，波澜随之而起，有几家报纸和电台跑来采访埃弗里特，还有一些杂志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包括《纽约客》。媒体的报道让埃弗里特陷入了舆论的漩涡，一时之间，毁誉参半。回头来看，埃弗里特说他对叔本华的那句话深有感触——“所有的真理都要经过三个阶段：首先，受到嘲笑；然后，遭到激烈的反对；最后，被理所当然地接受。”
2016年，沃尔夫的新书毫不留情地把乔姆斯基嘲讽了一番，将他形容为懒到不愿外出调查的空想型教授，作为理论基石的“普遍语法”同样遭到了质疑。语言于人类的存在而言是核心问题之一，就连许多不清楚何谓“递归”的人也被沃尔夫的书所吸引。对普通人来说，埃弗里特与乔姆斯基的学术分歧确实是晦涩难懂，他们听说乔姆斯基的名字并不是因为其语言学领域的成就，而是意见市场上的政论文章。一个知识分子能在政治舞台上树立威信，这归功于他所创设的一套语言学理论——甚至被拿来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相提并论。但埃弗里特认为，乔姆斯基毕竟不是爱因斯坦，语言学也不是物理学。乔姆斯基的声名显赫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善于制造概念，比如“最简主义”、“深层结构”、“表层结构”等。物理是可证的，但乔姆斯基的理论主张无法用数学公式或是其他明确的路径去证明真伪，这也是争议延续至今的一大原因。
从网络博客到传统报纸，沃尔夫的新书几乎成为众矢之的，提出尖刻批评的有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演化生物学家乃至新闻记者——他们认为乔姆斯基在语言学和政治领域的观点都是无懈可击的，而来自学术圈外或是下层社会的挑战是一种亵渎。就这本书引起的争论而言，埃弗里特表示他是局外人——尽管沃尔夫曾经在电话里采访过他，但这是沃尔夫的书，沃尔夫的结论。“至于那些书评，我觉得部分表现得口是心非，他们不只是想把沃尔夫的书丢到垃圾堆，还有我的。”埃弗里特说。
或许未来某一天，皮拉罕语被发现是存在“递归”现象的。但至少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在这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也没有人能够推翻埃弗里特在2005年阐述的观点。在《语言》杂志上，埃弗里特和他的批评者们展开过一次论战，不过坦率地说，彼此并没有因为这场对话而倾向于信服对方的看法。乔姆斯基曾被要求评价一部与埃弗里特有关的纪录片《幸福的语法》（The Grammar of Happiness）——“毫无疑问，语言有一个递归的过程。我坚持自己是对的，因为很明显，我的对手是错的。”埃弗里特则反驳道：“简单结论，没有调查，说的应该就是乔姆斯基这样的态度。”
相比乔姆斯基，也有一些人希望通过繁复的研究来证明埃弗里特的观点是错误的。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安德鲁·奈文斯（Andrew Nevins）、麻省理工学院的戴维·皮塞特斯基（David Pesetsky），以及现在供职于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的席琳·罗德里格斯(Cilene Rodrigues)合作撰写了《皮拉罕语的特殊性：再评估》（Pirah？ Exceptionality: A Reassessment）一文，三人从埃弗里特1983年的博士论文中找到了重要证据——皮拉罕语并非不存在递归现象。埃弗里特的回应是：事物是发展变化的，新的数据和发现改变了他原来的看法。
一段时期以来，又有一些批评者提出，就算埃弗里特的观点是对的，皮拉罕语的分析对于理解人类语言的本质没有关系。还有人断言，让皮拉罕人学习一门外来语言，比如作为巴西官方语言的葡萄牙语，他们同样可以产生递归的过程。乔姆斯基和他的拥趸们甚至一厢情愿地宣称，许多皮拉罕人会说葡萄牙语，以强化递归存在的依据。的确有皮拉罕人会说葡萄牙语，但“他们”是在“外面的世界”长大，“他们”的母语是葡萄牙语，而非皮拉罕语。西英格兰大学的吉妮特·萨克尔(Jeanette Sakel）对此做过专门研究——“他们”说的是非递归的葡萄牙语。这是一个有趣的事实，关于皮拉罕语与葡萄牙语的文化接触，以及皮拉罕语的基本价值。皮拉罕语属于“反证”还是“例外”？你可以将其撇开，在既定的方向继续推进理论研究；或者认真研判，修改、放弃先前的理论主张，不同的决定反映了不同学者的价值取向、知识结构和社会角色。
在埃弗里特看来，不仅是递归现象，就连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和“狭义语言官能”也值得商榷。并非所有的语言像英语这样有齿间辅音，或者像班图语那样有吸气音。许多信奉“普遍语法”和“狭义语言官能”的语言学家将其视为通用的“工具箱”，每种语言都可以从中选择自己需要的个性化特征。但工具箱的比喻不适于语言的递归，这是因为像吸气音、声调这样的语言特征从未像递归这般，被称作人类语言官能中独有的构成要素。依据乔姆斯基的说法，递归不是用来随便挑选的工具，而是语言的内核。
埃弗里特说他曾经是乔姆斯基的信徒，其学术生涯的前25年都在对方构建的理论框架下摸索，但是，人类的智力无法保证绝对正确，科学研究也不是民主政治。如果乔姆斯基是错的，那么太多将自身学术成就与乔式理论捆绑在一起的人们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局，这解释了旷日持久的学术争论为何掺杂太多个人情绪。埃弗里特坚持认为，递归不是语言的基础，语言不是天生的，没有“狭义语言官能”，亦不存在“普遍语法”。语言是古老的，它源于人类的智慧，它的出现为的是创造社群、传承文化。
（本文节译自丹尼尔·埃弗里特发表在网站Aeon.co上的文章“Chomsky, Wolfe and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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