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单颖文

    在魏根深担任北京语言学院外语老师期间，他见过的最高层的中国人是毛泽东。“1965年国庆的时候，我们还一起吃了饭。”魏根深顿了顿，笑道，“不过，是2000多人一起吃的饭。”

    魏根深至今保留着一条烫金字的红布嘉宾证，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6周年之时，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时留下的。在他的印象里，赴宴的都是“中国最有名的人”。进门的时候，每人会领到一张号码牌，座位都是规定好的。他那桌坐了12个人，只有他一个外国人。放眼全场，他也没找到金发碧眼的同胞。“现在在北京的外国专家可能10万都不止，但那时候外国专家非常少，可能全中国都不超过50个人。”魏根深说，苏联专家撤走后，中国政府从其他国家邀请对中国感兴趣的外国人来，于是像他这样表达过赴中意向的外国人，才会收到代办处的面试通知。

    魏根深的桌子离主桌比较远，他几乎看不清毛泽东。坐在魏根深左手边的宾客显然有备而来，时不时用自带的望远镜观望四方。“那是周有光，我觉得那天吃饭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认识了周有光。”魏根深记得，周有光说自己原本是研究经济的，还在几家银行供职过，后来周恩来找到他，说既然你懂经济那么你肯定懂逻辑，你还是去搞语言吧，就调他入京去研究汉语拼音了。在魏根深认识周有光的时候，周有光已经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了。魏根深揣摩，可能是周有光希望了解一些关于英语现代化的研究，主办方才安排他们坐在一起。

    在饭桌上，两个人聊着聊着，周有光提议魏根深写一篇关于汉语拼音的文章。魏根深饭后就开始动笔，写完后王还将文章译成中文，很快刊登在了《光明日报》上。几个月后，听闻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现代英语版本的《新约》，周有光又特地约魏根深去北京饭店碰面，说文字改革委员会想看看这本书是如何将古代英语写就的经典著作改成现代语言的，考虑到中国也有很多古汉语写作的经典，周有光请魏根深回到西方后给他寄一本《新约》来作为他山之石。魏根深照办了，他给文字改革委员会寄送了一本《新约》，但他没想到寄出后就像石沉大海。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周有光这么有教养、有礼貌，怎么会连一封回函都没有？7年后的一天，魏根深收到了一封周有光的信，说自己非常抱歉，《新约》早就收到了，但前几年信都无法寄往外国。

    或许正是因为当年北京罕有外国人，魏根深很容易地找到了自己的“同乡”——戴乃迭。他非常喜欢杨宪益、戴乃迭这对夫妇的性格，每周五都去杨家做客，吃美味的中餐料理，聊各种各样的话题，有时也会有些艺术家加入他们。他记得杨宪益的酒量很好，喜欢喝二锅头、五粮液，一个晚上可以喝掉两瓶白酒。第二天早上，杨宪益4点左右就起床，有时跳苏联舞蹈，有时模仿鸡叫，非常有趣。回忆往事，魏根深开心地笑出声来，但说到后来北京外文出版社安排杨宪益去扫厕所，他的声音慢慢低了下来，而后沉默。

    1966年的春天，在魏根深的眼里却没有什么春天的迹象。魏根深编写的英语教材遭到批判，因为他在描述1933年中国共产党军队从江西撤退去延安，即“长征”时，没有写这是“举行战略性的行军”，被批为“落后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后被剥夺了在食堂跟同事们一起用餐的机会，只能和帮厨——一个本职工作是理发师的外聘人员在厨房吃饭。“我想当时这个决定最主要的考虑因素，是不希望我看到贴在食堂里的大字报吧。”魏根深笑着说，“那两个月，我快成了世界顶级的做馒头的专家了。”

    后来，魏根深听说也有人写了检举他的大字报，说他是间谍。说到这类，魏根深的语气凝重起来，“我父亲在世界大战时确实当过间谍，但他告诉我，‘永远不要在和平年代做间谍’。我谨记这句话，所以我绝不可能是间谍。”

    如果要概括这两年的中国经历，魏根深说可以看看他在1965年6月日记中写下的内容。那时他读完了1948年出版的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撰写的《苏联日记》，作者在书中总结了13条1940年代后期苏联所特有的属性。“这些我在1960年代的中国，全都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