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日本右翼势力越来越强大，要制作并发行从加害者角度如实展现战争罪行的电影就愈发困难。2015年，在日本安保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节点，日本知名导演塚本晋也克服种种困难，身兼编剧、摄影、制作、主演、导演于一身，再度翻拍了大冈升平同名反战小说《野火》，通过一个普通士兵的视角，从给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施暴者角度展现了二战末期菲律宾战场的残酷。该片入围了第71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并被日本最权威、最老牌的电影杂志《电影旬报》评为2015年度十佳电影第二名。

    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签订投降书的十四年间，日本电影界几乎全都成了战争的“帮凶”，制作了一系列鼓吹战争的国策电影。在没有电视的时代里，电影是最大的娱乐，也是仅次于报纸的舆论媒介，其宣传导向功能甚为巨大。值得思考的是德国那些曾积极协助纳粹的电影人绝大多数在战败后不能继续从事电影工作；而没有被严厉追究战争责任的日本电影人，试图把对战争的反省放到战后很多和平主义电影中去，然而这些影片大都只是从日本所进行的战争给自身带来灾害的角度上主张决不能再战，对亚洲诸国的加害责任则鲜有描写。

    因此，回顾日本的反战电影，不论是描写了缅甸战场的　《缅甸的竖琴》(市川崑，1956年)、弱女幼童丧生枪下的国民电影《二十四只眼睛》(木下惠介，1954年)以及掀起大众狂热的反战偶像剧《你的名字》系列影片　(大庭秀雄，1953一1954年)，都掩盖了　日本的侵略罪行，回避了加害者责任。即便是涉及关东军在伪满洲国为非作歹的鸿篇巨制　《人间的条件》六部曲(小林正树，1959年一1961年)和《战争与人》系列电影(山本萨夫，1970年一1973年)，也有很多未能言尽的不足之处。

    大众媒介上出现的冲绳的地位明显在日本本土之下，必要时作为“日本内部的存在”被召唤出来，不必要时就被边缘化。同样，作为“受害者”意识象征的和平都市广岛、长崎，以及被美化了“特攻队”和“姬百合部队”都是这样被设置成自我怜悯的装置，迎合了因战败而压抑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大众轻易移情到“反战”的表象中，这一点诚实反映了日本人反省战争的方式及自我批判的不足。

    而塚本晋也的《野火》不仅真实重现了战争的惨象与人的悲哀，还直击了“被逼至死亡边缘，人类是否还能保持人性尊严”这种形而上的哲学命题。与1959年市川崑导演的黑白版本不同的是，塚本晋也真实还原了大自然的绚丽多姿———美丽的自然风光与人类愚不可及的行为形成强烈对照。

    塚本晋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为了让观众感到历史沧桑感，自1998年《拯救大兵瑞恩》之后的战争电影主流拍摄手法，多少都会进行脱色处理，但丛林的美景70年间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战场中真实的情况也许是士兵前一秒还在感叹“今天天气真好”，下一秒就被炸成一团焦炭，不禁让人思索人类为何可以在如此美丽的景色里做出如此可怕的举动。

    开拍之前塚本晋也曾问过那些跟他关系很好的制片人是否愿意拍摄，但大家都说不可能，几乎所有人最不愿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没有人愿意拍这样一部影片。反而，那些支持参战的电影似乎更受青睐，且更易筹到资金。“这其实是很可怕的。”他严肃地说道，“一部分日本人正在试图抹去我们输掉这场战争的事实，还声称我们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民族，为此努力寻找各种可能的借口。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我绝不会拍摄打着英雄主义旗号把战争正当化的电影。”眼看日本政府正在考虑放弃宪法中的反战条款，他表示作为电影人已经到了时不我待不得不发声的时候，到了不是筹集不来资金就可以不作为的时候，“如果我们是施暴者，就会有人是受害者。人们都害怕成为战争的受害者，所以尽管这样的角度让大众有些难以接受，我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让大家看看施暴者的可怕。这部电影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加害者角度让人知道战争真正的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