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高矅

    如今在美国大行其道的“智库”是一些很有意思的机构。专家们煞有介事地恭候在此，不管他们隶属于布鲁金斯学会，还是听命于美国传统基金会，总之都是用自身的专业知识来为一些政治的或者经济的因素背书。并且，无论是多么高明的专家，他的见解最终总是要和意识形态相吻合的。卡内基基金会忙于推动“加速废止国际战争”，布鲁金斯学会在潜心研究联邦政府，看上去个个都在为严肃的事情操心，个个都仿佛拥有一个可以解决世界上一切疑难杂症的超级智囊团。

    最近，《纽约时报》和其他一些行业出版物揭示的诸如金融、能源监管、环境问题和烟草企业等问题，直接显示，有些智库参与了数据操纵，还利用专家对一些科学问题和政府事务发出不客观的评论。民众对此也并未感到特别惊讶，他们多少也知道，如今所谓的专家可能已经成为了驴象之争的宣传工具。

    历史地看，为了宣传目的而不断生产数据、报告的专家团队的确已经成为了有力的政治工具。但是，智库这种团队形式，从最初的产生到发展成现在的样子，其实是走过了一条变化发展道路的，其中既不避讳种种金钱的交换，也有自由思想和独立意志的彰显。对智库而言，这两者都是它的基因。

    在欧洲，智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9世纪。当时，君主开始和天主教会争税。雇佣一支独立的律师团队，为君主的经济和政治权利与教会对抗的传统，一直从当时的查理曼大帝延续到17世纪。17世纪法兰西的君主们仍然在喋喋不休争取主教的任命权以及将教会的部分收入收归己有的权力。在这旷日持久的争吵中，教皇和君主纷纷求助于律师——一般是独立的贵族或神职人员，他们一定程度上保有专业层面的独立性，在此基础上提供建议。从16世纪到19世纪，在新教和天主教改革期间，神职人员和法律历史学家团队合作，搜遍档案馆和图书馆，书写了守护君主的宗教权力和税收权力的历史。新教的学者辛苦耕耘，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于是被天主教会视为眼中钉。于是，天主教会也组织人手大搞学术研究。这一时期的此类独立学术团体几乎可以被视为今日智库的祖先。

    “智库（think tank）”这个词虽然是现代词汇，但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17世纪的人文学术脉络中。《牛津英语词典》中把think tank一词解释为：a body of experts, as a research organization, providing advice and ideas on specific national or commercial problems（作为研究机构的一个专家团体，对特定的国家事务和商业事务提供建议和看法）。过去与“think tank”最接近的词是“bureau”，解释为“专业人员的组合”，通常是指在政府机构内的专业人员。17世纪皮埃尔·芮契雷（Pierre Richelet）的《词典》中，用“bureau d’adresse [aides mercantiles]”这个词来指称当时著名的医学家、慈善家泰奥夫拉斯特·勒诺多（Théophraste Renaudot）位于巴黎的办公室。这个办公机构得到了当时权倾一时的红衣主教黎塞留的特许，这不仅是一个扶助穷人的医疗专家机构，也是一个听命于黎塞留的新闻和宣传中心。

    16世纪末、17世纪初，研究团队十分普遍，国家也非常依赖独立的学者及其专业知识。比如，1630年代末，Théodore Godefroy是很受黎塞留重用的历史学家和档案人员，黎塞留还曾派他处理外交事务。Théodore Godefroy既不是重要的贵族，也不是职业外交人员，但他在统治秩序、封建权力、教规和民法、内部管理、政治历史和国际商贸等方面有专业知识和卓越才能。路易十三早在1613年就任命他为皇家历史学家,1615年任命他为皇家档案的保管总监。按照今天的通行称法，Théodore Godefroy相当于技术专家或顾问，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为重要事务提供咨询。这其实就与今天的智库专家非常相似。

    （节选编译自南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Jacob Soll发表于Tablet Magazine上的文章，全文原题为“How Think Tanks Became Engines of Royal Propagan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