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上海市委褚以琳:
推进科创中心与社会组织共同发展
科创中心与社会组织共同发展意义重大。民进市委就此展开专题调研,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建设科创中心要促进科技组织发展。
第二,建设科创中心要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在“研发”能力建设中,我们长期高度依靠事业单位,后又重视企业和海外机构,独缺对国内社会组织的器重,甚至回避了社会组织的“研发”和“保障”功能,导致了结构性缺陷。
第三,建设科创中心要深化事业单位改革。科技体制要保障科技发展,就不能规避竞争,要平等对待事业单位与社会组织,否则不仅会制约事业单位的发展,也会制约社会组织的发展。反过来说,发展社会组织,也是为了促进事业单位的发展。
█无党派人士罗怀臻:
“国际文化大都市”内涵建设对照五指标
上海已将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文化大都市列入“十三五”规划目标。为能更好体现“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建设成就与成效,建议在大力推进国际文化大都市目标建设的进程中,加强对于无形目标即内涵方面的建设。至少包括五个方面的指标。
第一,参照历史。上海自近代开埠就有“远东第一大都会”之称。检测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的繁荣程度,不能不参照上海的历史。
第二,横向比较。只有在与国际级的文化大都市比较中,才能检验出上海文化的现代化、国际化与都市化水平。
第三,原创能力。真正意义的“国际文化大都市”,不仅是外来商业文化登陆抢滩的码头,更是本土原创文化源源不断向外输出的源头。
第四,人才指数。凡上海文化繁荣之期,必是国内外文化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聚集之时。随着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观念与格局的打开,能否形成新世纪的“海漂”,进而推动当代文艺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是检测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内涵建设的重要指标。
第五,品质特征。上海如何设定自己的品质内涵与精神特征,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检测方面。一方面是要注重地域性,即中国的、江南的、上海的;另一方面要注重时代性,即历史的、现代的、未来的。
█上海市妇联孙静:
先行先试探索社区公共托育服务
上海家庭对幼儿托管服务的需求显著、缺口很大。据初步匡算,本市有托管服务需求的2-3岁本市户籍幼儿约10万,但目前全市仅有集体办和企事业单位办的独立法人托儿所39个,招收的幼儿不到2万名。
面对强烈呼声,“新建20个社区幼儿托管点”已纳入2017年上海市政府实事项目,为使这一实事项目产生更好的社会效益、服务更广大的幼儿家庭,一是要加强顶层设计,制定托育服务发展规划,着力构建以家庭照料为主、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政府资源托底的托育服务体系。二是加强政策引导,发挥不同主体的积极作用。三是加强先行先试,探索社区公共托育服务模式。下一步,要以2017年市政府实事项目为突破口,通过公建民营的方式,以政府购买服务引入专业社会组织为本市幼儿提供看护服务,推动政策、制度、规范的创新,在实践中探索符合上海实际和家庭需求的托育服务模式。
█上海市总工会吴萌:
打造高素质农民工队伍
据市有关部门统计,在本市务工经商的外来农民工667万人,其中在单位就业的大约532万人,自雇就业或灵活就业的大约135万人。随着卓越全球城市建设推进,本市产业结构必然进一步转型升级,农民工的结构失衡、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等短板可能会进一步显现。为此,我们建议:
一要从源头上逐步优化农民工队伍结构。在未来上海人口布局中,农民工的规模大小、内部构成、区域分布、文化层次如何才能与卓越城市的发展要求相适应,需要提前进行科学谋划。
二要与时俱进提升农民工职业技能素质。要适应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应用的普及,聚焦农民工集聚的产业行业,促进职业教育体系与职业岗位需求相适应,推进农民工技能培训的转型升级。
三要重点加强对本市急需农民工岗位的政策支持。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对影响本市公共服务、基层民生等农民工岗位进行整体排摸,对这部分岗位的未来发展趋势作出科学预判,在就业政策等方面给予倾斜引导。
四要高度关注“网约工”队伍的素质提升问题。与传统的在固定单位就业的农民工相比,“网约工”没有固定的劳动关系,四处流动分散、难以有效组织职业培训。建议高度关注这一群体,避免他们成为职工队伍素质提升的洼地。
█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孙建平:
完善城市风险管理体系
近年来,上海作为特大型城市的风险管控压力不断加大。建设一套更完备、更高效的城市风险管理体系已经迫在眉睫。为此,我们建议五个“转变”:
一是转变管理观念,从以事件为中心,转向以风险为中心。必须克服围绕具体事件制定管理措施的局限,从更为系统的角度审视城市风险,以风险分析作为政策和管理的依据。
二是转变应对原则,从习惯“亡羊补牢”转向自觉“未雨绸缪”。建议政府财政投入时更多考虑“未雨绸缪”的工作,并作出制度性安排。
三是转变工作重心,从单纯“事后应急”转向“事前、事中防控”。建议在市级层面设立城市运行风险预警指数分析和发布机制,运用大数据手段,对城市风险进行集成分析,实时预警可能发生的风险,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四是转变工作主体,从行政单方主导转向发挥市场作用、鼓励社会参与。城市风险管理绝不能由政府一家唱“独角戏”,必须鼓励社会组织、基层社区和市民群众充分参与。
五是转变政社关系,从被动危机公关转向主动引导公众。一旦发生危机事件,第一时间告知真相、引导舆论。要充分利用新媒体手段。
本报记者 张懿 张晓鸣 徐晶卉 史博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