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科学研究做得好，但他在恐龙学科普方面的工作，才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这是著名恐龙学家、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徐星对邢立达的评价。

    从高中创办恐龙网站，到成为“科学松鼠会”的活跃会员，邢立达迄今已经出版了数十本恐龙科普书籍，并协助出版社引进了不少国外优秀的恐龙科普读物。他编著的《翼龙大传》　曾获得第二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优秀奖；他主持翻译的　《普林斯顿恐龙大图鉴》　《终极探索：恐龙王国》《美国国家地理终极恐龙百科》　等，都不断激发着大众的科学热情和求索兴趣。

    当真正进入科研之后，邢立达才发现，原来过去的自己是多么“胆大妄为”。“我恨不得把过去写的科普书都锁进柜子里。”他告诉记者，现在，当有人希望他推荐科普书时，他只敢提近期的一两本。

    文汇报：你在公众的第一形象是“恐龙达人”，随着今后学术生涯的深入展开，你是否会逐步淡出科普?

    邢立达：的确，在中国，科学家做科普，到目前为止，还都是一件“做好不加分，不小心就减分”的事情。在教师的绩效考核中，根本没有科普这一项内容，生存压力巨大的年轻教师自然不会愿意浪费宝贵的时间去做科普。而且，在“做不好科研才去做科普”的传统观念影响下，一个年轻学者与科普沾边，似乎就会自降身价。

    所以，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就有不少老先生劝我不要再那么高调地做科普了。他们都是出于爱护我的一片好意，我真的非常感动。然而，我就是一个从爱好走上专业道路的人，我的经历让我明白，一个普通人要获取准确、权威的科学信息，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更了解到，比获取感兴趣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科学的思维方式———质疑、逻辑推理、实证。

    文汇报：不过，现在科普已经提高到了与科技创新几乎同样高的地位，而且越来越多的优秀学者愿意参与科普。你觉得，他们的努力怎样才能产生尽量大的影响?

    邢立达：我一直不喜欢“殿堂科普”，就是科学家一本正经地把自己定位在布道者的角色上———没有人愿意被说教，尤其是现在90后、00后的年轻人。这个世界有太多吸引他们注意力的东西，所以能够适应“新生代”的科普，一定得是有趣的。在我看来，科普首先就是要把人哄开心，让人愿意喜欢。

    我曾经在微博上发布过“试吃4000年前猛犸象腿肉”的帖子，当时引起了很多争论：有人怀疑真实性，有人说是炒作，也有人批我浪费宝贵的古生物资源……不过，有一点很清楚，这让很多原先不相干的人都对这事儿感兴趣。科学家是疯子吗？　其实，这不就是一种对未知的好奇心吗？　大家都愿意来关注、思考，在争论的过程中，说不定就有孩子从此对古生物产生了兴趣，也了解了一些学科的基本知识，还学到了一点科学的思维方式。

    过去，我总是尽量让大家感到古生物有多有趣、多浪漫，今后我可能会讲述更多故事，让人们认识到这门学科有多不浪漫———保护化石资源、艰辛的野外工作，时不时遇到各种危险。记得去年我在野外跑了很久，人变黑变瘦了，胡子拉碴。我父亲到机场接我，我看到他，直接走到他面前半米不到的地方，他的眼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几秒之后又移开了———最后还是我主动跟他打了招呼。

    这还不算在论文最后发表之前，所要经历的无数次自我质疑与推倒重来。如果不是真爱，面对外面诱惑那么多的世界，可能真的很难坚持下去。所以，做科研就应该让真正感兴趣的人来。科研的苦与乐，也是应该通过科普让更多人了解，帮助年轻人选择合适自己的道路。

    文汇报：“琥珀恐龙”受到媒体如此高度的关注，你却认为它的科学意义不大。我们也经常碰到这样的尴尬：有些事情科学意义重大，但公众却未必关心；有些很吸引眼球，学术地位却不一定被学界认可。这种对立如何协调?

    邢立达：我是觉得这次媒体有些过火了，从纯学术而言，除了标本看上去更真实一些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因此琥珀恐龙谈不上有多大的科学意义。这也不仅是我个人的观点，整个学术圈子也都是这样认为的，毕竟认定一项工作的学术贡献，是有公认标准的。但是意外的收获却是，有许多人告诉我，“感谢你的发现，我第一次知道恐龙是毛茸茸的”，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我们自认为常识的事儿，并不如我们想的那么周知。

    的确，有些学术贡献卓著的成果很难被公众理解。不过，我想，还是有可能找到一条路，或许只是找到那么一个点可以让公众接受。“琥珀恐龙”能够受到媒体如此大的关注，可能也是找到了那么一个点。如果拿出我们的原始研究数据，估计也不会有那么吸引人。有时候科学家也需要对公众抱以宽容之心———你不可能像我那样专业深入，只要有所了解就好，能体会到我所分享的乐趣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