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林叶

    凭借《战后日本公害史论》（岩波书店，2014）一书，宫本宪一（1930— ）获得了日本学士院颁发的2016日本学士院奖。宫本宪一是日本经济学家，原滋贺大学校长，有“日本公害研究第一人”之称。在书中，他首次正式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战后日本的公害史进行了分析，探讨公害问题的历史教训，并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详细阐明了日本社会在解决公害问题上付出了怎样的努力。正如日本经济学家、京都大学教授诸富彻（1968— ）评论说，这本书讲述的确实是日本战后公害史，不过，归根到底，这本书所描述的也是日本战后社会发展的轨迹。

    40多年前，公害是日本最大的社会问题：水俣病夺走了无数患者的生命，大气、水质、土壤的污染及噪音等问题在日本日益严重。当时一些企业无视当地居民的健康安全，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学界并未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寻求明确的事故原因及有效的防止对策，却形成了某种“政官财学复合体”。宫本宪一指出，日本的公害就是这种“政官财学复合体”所导致的系统公害。

    在此过程中，人们忍受了毫无道理的伤害，甚至出现了自杀事件，这其中的痛苦与悔恨，绝非笔墨言词所能形容。譬如水俣病当时就遇到了肇事企业直接否定其中因果关系、受害者在得到救济时被区别对待、在地方上遭到孤立等问题。要在那样的状态下克服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向法庭提起诉讼，这其中的难度绝不是现在一般人所能够想象的。

    有时，受害者所期待的政府以及自治体的政策，迟迟无法推进，政府或自治体甚至站在企业一边，意图掩盖遮蔽公害问题。1967年通过的公害对策基本法中加入了“经济调和条款”，结果，公害的主要问题被转移，反而加剧了污染扩大。

    打破这一局面的是公害裁判。诸富彻指出，这本书的一个巨大贡献，就在于作者整理了公害裁判中的激烈争论，使之通俗易懂，即便是非专业人士也能够理解，以此来凸显裁决的意义。而之所以宫本宪一能够完成这样的工作，正是因为他作为一名公害问题研究者曾经多次站到了公害裁判的证人席上。宫本宪一对日本四大公害（骨痛病、新泻水俣病、四日市公害、熊本水俣病）的裁判结果进行分析，指出法院不应仅仅对公害发生源与受害者的因果关系进行个别的、病理学式的调查，更重要的是通过集团性的、流行病学式的调查研究来进行判断。

    受害者们就是这样通过极其艰难的奋斗，好不容易才获得了胜诉。这对国家以及产业界造成巨大冲击，让环境政策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不仅如此，愤怒的国民革新自治体，通过各种规章条例，实施一些具有高度实效性的公害对策，效果甚至超过了国家实施的对策。

    宫本宪一强调，日本环境政策的特征绝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以自下而上的形式形成的。他认为民众必须通过运动与法律手段，努力与公害作斗争。这是因为日本所遇到的公害问题，即便是在世界范围也罕有先例，日本是在不断摸索并克服这些公害问题的过程中找到新的法律原理，创造出划时代的受害者救济制度。现在，“肇事者承担原则”在日本已经深入人心，而这个原则的确立也曾经历一个创造性的过程。

    最终，日本经济因为克服了公害问题而得到进一步的成长。确实，日本为此也花费了巨额的费用，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选择吗？诚如本书作者所言，“历史就是未来的路标”，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发生之后，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之中的我们，将会从这本书中获得无限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