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庄馥菁
      
       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11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浙江大学沈坚教授领衔主编的六卷本《法国通史》。该通史以现代民族国家为主线，向读者呈现出历史上法国以及法兰西民族观念的形成、发展和演变。整套通史主题鲜明，框架清晰，不仅有利于广大法国史爱好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这个与中国虽相隔万里却情谊深厚的国度，而且在视角、方法、观点等层面，为国内的法国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法国是现代民族主义谱系最易识别出来的国家
      
       民族国家和民族观念、民族情感，在法兰西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指出，在欧洲民族国家和民族观念的发展史中，法国是现代民族主义谱系最容易识别出来的国家（《民族、国家与暴力》，[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胡宗泽、赵力涛译，王铭铭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这一系列鲜明的特征，首先与法国“得天独厚”的环境和资源密切相关。法国位于亚欧大陆西部，不仅和多个欧陆国家接壤，而且临近多个海域。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法国拥有较为广阔和完整的领土，而且自然资源较为丰富。尽管不同地区的地形和气候具有多样性，但总体而言这是一片宜居的土地。因此在工业革命之前，法国一直是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
      
       除了“大自然的馈赠”，法兰西共同体的形成同样得益于语言和政治的延续性。随着843年《凡尔登条约》的签订，加洛林帝国一分为三，其中秃头查理的西法兰克王国便是法兰西的雏形。相比于东法兰克和中法兰克王国，西法兰克王国几乎全部属于广义的罗曼语区，与拉丁语的差距相对较小。这种语言相似性，使得君主敕令、主教法令等行政文书在西法兰克王国更有条件得到广泛运用。同时，查理曼和虔诚者路易使用的、旨在加强地方控制的“巡查钦差”制度，在三个王国当中也唯独在西法兰克王国得到沿用。更重要的是，秃头查理还继承了加洛林家族的君权意识形态，将它贯彻到对西法兰克王国的统治当中。此外，基督教也对法兰西共同体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卡佩王朝时期，法兰西国王们将“最虔诚的基督教国王”称号从罗马教廷那里成功僭取，借助基督教证明自身之于其他诸侯的优越性，以及通过血缘继承王位的合法性（《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美]里亚·格林菲尔德著，王春华等译，刘北成校，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这些因素，为法兰西王国的诞生和王权的增强奠定了基础。
      
       绝对君主制对近代法国的影响
      
       此后，法国经历了以王权为中心的领土聚合过程，建立了君主制民族国家。随着王权不断增强，法国的君主制也从等级君主制转变为绝对君主制。法语“绝对主义”一词首次出现于1797年，意指“纯粹的”“不含杂质成分的”（《启蒙运动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因此，绝对君主制就是指“不含有任何民主政体或者贵族政体成分的纯粹政体”。事实上，绝对君主制正是通过遏制“中间团体”的方式，使自身得以巩固：国王拉拢市民阶层，以此激发贵族和市民阶层之间的矛盾，从而实现遏制贵族权力、增强王权的目的。与不断增强的绝对君主制相伴而生的，是不断完善的国家官僚系统和地位日益重要的首都。法国的首都巴黎，自近代以来也便成为国王的驻地和国家管理体制的“胚胎”。
      
       对于绝对君主制所产生的影响，一方面应当承认，它增强了近代法国的国力和影响力，并推动了法兰西民族观念的发展。日趋完善的官僚体系使法国犹如一台零件精密并且高效运转的机器，很大程度提高了办事效率；在国家的培育和支持下，近代法国形成了璀璨的古典文化和优雅精确的语言，从而迅速上升至欧洲“文化先行者”的地位；对首都巴黎的重视和大力建设，在早期同样催生出对“作为一个整体的”法兰西的意识和情感。但另一方面，绝对君主制也对法国造成了负面影响。当君主政府成为社会唯一的驱动力时，个体的活力和创造力便遭到了压抑；当国家在理性的指导下，将最大效率和最优结果视为目的，从而集中力量有针对性地采取举措的时候，主流声音、首要利益之外的其他声音和诉求便遭到了忽视甚至遏制；当社会自治组织不复存在，各群体直接与君主政府建立联系时，社会内部便缺乏良性互动；由于不同群体之间缺乏了解以及良性互动，绝对君主制下的治理模式也就埋下了社会冲突乃至社会分裂的种子。
      
       这种内部冲突和分裂，首先体现在法国的民族观念发展历程当中。随着民族观念逐渐增强，形成了系统的民族话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法兰西民族的观念和话语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一系列变化的背后，则是不同群体的“话语权之争”。卡佩王朝时期，国王将自己打造成“虔诚的基督徒”，并将此解读为法兰西的独特性；随着王权和中央权力不断增强，“法兰西”的含义从国王和宗教的联系，逐渐被解读为国王和国家的联系；18世纪，贵族把自己界定成法兰西民族，为自身的存在合理性进行辩护；法国大革命期间，第三等级将自己定义成“真正的法兰西民族”；到了19世纪中叶，工人同样视自己为法兰西民族的代表。在内容方面，18世纪以来的法兰西民族话语都强调“团结”，并且都蕴含了“普世主义”的梦想。然而，藏在“团结”图景和“普世”梦想背后的真相值得玩味：事实上，每一个群体都将自身等同为整个法兰西民族，但这些群体都是通过树立“敌人”、借助共同的仇敌情绪来实现联结的：通过共同反对国王，法国贵族们建立了联结；通过共同反对贵族，广大第三等级的成员建立了联结；通过共同反对资产阶级，法国工人们建立了联结。因此，每个群体的“敌人”，在该群体的话语当中也就变成了“法兰西民族的敌人”；当一种民族话语占据主导地位时，便意味着其他群体的“失声”。法国内部的矛盾冲突，并没有因民族观念和民族话语的发展而得到根本解决。
      
       内部冲突和分裂，同样体现在18世纪末以来法国的政治环境当中。1789年大革命爆发之后，法国便在立宪君主制、共和制和帝制之间不断变换，直至第三共和国时期才基本稳定在共和制的轨道上。促成法国政体频繁更迭的原因，同样在于多元政治势力的并存，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正如一种民族话语取代了另外一种民族话语，用一个政体取代另外一个政体，成为法国人解决眼前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办法。而不同政体“轮回式”更迭的情形背后，实际上是尘封的法兰西记忆被轮番“唤醒”，以及一度被压抑的声音重新争得表达的机会。
      
       通过历史书写来弥合国家和民族的“裂隙”
      
       冲突和危机不断的环境，反过来也模糊了各群体对法国和法兰西民族的记忆和身份认同。应该认同哪个时期的法兰西，又应该认同哪个群体的法兰西？追溯并书写法兰西历史，成为人们探索这个问题的重要手段。法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书写传统，自腓力二世时期开始，国王就将书写历史作为捍卫王室利益的手段；蒙洛西耶通过撰写《论法国君主制》，为贵族群体发声；梯叶里书写的法国史，则捍卫了第三等级的利益。这套六卷本《法国通史》编者指出：历史书写除了被不同群体用来捍卫自身的利益以外，同样被用来弥合国家和民族的“裂隙”，这其中又以拉维斯和诺拉的例子最为典型。拉维斯主编的《法国史》采用“全景式”的视角，将“旧制度”时期的法国史和大革命以来的法国史相结合，并将共和理念贯穿始终，从共和的角度系统地重建“旧制度”时期的历史。诺拉主编的《记忆之场》则列举了一系列供法国人自愿寄放记忆的“场所”，通过阐述这些“场所”的特殊意义及其背后千丝万缕的联系，开展民族历史书写的新尝试。倘若拉维斯希望借《法国史》增强法国人对“整体的法兰西民族”的认识，从而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那么《记忆之场》则旨在透过多样性和统一性之间的张力，呈现出更加多面的法兰西形象。
      
       回顾法国和法兰西民族观念的演变历程可以发现，它们拥有较为清晰的主线，主线的背后则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既有连续性，也有断裂的插曲；诠释法兰西特性的，既有耀眼的巴黎，也有其他各具特色的城市和地区；组成“法兰西人”的，则是每一个鲜活存在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个体和群体。多元的特性和声音并不会使法兰西的特性变得模糊不清，因为它们始终都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组成部分。包容的心态和敏锐的感知力，既有助于法兰西认识过去和当下的处境，也有助于中国读者在法国古今之间、在中法之间进行思考和互鉴。这也是六卷本《法国通史》最大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