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复旦的时候，有“巴金研究”这门课，某天，上那门课程的同学说，他们在授课老师的带领下，到武康路巴老的寓所去了，虽只是门前走过，可他们靠近了一位大文豪。
      
       我是1985年夏天从复旦毕业来到《收获》杂志的，那时我并不知道，会在《收获》所在的“爱神花园”那架美丽迷人的螺旋楼梯里上下四十年，而且现在还在走。
      
       每年巴老生日前两天，《收获》的同事都会去巴老家庆祝，现在翻出那些年与巴老的合影，在时间流逝的声音里，仿佛仍能听见巴老的笑声。到杂志社没两年，我就跟着李小林老师看《收获》大样，有时送去武康路请她过目，遇到疑问，小林老师会扭头询问巴老。那时，我都会在心里惊叹巴老的渊博学识。
      
       回过头来俯瞰《收获》杂志曾经的岁月，肯定是色彩斑斓、波谲云诡的情景，1957年7月《收获》创刊，主编是巴金和靳以。他们二位三十年代开始就合作办了多种刊物。《收获》创刊号刊发了鲁迅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老舍的剧本《茶馆》，柯灵的电影剧本《不夜城》，还有艾芜的长篇等。“五四”一代人的文学传统和文学精神，就这样在《收获》赓续。那时《收获》属于中国作协主管，在北京印刷，在上海编辑。1959年靳以去世，此后《收获》两度停刊复刊，主编一直是巴金先生。
      
       我曾亲听《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祸起萧墙》（水运宪）、《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一弓）的作者，深情说起当年被各种批评困扰，甚至当地有人打电话到杂志社不让刊发作品时，正是巴老阅读了“争议”作品，拍板发表，他们才有勇气挺过那些岁月。巴老也曾撰文高度评价谌容《人到中年》……可以说，巴金先生一直以自己的威望与影响力，为年轻一代作家遮挡风沙，如同当年巴金受到文坛攻击时，鲁迅撰文为他挡住风沙一样。
      
       六十多年来，《收获》倡导文学的叙事革命、语言实验和审美实践的新锐变革，每逢《收获》遭到压力的时候，巴老都是杂志社的精神支柱。听小林老师说过，当年有领导找到巴老，让“管一管”甚至改组《收获》。我记得1987年，因为纸张和印工忽然涨价且涨幅巨大，《收获》陷入危机，巴老坚定地说：《收获》是大有希望的。那一年，《收获》借钱购买纸张出版，第二年归还所有借款，赢得此后的繁荣发展。
      
       巴老曾跟《收获》的作者在莫干山开笔会，还自费请他们吃饭。这令我想起小林老师说，从前每到傍晚，黄永玉、汪曾祺、黄裳他们就会到她家吃饭。那时他们都还是年轻且贫穷的文人，巴金先生家的客厅，就是他们温暖的所在。
      
       记得在《收获》创刊五十周年的时候，王安忆撰文说：“它尊敬传统，坚持美学的神圣性，但这并不等于说它要拒绝实验。它具有一种好奇的童真性格，对一切新鲜的事物都抱着探索的准备，这就使它始终呈现出年轻的面貌。其实，这也就是它的创始者巴金先生的性格。”
      
       邓一光曾讲过——1991年的青创会上，巴金振聋发聩的寄语：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听到这句话时，下面有两三秒很安静，突然掌声雷动，平复了一下以后，又响起掌声。”而镌刻着巴老手迹“把心交给读者”的油画框，一直摆放在《收获》办公室里。巴老的文学成就被研讨得很多，而巴老曾创办的杂志和出版社，对文学发展的贡献，也许值得更深入的研究。
      
       （作者为《收获》文学杂志社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