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晋
      
       第一次听到“芝加哥小子”这个词，是我在2008年第一次赴智利参加一个研讨会的时候，一个当地的学者在谈话中提及的。当时他没有做任何解释，以为我理所应当知道是什么意思。但实际上，我对此一无所知。
      
       两年之后，我才了解到这指的是一群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来执掌智利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家。当时我参加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个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课题，我负责研究那些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经济体的成功经验，其中就包括智利。
      
       众所周知，自英国工业革命之后，能够成功实现工业化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主要是西欧国家及其衍生国。这些国家地理相近、文化相通，商品、资金、人员往来便利，利于技术和知识扩散。后来日本加入了这一行列，就显得很特殊了，因为它和当时的发达国家距离遥远、文化相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广大发展中国家赢得了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纷纷致力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但多数国家还在低收入水平挣扎，部分国家取得了一定发展，但长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迟迟不能打破高收入的天花板。只有少部分经济体，能够进入高收入和发达经济体行列。
      
       这个稀有的群体包括我们熟知的“亚洲四小龙”，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早期改革开放也是受到了“四小龙”成功的启发。不过，因为有了日本的先例，“四小龙”的经验就显得没有那么特殊了。真正令我惊讶的是，这个群体还包括位于拉丁美洲的智利。智利远离所有的发达经济体，而且在经济发展政策的讨论中，拉美地区一向都是作为反例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智利能够进入高收入国家和发达经济体行列，其经验毫无疑问非常值得研究。
      
       1973年，智利军方在皮诺切特的带领下发动政变推翻左翼民选政府之后，邀请“芝加哥小子”进入政府并主管经济政策。这些深受自由主义理论熏陶的经济学家们实施了一系列市场化改革措施，如放开价格管制，降低进口关税，私有化国有企业，放松政府管制，甚至将教育和养老市场化等等，其力度之大、范围之广、速度之快，可以说是前无古人，而且明显早于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的自由化改革。在经历了初期的困难和挑战之后，智利经济走上了快车道，成为拉丁美洲人均收入最高、经济最发达的国家。
      
       智利的成功，固然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但在西方则更受追捧，被视为是新自由主义的胜利。作为一个不大不小的国家，智利想上世界新闻头条不容易。一次是2010年成功救出被困两个月的矿工，为“智利奇迹”增添了新的注释。然后就是2019年历时几周的全国性骚乱，其起因竟然是因为地铁涨价，涨幅仅相当于4美分，而当时智利的人均GDP接近1.5万美元。看到这方面的新闻，不免让人对智利经济增长的真实影响和效果有所怀疑。
      
       好在，中信出版集团的新书《智利计划——芝加哥小子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衰》对以“芝加哥小子”引领的智利新自由主义试验的来龙去脉、发展进程以及综合影响做了详细介绍和深入分析，不仅解释了智利发展中出现的悖论，也让我有了新的发现，引发了新的思考。
      
       首先，智利的全面市场化改革实际上起源于“计划”。20世纪50年代，美苏冷战正酣，美国政府担心左翼思想在南美地区扩散，专门启动了“智利计划”，让芝加哥大学培养智利经济学家，让他们在思想斗争中发挥作用。“芝加哥小子”从象牙塔进入庙堂之后，新自由主义灵魂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等人也先后到访智利，给予他们精神和理论上的支持。不过，“智利计划”的创始者估计也想不到他们鼓吹的理论真的能够付诸实践，且取得了这么好的效果。
      
       其次，智利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没有解决好社会公平问题。智利经济的高速增长确实大幅降低了贫困人口比例，从最高峰的将近60%左右下降到现今不足10%。但是描述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没有明显改变，1970年大约为0.47，与2017年处于同一水平，在以收入差距大著称的拉美地区也处于平均水平。但如果计算财富差距的话，智利的问题就更加突出了，最富有的1%的人口占据了全国47.9%的财富，在拉美地区是最高的。理论上来说，虽然精英阶层获益最大，但因为所有人的生活都改善了，这属于帕累托改进，因此是符合效率原则的。但在政治上，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这本书特别介绍了“关系平等”这一概念：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收入增加只是一方面，得到精英阶层的平等对待、公共服务的提供，甚至“尊严”，这些更为重要。而在这些方面，智利做得很不好，所以才会有2019年的大规模骚乱。
      
       第三，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的绩效及其动因，只有拉长观察时限才能给予更准确的评价。据说当年基辛格曾问周恩来总理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周总理回答说，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太近，无法对它的意义作出确切的评判。智利在全面实施市场化改革的初期，经济表现并不好，曾引起对其政策的广泛质疑。实际上，这与当时的能源危机以及美联储实施超级紧缩的货币政策引发的拉美债务危机有关，并不是智利自身的问题。更令人意外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皮诺切特下台后，历任民选政府没有摈弃之前军政府的政策，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当人们以为新自由主义获得完胜，2019年骚乱又爆发了。巧合的是，就在这一年，智利人均GDP被巴拿马超过，降到了拉美第二，2020年又被乌拉圭超过，而且乌拉圭的基尼系数只有0.4。所以，对于“智利计划”的评价，现在还不到盖棺定论的时候。
      
       经济学不是自然科学，无法做可控试验。所以研究的样本越大，越有利于总结和发现一般规律。如果这个样本还很特殊，就更有价值，因为它提示我们，可能还存在更底层的规律有待发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研究智利，因为它够特殊，而《智利计划》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