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崧杰
      
       作为一种全球性商品，玳瑁的流动生动诠释了唐宋以来海洋中国与世界的联通，展示了古代东西方海洋贸易的辉煌。
      
       玳瑁是一种风靡全球的宝石，但它的身世却鲜为人知。早在距今四千年的古埃及，来自红海的玳瑁就被能工巧匠制成戒指、手镯、盘子、梳子等各种工艺品，展现了独特的美学价值。这种美丽的宝石实际上来源于一种海洋生物——玳瑁海龟，又名鹰嘴海龟，是龟鳖目海龟科玳瑁属的海洋动物，广泛分布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亚热带与热带水域，尤其是珊瑚礁和岩礁附近。玳瑁海龟的背壳主要由角蛋白和天然色素构成，形成了黄褐色和黑色相间的美丽花纹，兼具美观与耐用性，被誉为“海中黑金”。
      
       玳瑁的起源
      
       有关玳瑁的记载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在《逸周书·王会解》中，商朝建立之初，岭南之人就以玳瑁作为贡品进献。另外，据《史记》记载，战国时期，赵国使者曾头戴玳瑁簪，手持珠玉刀剑在楚国的春申君面前炫耀。在公元前2世纪的长沙马王堆汉墓中，也发现了玳瑁制成的笄、卮、梳、篦、璧等器物。这些两千多年前的玳瑁来自何处？是否与红海沿岸发现的玳瑁有所关联呢？
      
       由产地分布上看，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亚热带及热带海域都是玳瑁海龟的生长地，其中也包括我国的南海。三国时期的吴国人万震的《南州异物志》中就有玳瑁“生南海”的记载。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征服南越国后，在海南岛上设置儋耳、珠崖二郡，其中珠崖郡下辖玳瑁县。西汉贾捐之的《弃珠厓议》中说：“非独珠厓有珠、玳瑁也，弃之不足惜。”这里的“珠厓”即珠崖郡。贾捐之的话证实了珠崖的确出产玳瑁。不过，既然有玳瑁出产，却为何又说“弃之不足惜”呢？在贾捐之看来，汉朝虽然在海南岛上仿照内地设置郡县，但官员和士兵皆难以适应当地的气候环境，乃至于“人未见虏，战士自死”。最终，汉朝于公元前82年和公元前46年废置儋耳郡、珠崖郡。那么，贾捐之所说的可以获得玳瑁的别处又是哪里呢？
      
       昔日的南越国国都番禺（今广州）是汉唐时期全国最大的海外贸易港口，来自海外的珍宝云集于此。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另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黄支，即印度东南部的港口城市甘吉布勒姆（Kanchipuram）。这表明，汉朝时就已开辟了从印度输入玳瑁等物产的海上通道。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中国商船在印度还能购买到“大秦珍物”。大秦，即罗马帝国。公元前1世纪时，罗马帝国征服了托勒密王国后将埃及纳入版图，其势力范围也到达红海沿岸。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同样证实了在印度西南部沿海地区，大量玳瑁被用于出口。除了本地出产的玳瑁之外，还有许多来自东非的阿克苏姆（Aksum）王国的玳瑁、象牙和犀角。也就是说，汉代玳瑁的供应不只依赖于海南岛上的儋、珠二郡，还存在着一条从印度洋输入的通道。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前后，一张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海上联系通道已经具备雏形，而玳瑁则成为这条贸易路线上最为重要的商品之一。
      
       或许正是因为来自南海，稀有名贵，古诗文里出现的玳瑁簪，多被用来慰藉离别。汉乐府中就有一首《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
      
       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
      
       唐宋玳瑁贸易
      
       到了唐代，由于海路畅通，络绎不绝的海船将玳瑁运回国内，玳瑁的加工工艺也日渐成熟。作为奢侈品的玳瑁饰品在宫廷和民间都备受追捧。例如，诗句“影拂妆阶玳瑁筵”“玳瑁筵中怀里醉”中提到的“玳瑁筵”，就是指用玳瑁制成的杯具、食器及各种装饰为特色的豪华宴席。
      
       公元850年，一位阿拉伯商人在《中国印度见闻录》中记载，亚丁湾的泽拉港是玳瑁的主要集散地，其中不少被运往中国。同一时期，阿拉伯旅行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在《道里邦国志》中也提到了亚丁湾出产优质玳瑁。
      
       1998年，印尼勿里洞岛附近发现了一艘名为“黑石号”的阿拉伯沉船。该船沉没于9世纪上半叶，船上载有6万多件唐朝瓷器，展现了阿拉伯与中国之间的直接商船往来。这一时期，广州成为阿拉伯商人的主要贸易港口。尽管广州可以从南海和印度获得玳瑁，但阿拉伯商船为了填满货舱，携带象牙、乳香、玳瑁等货物前往广东销售，进一步促进了唐代的玳瑁消费。
      
       宋代对部分来自海外的商品采取禁榷制度，即完全由政府收买专卖，其中就包括玳瑁、珊瑚、玛瑙、乳香等商品。由于玳瑁贸易被官方所垄断，民间商人难以从中获利，来自阿拉伯的玳瑁、象牙、乳香等商品不再直接运往中国，而是在东南亚寻找中转地，再作为贡品输入中国。在东南亚诸国中，三佛齐控制着马六甲海峡这一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交通要冲，自然成为阿拉伯商品中转的首选地。根据《诸蕃志》记载：“大食以舟载易他货于三佛齐，故香常聚于三佛齐。”由此，三佛齐成为宋代东西方商业贸易的重要的贸易枢纽。有宋一代，三佛齐在东南亚诸国中朝贡次数最多，达28次。除了三佛齐之外，还有许多东南亚国家将玳瑁、乳香等货物作为贡品运往宋朝。据《诸蕃志》，玳瑁出产于“出渤泥、三屿、蒲哩噜、阇婆诸国”。这些国家无不与宋朝保持着朝贡关系。
      
       公元10世纪，朱罗王朝在统一了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后，成为印度洋的海上强国。1017年，朱罗王朝征服三佛齐并将势力扩展到马来群岛。朱罗王朝多次派使者前往宋朝。此后，印度南部的奎隆港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中国商船必须在此停靠并换乘小船前往阿拉伯和非洲。14世纪，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描述奎隆为“世界巨港”，商人云集。
      
       总之，由于宋代对来自海外的玳瑁实施专卖，直接将产自红海沿岸的玳瑁运至中国的阿拉伯商人越来越少，玳瑁贸易逐渐转由东南亚各国及印度通过朝贡方式带到中国。由于阿拉伯商人无法再将玳瑁等贵重商品运至中国直接出售，广州对于阿拉伯商人的吸引力也开始下降。不少阿拉伯商人北上泉州，因为那里更靠近瓷器、丝绸的产地，由此也进一步推动了泉州港的崛起。
      
       在东亚的流行
      
       对玳瑁的崇尚之风还传入了朝鲜半岛。9世纪上半叶，新罗开始积极拓展东亚海域贸易，与唐朝和日本建立联系。在《中国印度见闻录》中，阿拉伯商人了解到再继续向东方行驶还有“新罗诸岛”。
      
       这里不得不提及一个重要的人物——张保皋。他出身于新罗平民家庭，曾在唐朝参军，任“武宁军小将”。返回新罗后，张保皋以全罗南道的莞岛及其周边岛屿为基地建立了清海镇。张保皋不仅打击了海盗活动，确保了海上通道的畅通无阻，还积极开展与唐朝和日本的贸易，使清海镇成为重要的贸易枢纽。从张保皋出使清海的兴德三年（828）到文兴王八年（846）的十九年间，新罗的对外贸易达到了顶峰。因此，阿拉伯商人所打听到的“新罗诸岛”很可能指的就是清海镇。
      
       新罗与唐朝交往密切，新罗妇女在发型和服饰上效仿唐朝。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新罗与中国港口频繁往来，玳瑁等奢侈品流入，主要用于制作精美的头梳。由于奢侈风气盛行，兴德王于834年下令，只有高等级贵族妇女才能使用玳瑁梳子。
      
       此外，玳瑁还传播到了渤海国。据记载，公元876年，渤海国使臣杨中远出使日本时，带去了玳瑁等珍贵礼品，令日本官员大为惊叹。他们称以前去大唐的时候，看到无数珍宝，却从未见过如此奇异的东西。这一记载表明，当时玳瑁在日本极为稀少，反映了唐代玳瑁的珍贵程度。
      
       玳瑁的流行还衍生出一些周边产品。高丽的工匠发明了以玳瑁为原料的上漆工艺，名为“玳瑁伏彩法”，即将玳瑁打碎成透明薄片，再在内面上色，使其色彩映衬而出，宛若云霞铺展，由此制作出的螺钿漆器深受王室及贵族的欢迎。奉命出使高丽的北宋使臣徐兢亦称赞：“螺钿之工，细密可贵”。
      
       宋代吉州窑仿照玳瑁的纹理烧制出玳瑁釉瓷器。位于今上海青浦的青龙镇港在宋元时期是对朝鲜半岛与日本贸易的重要港口。在青龙镇港考古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的吉州窑瓷器。此外，1976年在韩国新安海域发现的元代沉船中也打捞出相当数量的吉州窑瓷器。
      
       作为一种全球性商品，玳瑁的流动生动诠释了唐宋以来海洋中国与世界的联通，展示了古代东西方海洋贸易的辉煌。这些远渡重洋的海洋珍宝穿越了时间与空间，成为连接不同文明的纽带，同时也体现了人类对美的追求和对无尽海洋世界的向往。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